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有意义，才有关，才在理。如果工人阶级对阶级压迫和剥削没有切身体会，马克思主义对他们就是身外之物，毫无意义。如果结构和解构主义不帮助我们认识隐含的社会力量和结构，我们干吗要了解结构和解构的操作方式？社会理论的意义是解释现实，洞察实践，而现实和实践都是通过个体存在的。女权主义理论的真正意义就是：因为这种理论谈的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是个体的存在在性别造成的压迫和不平等的制度中的位置，是女人生活的经验和在经验表象下的社会机制、结构、意识形态的综合作用。女权主义从个人经验出发，达到对社会、历史、意识形态等等本质的认识。从个人经验，个体存在出发，是女权主义的分析策略。正如女权主义响亮地宣称：“个人的就是政治的”。
1998年，我在国内，几个所谓诗人名流正在吃饭，就顺便把我邀过去了。席间酒水杯盏之间，某位心怀莫名其妙的目的人突然说：“沈睿现在是女权主义者了！”本来是热热闹闹的吃喝玩乐突然安静下来，席间有三四位女士，看得出来她们与这些名流都有特殊关系，也都以有距离的目光看着我，好像我突然成了阶级异己。那位据说是中国的叶塞宁的诗人突然站起来，大声宣告：“女权，什么女权！女人永远不可能有权，因为她们永远得在下面。”他很得意，似乎说出了真理。这种赤裸裸的性暗示，在酒醉微醺之后，也许不是过于粗俗，但是何其太雅！我觉得悲哀，悲哀的是某些中国知识男性对女性理解的浅度，对他们自己理解的浅度，甚至对人类美好的性生活的理解的浅度！我忍不住说出了我一生最为公开的对性的观念。我平淡地说：“女人只能在下面吗？那你的性生活也太单调无聊了。”中国的叶塞宁或许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话，激动地拍桌子大叫：“难道女人可以在上面吗？难道可以吗？”我说：“你没听说过台湾妇女的口号吗？‘不要性骚扰，要性高潮。’”我左右环看，那席间的女性都很鄙夷地看着我。台湾女性的立场是女性的性主动权。女性不仅仅是男性的欲望对象，女性是自己身体的主人。可是面对这些无法说通的人，我离开了，觉得实在说不下去了。
正是这些经验使我进一步走向女权主义。我决定不仅要研究女权主义，还要拿一个妇女研究的学位。2001年，我获得了俄勒冈大学妇女研究学研究证书学位。这是一个类似副硕士学位的学位，是俄勒冈大学妇女研究系颁发的最高学位。
2001年6月16号，我特地回到俄勒冈大学，参加妇女研究系的毕业典礼。在美国我得到了硕士、博士学位，但是我都没有参加毕业典礼。可是，我特地去了妇女研究这个学位的典礼。因为对我来说，这个典礼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那天妇女研究系共有20多位本科生，6位研究生取得学位。典礼上，系主任请每个人谈一谈你为什么选择妇女研究为专业。我坐在人群中，心潮起伏。我想到自己作为女儿、妻子、母亲的40多年的生活，想到中国的女诗人伊蕾，那位以写《独身女人的卧室》而闻名的伊蕾。
我跟伊蕾并不熟悉。我们只见过几面，连朋友都算不上。1990年的冬春，伊蕾不速来访。我当时并不知道她的人人皆知的故事。由于丈夫还没到家，伊蕾和我有了单独相处的一两个小时。伊蕾对我讲了她那时的丈夫——某作家——因与什么少女有关而犯罪的事。伊蕾一边说，一边哭。我问她为什么不离婚。伊蕾说，她不想离婚。“是多么难找到一个男人！”我听了后，默然。这就是我们这些男女平等思想中长大的女性的命运吗？伊蕾叹气，“沈睿，我三岁的时候就老了。” 伊蕾就这样离开了中国。
1995年夏天，我回国去看孩子。伊蕾也正从俄国回来，正好来我家。当时的什么小报说她正在做生意。我问及她的生活，她说那些谣传都是胡说八道。她的确在努力赚钱，一个独身女人要养活自己啊。她开着玩笑。她问及我在美国做什么。我说我在学女权主义。不过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学下去，因为没有奖学金，可能就学不了了。伊蕾一把握住我的手说：“你一定要学下去！我赚钱给你去学习，沈睿你记住，你不是给你一个人学的。你是为我们所有人去学的。”伊蕾的手突然紧紧地抓着我的手，她抓得那么紧，我感到她的手的压力和她的语气的急迫。
