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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在欠发达国家，边际税率常常低于平均税率——政府收入增加得比国民收入慢。这是由于在价格上涨时不愿意提高政府控制的价格的缘故。铁路运费、邮资、电话费及其他政府价格上涨缓慢：土地税如以货币来确定则落在形势后面；进出口税固定在从量而不是从价的基础上等等。通货膨胀由于在收入中所占的边际额很高，应能使一个政府富起来；但是在许多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中，价格的上涨造成了预算赤字。目前，当价格的长期趋势似乎是上涨时，税收始终应以从价而不是以从量为基础，为改变公用事业和公共服务的价格作出的安排应允许随着费用的变化而迅速作出调整。
保证边际税率高的方法是征收高边际率所得税、对需求量增加得非常快的消费品征重税和征收高边际率出口税。
关于所得税，没有多少可说的。税收的平均负担取决于在实行边际税率时的减免和折扣。因此，边际税率可为４０％以上，而平均税率仅为５％或更低。边际税率高造成的问题是它对积极性的影响。这一点虽然常被夸大，但确实是个问题。
间接税对积极性就没有同样的影响，因为人们对其没有多大感觉。因此，舆论正转向采用间接税，而不是直接税。有人认为，间接税必然不如直接税进步，这是错误的。穷人、富人和中产阶级以不同的比例消费不同的产品。只要人们使用他们的收入，如果对穷人的消费品征收的间接税低，对富人的消费品征收的间接税高，那么间接税可以同所得税一样进步。差别在于，间接税只涉及花掉的那部分收入，而所得税还涉及储蓄，但是，这种差别也可能是夸大的，因为两种税都可加以调整，使其对储蓄总额产生同样的影响，虽然对个人的影响会随着支出方式的不同而不同。
在征收间接税时，原则是对奢侈普及需求量迅速增长的其他物品，不管是否完全是奢侈品，实行高税率。在某些国家，后一类物品范围非常广泛，因为西方化的扩大使电气设备、收音机、自行车、汽车、啤酒、香烟、留声机或傢具等物品的需求量迅速增大。对批发价征收１００％的进口税或消费税可能只等于零售价格的３０—４０％。有些国家的政府不愿意收１００％的进口税，但是如果要使边际税率达到４０—５０％的话，可能需要征收不少这样的进口税。大多数国家都收进口税，但是，在与国民收入相比进口额很低或者通货膨胀抬高了国内价格而不抬高进口价格的国家内，这是不够的。在这两种情况下，如果政府要在增加的货币收入中占有一个很大比例的话，它可能需要征收一定数额的消费税和销售税。
我们已经论述过出口税与强制储蓄（第五章第二节（二））及与经济稳定的关系。原则是根据事先确定的比例增减制使征收的税随着商品价格的上涨而急剧上升。政府销售机构使国内商品价格不像出口价格上涨得那么快，这就产生差不多同样的影响。我们已经看到，有些国家，尤其是缅甸和加纳，已经用这种方法取得了巨大的储蓄。实行这种计划的最好时机是在美国出现衰退的时候。那时价格低，实际税收也低。比例增减制在衰退时期实行比在物价高时实行容易为人们所接受，而且一实行就可征收重税。
应当指出，讨论高边际税率是为了应用于不断增加的货币收入，而不只是应用于不断增加的实际收入。在最需要作出这一努力的国家内，实际人均收入根本没有增加（如印度），所以，如果政府仅限于从增加的实际人均收入中得到较大份额的话，可能永远办不了任何事情。如果实际人均收入上升，那更好，但是，同样重要的是要在不变的实际收入中，控制越来越大的一部分。不管实际收入的情况可能如何，货币收入都可能会增加。工业国的价格趋势是上升的，部分原因是通货膨胀的压力，另一部分原因是工会的行动使货币工资比生产率提高得快。工业国货币需求的这种不断增长往往使农产品价格上涨，但有些上下波动，用于出口的剩余农产品没有和工业需求同步增长，这一事实在今后几年内可能还会继续产生同样的影响。鉴于价格上涨的趋势，一个政府如果财政结构正确，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就会不断增长，不管实际收入增加与否。
