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宫装妇女怀抱琵琶，题诗有云“惑乱君臣几千般”，下面还有一弓一兔。大学有位老同学爱看奇书，视《推背图》如同宝书，与我闲聊，就说起上面所说的那张图和图中所绘那个妇女。我说，三千年前，中国第一个讨伐纣王的文告就说“牝鸡司晨，惟家之索”。三千年后还是这个问题。那个女的就跟江青一样。另外我们当时都认为搞得声势很大的“批林批孔”是“另有所指”，实际上是上海派在反周。上海《文汇报》整天大批周公、批秦朝丞相李斯。已经是图穷匕首现了。
老同学把《推背图》拿走了，他又借给一个文化馆的干部。那位把《推背图》放大复制了。后来这位文化馆的又当着样板团的骂江青，让“板团”的人给告了。此时正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什么“手抄本”、“追谣言””、“小道消息”、批“文艺黑线回潮”都出在那个时候。文化馆干部的那件事引起高层的注意，抄了他的家，《推背图》复制件出现了。那是个草木皆兵的时代，这自然是个了不得的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了。于是由他追到我那老同学、老同学牵扯到我。1975年春节过后的一天，他慌里慌张地到我家。对我说：《推背图》出事了，公安局找了我，我顶不住了，只得把老兄交代出来了。我对不起你了，以后再补报罢。完后匆匆而去。还算好，他给我一个信，我把一些对“评法批儒”不满文字处理了。不久又有一位搞点创作的老同学找我，说北京文联召开的“业余作家创作大会”上，市里负责文教宣传领导去讲话了，说“北京有几个反革命分子攻击和咒骂江青同志”。我想他指的就是我们这档子事。
过了正月十五我到房山上班，第二天房山县公安局、文教局联合把我运到县里，3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社会基础》，文中大谈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3月4日被房山公安分局正式传讯，22日，转送到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关押，并转拘留。一直拘留到1976年5月10日，“市中法”正式逮捕我。法院说：你的问题与“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差不多，都是分裂党中央（指我说的“批孔是上海派反周”。一个平民百姓有什么能力“分裂党中央”？真是笑料一样），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批林批孔运动。并说“为了配合打击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对你实行逮捕、你签字吧”。这在实行法治的今天，会被视作笑话的，可是在当时，这些是说得义正辞严的。仿佛处理惩罚一个人，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而是由于政治形势的需要。
1976年7月26日，把我从半步桥用小吉普拉到“市中法”（当时“中法”还在刑部街，现已拆），先是在一个小屋子候审。小屋子另一端还有个小姑娘在啜泣。我很好奇，看她也就二十岁左右，就问：“什么事？”她停止了哭，回答“天安门事”。我说：“怎么这样早就到法院了？”她说，似乎法院找她来证明什么。
一会儿，法警把我带到一间不大的办公室。一位女审判员向我宣布（76）中刑反字第46号“刑事判决书”。判决书中说该院查明1972年到1973年伙同反革命分子章某“互相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批林批孔运动”于是，“罪行严重，性质恶劣”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
然后送回看守所，度过上诉期后，送到“一监”。这已经是8月中旬，不久9月9日，毛主席逝世。本来我所工作的房山县要9月10日开全县的批斗大会，已经准备了一个多月，因主席逝世而取消。10月6日，“四人帮”垮台。因为我的问题较为单纯，监狱管理人员大多也知一二，对我的要求逐渐放松（例如可以请求多接见等）。但当时北京市领导人说“10月6日以前反对‘四人帮’的还是反革命”。所以我们这类的案子一直压着。直至实在压不住的1978年。
