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听了，也没有话说。
唐太宗不记旧恨，选用人才，而且鼓励大臣们把意见当面说出来。在他的鼓励之下，大臣们也敢于说话了。特别是魏征，对朝廷大事，都想得很周到，有什么意见就在唐太宗面前直说。唐太宗也特别信任他，常常把他召进内宫，听取他的意见。
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说：“历史上的人君，为什么有的人明智，有的人昏庸？”
魏征说：“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就明智；只听单方面的话，就昏庸（文言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他还举了历史上尧、舜和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等例子，说：“治理天下的人君如果能够采纳下面的意见，那么下情就能上达，他的亲信要想蒙蔽也蒙蔽不了。”
唐太宗连连点头说：“你说得多好啊！”
又有一天，唐太宗读完隋炀帝的文集，跟左右大臣说：“我看隋炀帝这个人，学问渊博，也懂得尧、舜好，桀、纣不好，为什么干出事来却这么荒唐？”
魏征接口说：“一个皇帝光靠聪明渊博不行，还应该虚心倾听臣子的意见。隋炀帝自以为才高，骄傲自信，说的是尧舜的话，干的是桀纣的事，到后来糊里糊涂，就自取灭亡了。”唐太宗听了，感触很深，叹了口气说：“唉，过去的教训，就是我们的老师啊！”
唐太宗看到他的统治巩固下来，心里高兴。他觉得大臣们劝告他的话很有帮助，就对他们说：“治国好比治病，病虽然好了，还得好好休养，不能放松。现在中原安定，四方归服，自古以来，很少有这样的日子。但是我还得十分谨慎，只怕不能保持长久。所以我要多听听你们的谏言才好。”
魏征说：“陛下能够在安定的环境里想到危急的日子，太叫人高兴了（文言是‘居安思危’）。”
以后，魏征提的意见越来越多。他看到太宗有不对的地方，就当面力争。有时候，唐太宗听得不是滋味，沉下了脸，魏征还是照样说下去，叫唐太宗下不了台阶。
有一次，魏征在上朝的时候，跟唐太宗争得面红耳赤。唐太宗实在听不下去，想要发作，又怕在大臣面前丢了自己接受意见的好名声，只好勉强忍住。退朝以后，他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内宫，见了他的妻子长孙皇后，气冲冲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
长孙皇后很少见太宗发那么大的火，问他说：“不知道陛下想杀哪一个？”
唐太宗说：“还不是那个魏征！他总是当着大家的面侮辱我，叫我实在忍受不了！”
长孙皇后听了，一声不吭，回到自己的内室，换了一套朝见的礼服，向太宗下拜。
唐太宗惊奇地问道：“你这是干什么？”
长孙皇后说：“我听说英明的天子才有正直的大臣，现在魏征这样正直，正说明陛下的英明，我怎么能不向陛下祝贺呢！”
这一番话就像一盆清凉的水，把太宗满腔怒火浇熄了。
后来，他不但不记魏征的恨，反而夸奖魏征说：“人家都说魏征举止粗鲁，我看这正是他妩媚可爱的地方呢！”
贞观七年，魏征由于忠于职守，勤勤恳恳，积劳成疾，恳求太宗免去他侍中职务，太宗一再挽留，但他坚辞，后被任命为特进，仍旧参与门下省事务，实质转为加官的顾问。公元643年，直言敢谏的魏征病死了。唐太宗很难过，他流着眼泪说：“一个人用铜作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不是端正；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看到国家兴亡的原因；用人作镜子，可以发现自己做得对不对。魏征一死，我就少了一面好镜子了。”
官场不倒翁冯道
历史上的五代，不过五、六十年的光景，王朝却是频繁更迭，一共换了五个朝代，出了五姓皇帝。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自然短命的皇帝统领的也都是一批短命的大臣，他们往往做不了几年官，就随着王朝的倾颓而荣华过去转眼成烟。但也并非没有在这不断的变换更迭中泰然自若从未倒下一次的人。冯道便是其中的一个。他先后事四姓十位皇帝，均能进退得当，久居禄位。正因为如此，他被许多人骂为缺乏民族气节，不忠不义。大文豪欧阳修老先生骂冯道时，就举了个贞妇的例子，于是王凝妻李氏名扬千古。