2001年夏天的那个下午，我站在了俄勒冈大学妇女研究系典礼上，接过了我证书，讲述了伊蕾的故事。自那次一别，我就再没有和伊蕾联系过。那刻，我站在那里，呼唤伊蕾。我说：“伊蕾！我得到证书了！伊蕾，你听到了吗，我拿到证书了！我是为我们学的！”
回顾上30年中国女性的精神历程，我想，是有一大批知识女性从不同角度走向了女权主义。我们几乎都是从个人出发的，个人的经验构成了我们精神历程的基础。我们从小被教育相信男女平等，相信我们与男性一样。我在唐山地震前一天的行军就是一代女性这个信念的象征。然而，生活现实，特别是日常的生活现实挑战了我们的信念。我们一个一个地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成为了女权主义者。
在中国，女权主义者活动领域目前主要是学院、新闻出版和文艺工作者。特别是在学院，如果在图书馆查一下近些年出版的书的目录，博士和硕士论文的目录，我们会发现女权主义者在女性知识分子中的扩大每年都是以倍数增长的。北京国家图书馆目前（2006年2月）在女性主义条目下共有191本书，只有7本是1994年我离开中国之前存在的，其中三本是硕士或博士论文，从没有正式发表过。仅2004年一年，44个条目包括书和论文出版出现。由此可见女权主义思想在学院和出版界的发展状态。
每个写了以女权主义为条目的书的作者都由自己的道路走向女权主义，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历程的一部分。
楚树龙 从“保守主义者”到“自由主义者”
楚树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际战略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央电视台国际报道顾问，中华美国学会理事、中国亚太地区学会理事、中美关系史研究会理事、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中国委员会理事、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著有《接触与防范：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冷战后中美关系走向》、《国际关系基本理论》等，合著有《国际关系学概论》、《留学美国纪行》，主编有《跨世纪的美国》、《世界、美国与中国》等。
我的信仰是这样炼成的
在做人方面，我一直是一名中国人、一名中国的北方人。我的原籍是吉林省通化市。虽然因为外表，有些人说我像南方人，但我是一个地道的北方人，东北人。我不在意国内对东北人有多少好的或不好的评价，我具有的就是东北人的性格，比较直爽、直接，讲究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不拐弯抹角，也不掩饰太多，有话就说，有什么意见就发表。
在做学问方面也是这样。我信奉那种做学问深入浅出的精神。探讨问题、研究思考可以很深，但表达出来应该很浅，让人家懂，所以我写东西、讲课、讲演、接受采访等表达时都很简单，几乎到了白话的程度。要深入浅出，要直接，不要拐弯抹角，欲说又止，更不要是是非非，说的和要表达的意思不一样，说假话，这些我是反对的。所以，做人做学问，我是北方人东北人的性格，有不利的一面，但是我认为，真诚还是人最重要的，是现代化的需求，其实也是全球化的需求。过去人类生活节奏比较慢，你拐弯抹角不直接别人可能能猜到，也有时间猜；现在世界是竞争的，全球化节奏很快，所以还是直接表达，可能有时候显得粗鲁一点，这我还是注意的，尽量不粗鲁，不骂人，不说脏话，不说土话。东北土话那些不好的词我克服，但口音我不忌讳。也不是说南方人做人做学问不好，各有优势嘛，我就按照东北人这个性格去做人做学问。