很难删除的记忆
三年多的生活仿佛人生一场噩梦，但总有几件事不能忘怀。
地震：判决之后，又回到K字楼，转入关押已经判决犯人的号中。两天后，即7月28日凌晨，唐山大地震。那真是惊心动魄，大地在颤抖，K字楼剧烈晃动，铺板来回倾斜，铺上的人们滚来滚去。室中暖气片，甩出一尺多远，上面的茶缸掉了一地。人们惊醒了，一个个呆如木鸡，很长时间缓不过劲来。后来听到许多号的犯人狂敲铁门，大喊大闹，这些大多是因为“四五事件”而被抓的年轻人。他们进来的时间不长，恐怖盘踞在心头，遇此突变，不知如何是好了。其实筒道中已经空无一人，没有任何回答或制止。跟着就是下起了大雨，余震仍然不断。为了防震，北京人都住到房子外面的防震棚里。我旁边一位所谓“头号苏修特务”，中共八大时任翻译组组长的老先生，他被判15年，因为涉外，一直没有去监狱，而是在看守所关押服刑。在屋子抖动的时候，老人用一条破毛线毯子折成一个枕头似的，顶在他那没有几根头发的秃头上，紧靠在墙角，对我说：“老王，房角处安全些。”我给他泼冷水说：“没用的。那么厚的水泥墙。小小一块毯子管什么用？睡觉吧。现在全北京的人都在雨地里躲地震，惟有我们这些犯人却踏踏实实地在屋子里安心睡觉。”后来，他让我给他背唐诗，他用俄文翻译。这位从中国中央大学中文系毕业、又从高尔基大学俄文系毕业的博学老人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后来听说他去了澳大利亚。
审讯妙语：70年代人们基本上没有什么法律意识，虽然判决书上照例说“特依法判决如下”，但“依”的什么“法”，不仅被判决人不知道，恐怕谁也不知道。因为文革中“公检法”已经被砸烂，“法律”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历史学家唐德刚说当时是“两部法律（《宪法》与《婚姻法》）治中国”，实际上连《宪法》也已废止。1975年初“四次全国人民大会”才通过了新宪法。“依法判决”不能说“依”《宪法》吧。
有的预审员和审讯员除了说些套话外，有时也说点令人难忘怀的话。例如，一次新审讯员对我说；王学泰，我们俩人没冤没仇，你也没有把我们家的孩子抱到井里去。今天我审讯你，是因为我挣这56块钱。我觉得他很真诚。
有时审讯员也很困惑，从判决书来看，我当时就是个“言论问题”，而且就与一个人说的。有一次，审讯员说我不敢交代问题。我说有什么敢不敢的，不就是这些话吗？他说，你以为这是小事，这就是反革命活动！就是进行反革命宣传！制造反革命舆论！我问，如果与别人说话就是行动，那么言论与行动怎么区分呢？他回答：你自己与自己说，别人没听到，才是言论。
有一次我问预审员，《宪法》也有保护“言论自由”的条款啊？审讯员回答：“那是保护人民的言论自由的。你是敌人，当然不保护你的自由。”我说：“我本来也是人民。”他回答：“你看看你那些言论。你是人民？人民有你那样说的吗？从言论来看就证明你是敌人！”这真是“互为因果”。因为你是“敌人”，所以不给你言论自由；而“敌人”的定性又是根据“言论”。
化脓性脑膜炎
77年秋末，我还坚持洗冷水澡。一个星期四，洗完后，觉得有点冷，感冒了。我以为第二天就会好了。没有想到第二天发烧，头痛，脑袋像要裂开一样，体温飙升到摄氏40度以上。同组狱友经过请示把我背到监狱卫生所。到卫生所不久，便人事不知了。当我醒来的时候，眼前一片光明，满眼都是纯洁的白色。这时一个亲切而美丽的声音说：“他醒了”“他醒了”。在狱中两年多了，很少听到异性的声音，因此护士亲切的声音特别具有穿透力和抚慰力。这时才发现我臂上的吊针和手腕上冰冷的手铐和一位中年男子。旁边伺候我的护工（也是犯人）称中年人为“姚队长”。姚队长说：“王学泰，你昏睡了三天了。当时你人事不知，给你打吊针，你就给拔了。两三个人都按不住你，我们只好把你铐在铁床上，现在你清醒了，可以把手铐解开了。”
这次患病真是死里逃生。后来得知，星期五下午我到了监狱卫生所，那里幸亏有一位跟我在一个中队待过的医生。他是学西医的，但中医也很好，会针灸。他因为基督教入狱，判五年，快到期了，所以到卫生所从事医务工作。星期六我已经昏迷了。医生查出是大脑的问题，提出把我送到公安医院治疗。可是适逢星期六，监狱长回家了。狱中犯人离开监狱必须有监狱长签字准许。没办法，这位医生用针灸给我控制两天，直到星期一，监狱长回来，才送到公安医院，侥幸活了下来。
