情况同矿产是稍有不同的，但是事实上，用这种办法使用的许多土地已失去它们所含的矿物质，甚至失去了它再造腐殖质的能力。在所有这些事例中，付出一些代价，是能够使自然资源得以保护的，无论是绝对的还是仅仅在比较大的程度上加以保护。商业用户用收益来衡量这种代价；用低品位矿石的价格来衡量开采这些矿石的成本；衡量复种森林，或较为有选择地砍伐木材的成本；采取水土保持措施的成本。如果社会不接受这种判断，它要有诱导或实行比较谨慎地利用资源的办法。诱导主要是采取补贴方法的形式，促使比较完全地使用资源；现在南非政府使用的对金矿征收矿区使用费的办法；或对植树给予补贴；对耕种低产土地给予补贴：对采取水土保持措施给予补贴等措施就起这种作用。另外的办法就是制订法律规定比较仔细地使用资源，规定复植或水土保持标准，对破坏这些标准的行为予以惩罚。
所有这一切都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应当为未来做些什么？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应当利用我们所想要的一切，让子孙后代自己去谋生呢？为什么认为他们未来的幸福比我们现在的幸福更为重要呢？譬如，就说人口问题吧。假设一个国家有足够供１００亿人口一年消耗的煤，为什么让２０００万人消耗５００年倒比让５０００万人消费２００年要好呢？或拿水土保持的情况来说，如果我们现在为此目的投入足够的劳动力，那么我们留给后代的土地的条件不仅像我们已经见到的那样好，而且还要好得多。但是为什么我们要为他们付出这些代价呢？或者说，在这件事情上，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对我们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不能充分享受其成果的项目投资——例如为了获得水电对拦河筑坝进行投资呢？这些问题是无从回答的，除非从我们尊重人类传宗接代的延续性这个角度来考虑。我们大部分人都有一种感情——这种感情是一种固有的本能，还是我们学到的某种东西，这不好说——这就是我们社会的未来是重要的，具体说我们每个人，笼统说我们这一代人，都应当为了子孙后代牺牲一些眼前的舒适。这种牺牲应当多大并没有衡量的尺度，因此对“什么是消耗资源的适度速度？”这个问题没有客观的答案。每个社会都必须由自己对这些问题作出决定。
在我们对当前的产量和当前的人口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查以后，我们所处的地位就更加安全了。人口和人均产量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一方面有专业化优势和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另一方面比较集中和大量使用自然资源的不经济问题。人口越多，实行专业化的机会也越多，不仅对人员，而且对厂家和工业部门都是这样。“劳动分工受市场大小的限制。”诚然，不论国家大小，国际贸易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使专业化成为可能——实际上，从另一种意义上讲，国家越小，专业化的程度通常越高。但是由于有许多活动是对外贸易无法提供的——住房、个人服务、国内运输等等——所以将来国内专业化越扩大，国内市场也越大，这仍然是符合实际的。此外，对外贸易有它自身的不利条件和不稳定性，使它同国内贸易相比较时削弱了吸引力。所有这一系列论证同样地适用于大规模生产的经济。这种经济有时候可以通过生产出口产品而得到保证，但是在许多情况下（有些公用事业），产品是不能出口的；而且无论如何，因为对外贸易的风险比较大，对国内市场实行规模经济的可能性比在投资者不得不依靠国外市场来销售其大部分产品的条件下更大。
