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三〕见《汉书》司马相如传，其实消渴乃今日的糖尿病。参看《医剩》引王世懋《二酉委谭》。
〔注四〕李白《流夜郎赠辛判官诗）：“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六贵同杯酒。”
此诗中“花柳”乃指花街柳巷。“花柳”当病名来用始自日本人。
〔注五〕孙思邈（唐人）《千金要方》：“治阴恶疮，以蜜煎甘草未涂之。”又窦汉卿（宋人）《疮疡经验全书》：“霉疮由于与生疳疮之妇人交合，薰其毒气而生。”这些记载都充分表明了中医那种“医者意也”的妄断。
其实唐宋人此类文字只是指风疠疥疮风等病而言，并不是梅毒。
〔注六〕其他关于梅毒的史料，明清两代很多。重要的有《人身图说》，韩悉（对不起，不会打，上矛下心）的《杨梅疮论治方》，鄂尔泰奉敕撰的《医宗金鉴》，嘉约翰的《花柳指迷》等。
〔注七〕《霉疮秘录》的作者，在他的书中“总说”里写道：“余家世业医，自高祖用和公至不佞已八世，方脉颇有秘授。独见霉疮（即梅毒）一症。
往往处治无法，遂令膏梁子弟，形损骨枯，口鼻俱废。甚则传染妻子，丧义绝育，深可怜惜。于是遍访专门，亦无灼见。细考经书，古未言及。究其根源，始于午会之未，起于岭南之地。至使蔓延通国，流祸甚广。”
〔注八〕《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束哲《补亡诗》：“文化内辑，武功外悠。”
〔注九〕《书经》“周官”：“立大师、大傅、太保，兹唯三公。”《汉书》“百官公卿表”：“太师、大傅、太保，是为三公。”又《姚氏纪事编》：“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三月上谕：‘严禁五圣庙，革除太保。’”
〔后记〕这篇文章原登在《文星》五十八号（一九六二年八月一日）。同年十一月十二号，我同尚勤逛台北牯岭街的书摊，她发现一本美国海贝植（LeRoyF。HeimurgerM。D。）的《梅毒详论》（Syphilis），是民国十三年中华医学会发行的。书前有一章《梅毒的历史》，其中一段话可资参考。
有谓中国古代史上已载有梅毒之病症，在西洋史上首先发表者为香港法国领事Dabry氏，时在一千八百六十三年。氏又谓在那稣降生前二千七百三十六年之黄帝所著内经内曾引述之，但王占民医士则谓其无据，且谓中国古代之医学书上从无论及梅毒病之只字者。（页二） 附录 李成先生来信
李敖先生：
先生一向主张西化是全盘的，其间没有选择的余地，准此，则梅毒也非接受不可，但，依逻辑：与梅毒全盘连在一起的，还有六0六、九一四、盘尼西林，乃至染了性病，可获免费（国立医院）的治疗，并将由何人传染过来向有关当局告发，俾便强制传他也来接受治疗。这类在欧洲多国行之已久的立法，也是全盘与梅毒连在一起的，先生似应强调一下，俾读众可窥全豹。
同理，“太保”也全盘接受了，然而人家从教育、宗教、家庭等等方面如何苦口婆心劝化太保，这方面的措施，也是全盘属于大保问题的，也希望先生多多研究。
又如对于异己思想的容忍，也是全盘民主风度中的重要一环，西化论者似宜特别注意。
至于西化可否选择问题，自是见仁见智，一时似乎难获结论。
但正如先生所指出我们老祖宗善于内法外儒、夜行采纳之类，现在我们的“老前辈”本领也不小：当此国破家亡的时候，他们可以选择人家殖民地住下，享受人家的法律保护、人权保障、言论自由；然后，拿美援、办书院、接受殖民地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一面放言高论传统道说国史之重要，慨叹于人心之不古，“中华民族花果飘零”，一面可以纳女学生做姨太太，还可以用美援送她去美国留学，这种选择，真深得中体西用之妙呢，你能说他们不是圣之时者么？
西化应全盘，还是选择，真是难说，先生以为如何？
读者李成十月二日香港
论“处女膜整形”
打开报纸，常常可以看到两种奇妙的广告：一种是“警告逃妻”；一种就是“处女膜整形”。