冯道，字可道，自号长乐老，瀛州（今河北交河东北）人，出生在一个普通的教书先生家庭。冯道从小受家庭的影响，酷爱读书，文章也很有水平。他沉稳忠厚，不挑剔吃穿，只知读书，即使是大雪封门，尘埃满座也要先读书，久之书虫冯道在本地就出了名。相传他未成名问相时，曾赋诗一首以表心志：“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终因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虎狼丛中也立身。”他认为吉人自有天相，那么任凭乾坤转换，只要识时务不乱方寸，便可以处处通津坦程。冯道的一生确确实实是按着这一座右铭去做的。
唐末时，他曾作幽州刘守光的参军幕僚。刘守光败后，他又转事大宦官、监河东军张承业。张承业任用他为巡官，以其颇通文学推荐给晋王，任河东节度使掌书记。后唐建立时，拜户部侍郎，充翰林学士。明宗时，拜端明殿学士，后来又做了宰相。
冯道不同于大多数被骂作奸臣的人，他从不表现得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相反却是一个节俭、刻苦、自励的忠厚长者和谦谦君子。当后晋后梁隔河而战时，冯道在军中，住在一茅庵之中，不设床席，就卧于一束枯草之上。有一位将士从别人那里抢来一个美女送给冯道为妾，冯道却之不过，便将她安置在别的房间里，慢慢访求她的主人，最后将她送还，一时美名远扬。
对皇帝，冯道也显得正直、忠义。后唐天成、长兴年间（公元926…933年），由于自然情况比较好，农民收成颇好。冯道常劝戒明宗：“臣做河东掌书记的时候，有一次奉使去中山，途经井陉，地势险峻，臣害怕马失前蹄，紧握衔辔，不敢稍有怠慢。及至过了井陉来到平地，臣以为前面即是坦途，哪知思想一放松反倒跌伤皮肉。大凡身蹈危地时思虑周到反获保全，而居安忘危却反遭不测，仁主应引以为戒。”还有一次，水运军将在临河县得到一个玉环，玉环玲珑剔透，上刻“传国宝万岁杯”六个字，于是他们把玉杯献给明宗。明宗爱不释手，常把它示与众臣赏玩。一天，明宗给冯道展示。冯道却故作深沉地说：“这是前世遗留下的有形之宝，不足为奇；陛下身怀无形之宝，才是旷世罕见。”明宗不解，就问冯道：“何谓无形之宝？”冯道说：“仁义者，帝王之宝也。所以人说：‘大宝日皇位，何以守位则日仁。’”明宗虽贵为皇帝，却是个武将出身，这文邹邹的东西他一时转不过弯儿来，待要再问，冯道已神秘兮兮地飘然远去。明宗只好唤侍臣为他讲说，好半天才弄明白，觉得冯道马屁拍得实在是高，心里甜滋滋的。
后来，明宗死了，他又拜相愍帝。不久，潞王李从何在凤翔反叛，愍帝领兵奔卫州。愍帝前脚一走，冯道就率百官将潞王迎入，李从坷继续用他为相。
公元936年，石敬塘灭了后唐，建立后晋。冯道毫不犹豫，打了个包又投奔了后晋，一顿巧言游说，石敬塘任他为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鲁国公。石敬塘死了以后，出帝石重贵继位。冯道仍然为相，并且加太尉、封燕国公。后晋仅仅存在了十一年，不久契丹大军压境而来，攻入开封，擒了出帝。大臣们或死节或出逃，冯道依然方寸不乱，他从从容容地到京师朝拜契丹主耶律德光。耶律德光斥责冯道：“你在唐曾事四帝，可谓开国守业之臣。唐亡则事晋，也历二帝。如今又要改换门庭，如此不忠不义，本王怎么信你？”冯道并不反驳，心平气和地立在一边听耶律德光责骂。许久，耶律德光训完了，又问冯道：“你为什么来朝？”冯道大言不惭地说：“无城无兵，安敢不来？”耶律德光又讽刺他：“你是何等的老儿？”冯道说：“无才无德，痴顽老子。”耶律德光不禁笑了，免了他的罪，又授予他太傅的荣誉职衔。耶律德光还问过冯道如何治理中原：“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冯道顺着他说：“现在的百姓即使佛再出也救不得，只有皇帝能救得！”虽然有点讨好的意思，但据说耶律德光在中原不再像先前那样滥杀无辜了。