从一个大市场得益最多的工业部门是公用事业和一些用金属进行生产的工厂，在金属生产的初期阶段尤譬如此。公用事业——运输、电力、煤气、自来水——在人口变得稠密起来时，其经济性显示得非常明显，因为公路、管道和传输线，比过去得到更充分的利用。总起来说，除了装配厂之外，制造消费品和机器的工厂企业很快就达到最佳的规模。享有最大的规模经济的工厂主要是从事金属矿石加工的工厂和那些制造基本化学品的工厂。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大得足以支持一系列的其他工业部门，哪怕一般的工厂规模不大，大部分工业部门也能从在这个国家的经营中获利，因为各企业无论是作为原材料、部件和劳务的来源，还是作为中间产品或副产品的买主，都是互相依赖的。另一方面，在农业和采矿业中最快出现规模不经济。随着人口的增加，有必要耕种不那么肥沃的土地，或对肥沃的土地更加进行精耕细作，无论是哪一种情况，结果都是收益减少。
因此，一个国家在不减少收益的情况下所能负担的人口，要看它的自然资源是否适合它成为一个金属制品和重化学产品的制造国，或者取决于它们是否基本上适合于它从事农业生产。如果属于前者，这个国家可能继续得到越来越多的收益，不怕人口大量增加，而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出现收益越来越少的日子就会早得多。我们也看到一种自相矛盾的情况，一个国家的人口与它的农业资源相比，可能是人口过剩，但是与它发展工业的能力相比，人口又不足。有些很小的国家，像牙买加和毛里求斯，它们面临的问题是，与农业相比，它们的人口实在是太多了，而同时要支持范围广泛的工业发展又太少。
因此，也不能单单因为一个国家靠它自己的土地养活不了它的全部人口，就说它人口过剩。这是有时使用这个词的另一种意义。如果国际粮食贸易不可能进行或非常费钱，或者如果人们主要从军事战略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这的确是一种有益的意义。在西欧，如果我们把每个儿童作为一个单位包括在内，如果我们把三英亩草地大致折算成一英亩可耕地，那么养活一口人大概要一英亩土地。在美利坚合众国，饮食标准大致相同，但土地的生产力低得多，因此养活一口人要两英亩多土地。其他国家的状况一方面取决于它们的饮食标准，另一方面取决于生产力。所消费的畜产品（肉类、奶、黄油等等）数量的多少起很大作用，因为从土地来说，这些产品的成本是很高的。譬如，印度消耗的热量不到欧洲人均消耗热量的三分之二，摄取的蛋白质只有一点点，但是这被土地的生产力比较低抵销了；因此印度大约用五分之四英亩土地就能养活一个人。
如果有进口粮食的可能性，那么农地的负担能力在确定人口的最大限度应是多少时将不再是决定性的。一个国家也许能够用集中力量发展其他更有价值的技术和资源的办法来增加它的收入，并且可能有意撂荒土地和进口粮食，虽然它如果必须养活自己的话也能养活自己。一个没有足够的土地养活自己的人口的国家，如果它有其他的资源和技术，也可能人口不足，因为人口的进一步增加会使人均产出增加。这并不是说，一个国家只要能够从事制造业或一些别的活动，人口就不会过剩，因为如果比较少的人口显示人均产出比较大，在制造业和农业或别的活动中人口过剩是非常有可能的。这一段要说明的问题仅仅是，在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人口过剩的时候，人们必须把一切活动考虑进去，而不只是考虑农业资源。
然而，个别国家仅仅因为它不能养活自己，确实不一定就是人口过剩，而同样的论点并不适用于整个世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对世界当前的承担能力的估计在２５亿人到１００亿人之间，按目前的增长率（每年１．２５％），世界人口在一个世纪多一点的时间里将达到１００亿人的最高数字。另一方面，我们生产粮食的技术时时在改进。农业先进的国家每英亩土地的产出过去已经证明大大增加了，而要预见未来技术进步的速度是极不可能的。世界人口比全世界每英亩土地的产出增长得快，这一事实使得许多人更加重视这样一个论点，即对任何国家来说，依靠进口粮食都是危险的。譬如，他们认为，如果英国的人口不超过２５００万，英国的前途会稳固得多，理由是，以这样的水平，人口将多得足以实际上耗尽公用事业和制造业的所有大规模经济，同时又少得足以将对外部粮食供应的依赖减少到很小的比例。不过，所有这些论点必定是以对极其捉摸不定的未来所作的推测为依据的。