所谓“处女膜整形”，只是这一类广告的通称。它的表达法有多种，比如：
一、处女膜整形（一九六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征信新闻》）
二、处女童贞回复（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七日《中华日报》南部版）
三、整形瘤菜花无痛复原形（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七日《中华日报》南部版）
四、处女膜修补（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自立晚报》）
五、处女整形（一九六三年九月八日《民族晚报》）
六、妇产整形手术（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五日《民族晚报》）
七、阴道整形（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五日《民族晚报》）
上面随手所举的这些，名目尽管有典雅派、通俗派、写实派或印象派之分，可是实际上，所指的都是一回子事。
这回子事，真可说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大事、国粹史上的大事，也是世界上古往今来（文明的国家也好、野蛮的部落也罢）
绝无仅有的妙事。
别看这回子事在报纸上只不过是个经常露面的小广告，它所表示的意义，著加以分析和讨论，足可激发对传统阴影的新认识，并且对真现代化和假现代化的不同，有一个具体的了解。所以我不能锗过这个好例子。但因为题目太大，牵涉的范围大广，这篇文章只能算是粗枝大叶的一个概论。
在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中，有一个重要的主义，它曾被人信奉遵行，却未曾被人一语道破，这个主义，我把它定名为“处女膜主义”。 论“处女膜主义”
所谓“处女膜主义”，用抽象的字眼，就是“处女主义”。
“处女”，照传统说法，它的定义该是指没跟男人性交过的女人。这个定义，除了对那稣的妈妈不适用外，按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正的麻烦出在对“处女”的鉴定上面，传统的鉴定办法很简单：只是看处女膜破不破、出血不出血，不破身不出血的，就被看做非处女。反之，就是“守礼谨严之处于也”！
这种鉴定，在章太炎的老师俞樾的《右台仙馆笔记》里，曾描写出一个范例：
直隶永平府某县，其地闺范极严。凡女子初嫁，母家必使侦探。成婚之次日，夫家鼓乐喧阗，贺客杂沓，则大喜；若是日阗然，则女家为之丧气，女之留否，唯大家为政，不敢与争矣！积习相传如此，虽其意固善，然亦敝俗也。有王姓，嫁女于李氏。却扇之夕，李以新妇貌陋嫌之。次日托言非处子，不举乐，仍呼媒妁送归母家。女幼失母，随其嫂以居，嫂知小姑无他，乃问昨夜洞房事，则固未合欢也。嫂曰：“然则安知其不贞欤？”力言于翁，使翁讼于官。官命验之，果守礼谨严之处子也！乃判李姓仍以鼓乐迎归〔注一〕。
这个例子的妙处在男家“托言非处子”而要退婚，女家却请出县太爷来叫人鉴定，鉴定结果，“果守礼谨严之处子也！”（参看〔注五〕）
又如清朝吴芗干（厂字旁）《客窗闲话》里记明武宗搞李风姐，李凤姐“任帝阖户解襦狎之，落红殷褥，实处子也！帝大悦。”蒲松龄《林四娘记》中也记林四娘自谓：“妾年二十，犹处子也！”结果“狎亵既竟，流丹浃席”！
由此可见，“处女”与“非处女”之分，端在一“膜”耳！一“膜”之存否，端在“落红”、“流丹”耳！这种看法本是毫无生理常识的皮“膜”之见，因为用处女膜来做贞节的证明（anevidence of virginity），是大有问题的。处女膜的存在或不存在。