后来刘知远建立后汉，冯道又归附了汉，被封为太师。四年以后，即公元951年，郭威灭了后汉建立后周，冯道依然凭其三寸不烂之舌、两行伶牙利齿求得太师兼中书令之职。
三年以后，后周世宗柴荣即位，柴荣是郭威的养子，文治武功为五代皇帝之冠。此时的冯道，已经七十来岁了，不知为何，他竟又大胆地劝谏了周世宗一次，而且讽刺世宗。当时，北汉军队在刘崇的率领下，联合契丹军，想趁郭威刚死灭掉后周。后周前方军队初战失利，世宗柴荣要亲征，冯道反对，柴荣说要学唐太宗定天下，冯道说不必学唐太宗，柴荣说后周打北汉，如同大山压累卵，冯道又讥讽地问柴荣能做得了江山吗。结果惹恼了柴荣，让他负责修郭威的陵墓，当了个没有什么实权的山陵使。自己率领军队亲征去了，在高平大胜北汉军队。陵墓修好后，冯道就病逝了，终年七十三岁。
进退皆忧范仲淹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正是范仲淹一生的写照。作为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范仲淹一生为人民办了许多好事，同时也用文笔留下了他高尚的品格和博大的胸怀。
范仲淹两岁时死了父亲，与母亲相依为命，生活十分清苦，但他小时侯就很有志气，每日就着几块冷粥和咸菜，发愤读书。这样坚持了许多年，范仲淹不仅获得了渊博的知识，而且培养了顽强的意志和勤俭认真的好作风。这对他日后的生活有重大的影响。
范仲淹考中进士后，被调往泰州西溪做盐仓监官。他不顾个人职位高低，积极走访当地，并马上投入到海提重修的工程中去。经过极其艰苦的努力，保障老百姓生活和国家财富的大堤巍然屹立起来了，人们把它称为“范公堤”。
范仲淹还细心调查，亲手绘制了一份“百官图”，披露了奸相吕夷简的专横跋扈与任人唯亲。并多次上书，提出了改革方案，发起了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
由于权贵官僚的竭力阻挠，范仲淹许多抱负未能实现，“庆历新政”也仅维持了一年多就流产了，其本人也多次遭贬，但他一点也不灰心，总想为国为民分忧。范仲淹被贬到邓州后，身体很不好，这时，他接到昔日好友宗谅从岳州（今湖南岳阳）的来信，要他为重新修竣的岳阳楼作一篇记。范仲淹为了激励遭到贬黜的朋友们，便一口答应了宗谅的请求，就在邓州的花洲书院里挥毫撰写了著名的《岳阳楼记》。范仲淹用洗炼优美的文字描述了洞庭湖波澜壮阔的景色，并且借景抒情，劝勉失意志士不要因自己的不幸遭遇而忧伤，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摆脱个人得失，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正是范仲淹一生所追求的为人准则，是他忧国忧民思想的高度概括。从青年时代开始，范仲淹就立志做一个有益于天下的人。为官数十载，他在朝廷犯颜直谏，不怕因此获罪。他发动了庆历新政，这一政治改革，触及到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的各个方面，虽然由于守旧势力的反对，改革失败，但范仲淹主持的这次新政却开创了北宋士大夫议政的风气，传播了改革思想，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
他在地方上每到一地，都兴修水利，培养人才，保土安民，政绩斐然，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生活上，他治家严谨，十分俭朴，平时居家不吃两样荤菜，妻子儿女的衣食只求温饱，一直到晚年，都没建造一座像样的宅第，在死后入殓时，连件新衣服都没有。然而他喜欢将自己的钱财送给别人，待人敦厚，乐于替人家办好事，当时的贤士，很多是在他的指导和荐拔下成长起来的。即使是乡野和街巷平民百姓，也都能叫出他的名字。在他离任时，百姓常常拦住传旨使臣的路，要求朝廷让范仲淹继续留任。范仲淹的行动和思想，赢得身前身后几代人的敬仰。庆州的百姓，与归附宋朝的各族人民，都画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