如果一个政府想通过税收在国民收入中得到更大的份额在政治上困难太大的话，它通过通货膨胀可以取得同样的结果，如果这样做不会在政治上遇到同样困难的话。在欠发达国家，通货膨胀和税收具有同样的效果（第五章第二节（一））。它们使消费品从社会其他成员那里转向那些从事资本形成的人。在有人失业的工业国经济中，用建立信贷的办法为资本形成提供资金比税收优越，因为这种做法同时可以创造更多的消费品，但是在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中，即使它们有剩余劳动力，要想在很大程度上这样做是不可能的。通货膨胀与税收的差别还在于，它往往会使利润提高，因此会刺激私人企业家积累资本。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如果加以控制，对经济发展是有帮助的。如果价格的上涨速度低于利率，投机就没有利润了。因此，如果价格每年平均上涨３—４％，我们就可以收到通货膨胀为资本形成服务的一切好处，而不会造成引起投机浪潮和抛出货币的很大危险，特别是如果其间每隔三四年价格略有下降的话。此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为资本形成搞通货膨胀到一定时候会自拆台脚。通货膨胀有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当创造资本的时候，价格急剧上涨。在第二阶段，通货膨胀可能自行逐步消失，因为价格的上涨改变了收入的分配，以致自愿储蓄迅速赶上投资。在第三阶段，价格下跌，因为由于资本形成而增加的消费品已开始进入市场。只有第一阶段是危险的和痛苦的。
通货膨胀对资本形成的影响取决于通货膨胀的目的。如果通货膨胀是由于政府花钱向公务员支付高薪或进行战争，就没有理由期望通货膨胀会增加资本形成，除非那个国家有相当多的工业资本家把从通货膨胀中获得的利润作为固定资本投资，而这种情况在先进国家出现的可能性比在不发达国家出现的可能性大。另一方面，不论这个国家是不是不发达国家，如果通货膨胀是由于政府把钱花在创造有用的资产上，如修建灌溉系统，那么立即产生的效果将是这些有用资产增加，而不管通货膨胀带来的利润的情况如何。在最近的一些文章中，有些幼稚的调查者声称，通货膨胀没有增加资本形成，因为他们表明，在一些发生通货膨胀的地方（尤其是拉丁美洲），并没有增加资本形成。这样来概括通货膨胀的影响是不明智的。用于破坏目的的通货膨胀产生破坏性的影响，而由于为加速资本形成而创造货币的通货膨胀则加速了资本形成，苏联、日本或每一商业周期的上升阶段的情况都是这样。
某些国家无论从经济上来说还是从政治上来说，创造信贷的能力比别国强。在经济方面，有关的问题是：谁将获得通货膨胀的利润及他们用它做什么？花在消费上、进行商品投机、创造新的固定资本、储藏起来还是购买公债？消费品的产量能否迅速扩大？或者通货膨胀的第一阶段是否会很长？它是否是这样一种经济，即基本必需品的价格很容易控制，而不会使黑市大大增加？是否会有使需求膨胀转变为成本膨胀的强大的工会运动？能否使外汇形势得到保障？是否有高边际税率把通货膨胀带来的货币收入的５０％一出现就吞掉？各国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大不相同的，结果是，创造一定数量的信贷在一个国家会使价格上涨１０％，而在另一个国家可能会使价格上涨一倍。对通货膨胀的政治反应也是大不相同的。
在某些国家，从政治上说，政府必须采取措施来大幅度提高实际收入，即使这样做会引起某种程度的通货膨胀，因此，通货膨胀可能是政治生存的条件。在另一些国家，公众在最近几年内已受够了通货膨胀的祸害，因此希望政府严格控制货币供应。因为通货膨胀主要取代了税收，所以是否采用通货膨胀方法的决定主要是政治决定，必须根据各种不同的政治方案来作出。