还有必要说明，即便我们能够确定，如果人口减少譬如说２０％，人均产出会增加，也不能因此认为，如果２０％的人口移居国外或出生率下降，人均产出将会提高。对人口所作的这些比较是以假设人口的结构不变为基础的，就是说老人和青年的比例、男女比例、熟练和非熟练人口的比例都保持原样。但是，由于人口发生变化，人口的结构也将改变，而且并不是总是往好里变。我们已在本章第一节（一）中讨论过过渡问题。
人口过剩这个词的其余意义是指这样一种情况，一个国家的人口已经很多了，如果再增多，产出也不会增大了。这个词的第一个意义的极端形式就是这样。按第一个意义来讲，人均产出因人口增加而下降，但总产出增加；这样说来，总产出也并没有增加。天啊，人口过剩的这种极端状况，人们并不是不知道。这从依附于某些经济部门的人数过多，特别是当佣人、小商贩、打短工和从事农业的人数过多这种情况是能够认识到的。佣人的人数膨胀是因为这种经济随每个人的需要而调整，使他提供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社会风气要求每个人如有可能就雇仆人，比较富有的社会成员的家庭必须雇用大批侍从，这些侍从的地位同一条看门狗差不多。这种情况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巴巴多斯岛，据人口普查记录，那里１６％的人是当佣人的。经营小商贩的人数也很多；市场上摆满货摊，每个商贩做不了几件生意，在闲聊中几乎不知不觉就把时间消磨掉了。此外，还有成批的看门人、临时园艺工人和其他只要可能就打零工的人，一般也许一星期干一天，或者干不到一天。在农业方面，种种现象表明农场的规模都不大；一般家庭耕种的地块很小，家庭成员用不着把全部时间花在土地上。人口过多主要表现在农业方面呢，还是主要表现在当佣工、做买卖和打短工方面呢，这要看农业是由雇工经营还是由农民经营。如果是用雇工经营（如在巴巴多斯），受雇人数不会多于耕种所需的人数，多余下来的人必须要在农业以外的行业谋生。但是如果由农民经营，多余的人就要靠家庭农场生活，从事其他职业的多余人员可能为数很少。人口过剩国家的一般趋势是大地主把他们的土地租给农民收地租，而不是雇用农业工人耕种。他们这样做收入多，因为他们付给工人的工钱，比农民交租之后留下来的还要多。
已做过各种尝试来衡量这种绝对意义的人口过剩。衡量农村的多余人口，要看在作物、技术和所使用的设备一定的情况下，耕种一英亩土地估计需要多少从事农业有利可图的人员。有些作物比另一些作物费力得多；种植稻谷比种植小麦费力得多，种植甘蔗或茶叶比种植玉蜀黍、可可或橡胶费劳力。设备也会造成很大的差别，因为一个家庭使用锄头种地至多种三、四英亩地，如果使用耕畜和犁，可耕种１０到１５英亩地，使用拖拉机能种３０英亩土地或者还要多。还要记住，对劳动力的需要因活路不同而不一样；有些作物犁地时需要劳力最多，而另一些作物收获时需要劳力最多。因此，人口过剩的程度不能用一刀切的办法来估算，而必须按地区分别计算。在为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作这种计算时，用犁和耕畜种植１００英亩谷物（不包括稻谷）所需要的劳力大约为１４到２０人。印度目前每耕种１００英亩土地，有偿从事农业的人约为２７人，经过这样详细的计算，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印度的农业人口中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力超过需要。这等于约有２０００万人长期失业；所以这种现象时常被称作“隐蔽的失业”。这种现象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很少见，而在中国、印度尼西亚、埃及和东欧的许多国家却屡见不鲜。
这种人口过剩，除经常浪费劳动力以外，还会使土地的肥力下降。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牲畜吃得太多，人们养活不起牲畜，所以土地得不到厩肥。（印度农民养活不其他们现在所养的那么多的牲畜，但是因为宗教原因还是要饲养，不过土地并没有因此而受益，因为牲口粪有一半当作燃料烧掉了。）另一个原因是要使每一寸土地都得到利用的压力；本应留在森林中或应留下来用于水土保持的土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