护士对我说：“化脓性脑膜炎不得了啊，弄不好会记忆丧失的！”我悚然而惊。赶紧打开带来的笔记本，默写背过的文章和诗词。不错，虽然头还稍微有些痛，三四天下来，也默写好几百首，看来脑子还没有太坏，凑合能用。以后的几十年，我还主要还是靠头脑谋生的。我想：上帝的安排也许真是合理，当我身强力壮，能背200斤麻袋的时候，让我修理地球、干体力劳动；当我“及壮”以后，身体差了，精神日衰，改为脑力劳动。
平反现场
1978年10月20日下午2点半，在“一监”的一间大会议室里，屋中有张乒乓球案子，周围坐着四五十人。有许多是监狱中的监管人员，可能我是较早平反的，监狱管理人员觉得很新鲜才去旁听。
案子对面坐着一位四五十岁的中年干部。开始进入程序，他问：“你叫什么？”然后是一连串的例行问题。问过以后，这位干部站起来说：“你也站起来。现在宣布‘市中法’‘（78）中刑监字第549号’‘刑事再审判决书’。”我知道事情要改变了，静听他的宣读。“判决书”中除了复述1976年的判决外，又说“经再审查明：原判认定申诉人王学泰（实际上，我没申诉，申诉的是我那位同案）‘于1972至1973年间，伙同反革命分子×××互相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批林批孔运动’等具体内容，主要是针对‘四人帮’的，其中虽有有损毛主席光辉形象的错误言论，但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因此，定反革命罪不妥，应予纠正。据此，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76）中刑反字第46号判决书。二，申诉人王学泰无罪，予以释放。”
宣读完毕，全屋鸦雀无声，过了一段时间，那位宣读的干部说：王学泰，如果你没意见就签字罢。他看我迟迟不肯签字，就说：“你对这个再审判决有意见吗？”我说：“我不同意这个判决。”许多人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
我说：“你们这个判决书中用语有矛盾。前面你们说我的所说，主要是针对‘四人帮’的，后面又说我‘有损毛主席光辉形象’。谁才损害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呢？是‘四人帮’。你说我‘针对四人帮’，那我就是维护了主席形象；你说我损害了主席形象，就不能说我针对‘四人帮’的。”
当时宣传上都这样说，实际上它是个悖论，然而，谁也不敢说它错。而“市中法”认为我只要抓住你过去话中的瑕疵，你就不能说那时抓你毫无道理。其实这反映了刚刚开始平反“冤假错案”时人们的心态。一些执行的干部对这宗工作的意义和中央的意图是不理解的。其实当时推动平反冤假错案的领导有两个想法是讨论得不充分、宣传得也不够的。一是创造一个与极“左”路线完全不同的新的政治局面。一是今后不再以思想言论治罪，创造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政治文明。
执行者对这些不理解，就表现在，他们总想抓住一些被平反者的只言片语，以证明过去的工作不是完全错了。这是很荒唐的。例如在我的问题上，他们抓住我说过一些老帅被整是由于他们“功高震主”。“市中法”的说，你把毛主席比作皇帝，你这还不是损害“毛主席的光辉形象”？我们在这句话上辩论了几个回合，那位“中法”审判员很不高兴。我又挑出“判决书”中的另“一个错误”。我说“既然如你们说我的错误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那为什么写到判决书中去呢？照列宁所说只有两种人没有错误，一是没有生出来的人，一是死去的人。8亿中国人谁敢说一点错误没有呢？如果照你们的做法是不是要给每个人都发一张判决书呢？”这个质问使得审判员容忍不下去了。他说：“王学泰，你想一想，你感谢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吧，否则你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