反对通货膨胀的一个最有力的政治理由是，一旦承认了采用这种办法的可能性，就无法相信政府会知道把界线划在哪里。奉行预算必须平衡的原则的最大好处是，它使财政部长能够在内阁里约束他的同事。他们可能十分雄辩地为扩大某种服务申述理由，但是只要财政部长的预算必须是平衡的，他的地位就是无懈可击的。一旦放弃这一原则，对政府开支还有什么控制呢？解决这一难题的一个办法是有两个预算，一个预算的经费只能来自岁入，另一个预算只包括那些迅速增加产出的服务（尤其是用于土地开垦、乡村水利、培训设施和农业推广的开支，）它可通过建立信贷来获得经费。但是，这并没有把问题全都解决了，因为随后就可能对什么应转入第二个预算发生争论。什么行政手段都不能使政府摆脱既要勇敢又要克制的必要性。
除了税收和建立信贷以外，另一个岁入来源是政府机构中的小额储蓄，其中最重要的是邮政储金局。在那些为这一运动作过努力的欠发达国家内，各种小额储蓄，包括合作运动中的储蓄和友好团体中的储蓄，数额各不相同，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零到２％左右都有。毋庸说，促进这种储蓄是多么重要。对储蓄者来说，这种储蓄表示独立、自尊和有备无患，这一点甚至比这种储蓄对国家财政问题作出的贡献更为重要。在这方面，取得最大成功的国家是日本，据估计，那里的小额储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高达８％。这无疑是值得效法的榜样（第五章第二节（二））。
最后，还存在着在国外筹集资金的可能性，不管是靠赠款还是贷款。有些国家这样做的条件比别的国家好。但是，把欠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前景似乎并不十分光明。非洲和亚洲（不包括中国、日本和苏联）的年国民收入加起来为７５０亿美元。这个数字的１％为７．５亿美元，远远超过现在流入那两个洲的所有外国投资和外国援助。如果要使那两个洲的资本形成达到占国民净收入的１２％，所需数额远远超出任何可能的外国投资或外国援助。因此，不管这些国家能从国外得到什么，如果它们要想取得很大的进展，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
没有理由怀疑，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如果愿意的话，是可以大大增加资本形成的。摆在它们面前的是苏联和日本的榜样，这两个国家的实际人均产出上升得比别国快，即年率为３％左右，而居第二位的美国，不到２％。自１９２９年以来，苏联一直是那个速度，而日本自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也一直是那个速度。（产出增加同消费增加是不一样的；由于用于国防和资本形成的产出大量增加，苏联１９３９年的人均消费水平并不比１９２９年高。）这种高速的增长同人们生活的每个方面发生的变化都有联系，包括净资本形成每年的年率达到１５％以上。在这两种情况下，通货膨胀和高税收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苏联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业化上，同农民进行斗争，而不是教他们如何提高每英亩的产量。在１０年的时间内，它的大规模工业产出增加了两倍，而农业产出的增长速度仅略高于人口的增长速度。这种不平衡造成了物价猛涨，在１０年时间内，物价差不多上涨了６倍。日本人比较明智，整个说来，他们的产出增长很快，同苏联差不多，但是他们对工业和农业予以同样的重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３０年内，他们的人均农业产出增加了一倍。但是即使如此以及大量征税，他们的价格在这一时期内也只涨了一倍。看来，如果没有某种程度的通货膨胀，要达到这种高度的资本形成率和增长率是不可能的，因为除此以外，要达到为１５％以上的净资本形成所需要的税收和储蓄水平是做不到的。但是，如果政府和人民都抱有经济增长的目标，即使没有通货膨胀，通过税收和自愿储蓄，要达到１０—１２％的资本形成水平仍然是可能的，而且应当更易达到，因为在那两国的经济中，都存在着剩余劳动力，这使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