大小与厚薄，根本是因人而异的。跌跤、碰伤、意外、手淫等等缘故，就可以使某些女人的处女膜破裂；在另一方面，生理上的因人而异，甚至在妓女身上还有处女膜！（见英国Haveiock Ellis“psvcholoiiy of Sex”中“The Nature of the Sexual lmpulse”一节。中国医典上所谓的“五不女”——螺、纹、鼓、角、脉，其中就包括了“石女”或“实女”，当然属于处女膜的变异。）
但是，我们缺乏生理知识的老祖宗，却一味从“处女膜”上来鉴定“处女”和“非处女”，结果使许许多多女人含冤莫白！
清人采蘅子在《虫鸣漫录》中有两个故事：
一、某家女，偶与邻少聚语，族伯遇之。数日后过伯家，伯忆前事，训以男女有别，应自避嫌。女闻而默然。
次日，偕伯母晨妆对镜，故插酒疵令（处女膜）破，滴血水中凝如珠，佯诧曰：“血入水不散，何也？”伯母曰：“汝（处）
女身，应如是。”女颔之。盖以释前疑耳。亦智矣哉！（卷一）
二、有十二三幼女，服破裆裤，偶骑锄柄，颠簸为戏。
少顷即去。一老翁见锄柄，有鲜血缕缕，知为“落红”，检而藏之，未以告人。数年后，女嫁婿，（婿）疑不贞。翁出柄示之，乃释然——盖血着物日久必变，唯“元红”终不改色。（卷二）
这两个故事不论真假，都可以反衬出中国人对处女膜看法的重点。在这种看法的要求下，许许多多的悲剧与冤屈，便一件一件的形成了！
一个有趣的例子一定该表彰一下：一二0四年的秋天，成吉思可汗（成吉思可汗）正在打天下的时候，一个父亲带了女儿忽兰小姐投奔他，但在半途中就被乱军挡住。当时碰到成吉思汗的部下纳牙阿，纳牙阿怕忽兰小姐被乱军强暴，所以劝他们父女不要前进，避了三天三夜。可是最后见到成吉思汗的时候，这位蒙古军队的头子开始多疑了！他疑心部下纳牙阿可能先占了这女孩子的便宜。正在纳牙阿有口难辩的时候，忽兰小姐开口了，那段对话极妙，姚丛吾、札奇斯钦两先生新译的（蒙古秘史）翻译如下：
忽兰说：“……现在且不必问纳牙阿；若可汗恩典呀，莫如向天命父母所生的肉体查问便了。”（李敖按：Arthur Waley在Notes on the Yuanch'ao Pi－shih中考订忽兰可敦的原意是向她的“皮肤”查问，而所指即是处女膜。）
纳牙阿也说：“我只一心侍奉主人。凡是遇见外邦的美女子、美夫人和后腿健壮的好骏马，就献给我自己的可汗。除此以外，有别的心肠呀，将我处死！”
成吉思可汗说：“忽兰可敦说的是。”
就在那天将忽兰可敦试验，果然一如她所述说（不曾被污），成吉思可汗因此对于忽兰可敦异常宠爱；又因纳牙阿言行一致，即大加奖赏，说：“（为人）忠心诚实，以后可以托付重大的事体。”〔注二〕
“处女膜主义”既然大行特行，自然就形成了重视处女膜的观念。相对的，同时也形成了鄙视失去处女膜的女人。结果呢，是不近人情的“处女膜主义”一进而蔓延成为“泛处女主义”。 论“泛处女主义”
“泛处女主义”，是我造的一专有名词，顺便造个英文字，那该是pan－virgin－hood。“泛处女主义”可说是“处女膜主义”
的抽象扩大与建构化。换句话说，它是由“处女膜主义”繁衍出来的一套新的意识形态。它的类型可归纳为五种：
自动殉情
殉情的特点是女人“从一而终”，不论许配或已嫁，一女人只要跟一男人订婚或结婚（甚至未婚私通），在这男的死后，她不愿再活，又不能恰巧“一恸而绝”，所以只好自杀明志。最有名的例子莫过于吴敬粹《儒林外史》第四十八口的那场《徽州府烈女殉夫》。王三姑娘死了丈夫，她决心要殉节，她那中礼教毒的父亲王玉辉高兴了，说：
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你竟是这样做吧！我今日就回家去叫你母亲来和你作别。
她的母亲知道了，大骂她父亲：
你怎的愈老愈呆了？一个女儿要死，你该劝她，怎么倒叫她死？这是什么话说？
王玉辉答道：
这样事，你们是不晓得的！
可是她的母亲不行，跑去劝王三姑娘，劝了六天，王三姑娘还是绝食求死，到了第八天，终于饿死了。王玉辉看他太太大哭女儿，反倒埋怨道：
你这老人家真正是个呆子！三女儿她而今已是成了仙了，你哭她怎的？她这死得好！只怕我将来不能像她这一个好题目死哩！
于是王玉辉“仰天大笑”，兴高采烈的欢呼：
死得好！死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