1965年我上小学，但是，1966年，我们就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期间没有条件好好学习。所以我常说我们这一代是失去的一代。所谓失去的一代，就是我们那时候没好好学习。“文化大革命”时，学校秩序很乱，也没条件好好学习，学些没用的，搞运动，那是个不讲学习的年代。我爱学习，对政治活动不感兴趣，曾被学校定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当时只能自己找书看，但是能找到的书也不多，工科是《电子集成电路》，《晶体管集成电路》等，更多是的看文科的书：历史、哲学、文学。初中我就看了《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中国哲学史简编》，这些当时都是北大正式的专业课教材；马列著作我也读了很多；文学方面，比如那些中外小说，《林海雪原》、《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等等，包括诗歌。
高中时，我曾在学校组织过一个特别有名的马列著作学习小组，不但一起学习，我还给同学们讲，所以自己读了很多。坦白说，马列著作我当时读得并不很懂，尽管我还给人家讲。但是，它在我心中扎下了根，以后我反复学习、理解，对我影响很大。《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等书，我都从那时一直保留到现在。这些书有些我带着到部队当兵，到大连读大学，到北京读硕士，到美国读博士，最后又带回国。
我读这些书，绝不是跟潮流，而是因为信仰。我到今天也信共产主义，我认为当时马克思、恩格斯讲的是实话，他们是严肃的学者，而且，他们是伟大的学者。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创作《共产党宣言》时，资本主义生产力很不发达，全世界（包括资本主义最早的英国）多数人都很穷。就像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写的那样，当时的工人阶级生活得很悲惨。他们创立共产主义的目标是为了找到一个使大多数人不这么穷的办法。至于各国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走了多少弯路，那是以后的事；共产主义创立时的动机、目标都是良好的，为了多数人的利益的，是神圣的。我18岁入党，到现在快30年了。我爱唱卡拉OK，经常唱《国际歌》，我非常喜欢这首歌的歌词。我认为它是正确的，是人类的伟大理想，至于什么时候能够实现，那是另外一回事。
小时候，对人生、对未来也有一些规划和理想。我的理想是从小学三年级看《参考消息》就开始逐步明确的。所以，真正对我有影响的不是书，而是《参考消息》。与现在不同，那时候的《参考消息》必须县团级以上才能订阅。我父母都是工人，当然没有这个资格。我一个同学的父亲是处长，我一去他家玩就借机看《参考消息》。人家家长看我这么喜欢看，以后就每天从单位看完带回家给这个同学，同学第二天再带给我。我就通过这种比较迂回的方式看，这完全是一种兴趣的吸引。当时不像现在，报纸也不多，与当时的《人民日报》、《吉林日报》相比，《参考消息》关于世界的消息多一些，是一个看世界的万花筒，什么都有。它培养了我对世界的心胸、视野、兴趣，朦胧中就希望今后可以做外交国际关系。最初隐隐约约，后来就非常明确地定了两个理想：第一，专业上我要选择国际关系、军事这类的；第二，我要来北京。其实，我直到研究生复试之前都没来过北京，当时只是简单地以为做国际关系或军事研究就必须来北京。
问学之路阴差阳错
1976年高中没毕业，我就选择了当兵。作为一名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这段军队的经历对我以后研究国际关系有直接的帮助和影响。当时不能考大学，高中毕业一般是下乡插队，所以，当兵也是最好的出路。当时学校的好学生很多当兵，我一直是好学生，班、年级、校学生干部，所以当兵也是当时自然的选择，最好的选择。我前后有8年的军龄，从战士到干部到军事院校教员，对我后来理解、从事外交国际关系、特别是安全问题研究起了基础的作用。
大学阶段是每个上过大学的人一生最难忘的时期，也是实现自己理想的最佳时机，但当时我既没能学习国际关系专业，也没有能够来到北京。人生一半的事情不是计划的，所谓时事比人强。人要努力，但是一生中，包括事业、恋爱、婚姻，都得讲缘分、机遇。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允许我们报名。我复习的时间前后加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