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以前的法家有三派，其一重“术”，以在战国中期相韩昭侯的“郑之贱臣”申不害为宗。所谓“术”，即人主操纵臣下的阴谋，那些声色不露而辨别忠奸，赏罚莫测而切中事实的妙算。其二重“法”，以和申不害同时的商鞅为宗。他的特殊政略是以严刑厚赏来推行法令，使凡奉法遵令的人无所缺赏，凡犯法违令的人无所逃罚。其三重“势”，以和孟子同时的赵人慎到为宗。所谓势即是威权。这一派要把政府的威权尽量扩大而且集中在人主手里，使他成为恐怖的对象，好镇压臣下。这三派的注意点，韩非兼容并顾，所以说他集法家的大成。
韩非对于当世的君主有大致如下的劝告：他们国弱的不是想强，国强的不是想更强，甚至用武力统一天下吗？这是无可非议的。不过你们所采用的大部分手段，尤其是你们所认为最贤明的手段，尤其是儒家所讲的手段，若不是和你们的目的相反，便是离你们的目的很远。儒家（墨家也一样）不是教你们用贤人治国吗？你们伸手一数，国内真正的贤人有几个？可数得满十只手指？但国内重要的官吏至少有一百。你们再等一辈子也找不到这么多贤人的。不要把心放在贤人上！不要怕人不忠，怕人作弊，要设法使人不能不忠，不敢作弊！我老师荀卿说得好，人天生是坏，天生贪利怕祸的。只要出可靠的重赏，什么事也有人替你们做。只要布置着无可逃避的重刑，什么弊也可以禁绝。但注意刑法不单要重，而且要使人无可逃避。无论怎样精细的网，若有了漏洞，就捉不到鱼！其次儒家不是教你要爱民而且博得人民的爱戴吗？这于你们有什么好处？你们爱民，充其量不过如父母爱子，但顽劣的儿子，父母动不了他毫毛的，而一个小小的县吏带着链索去试，就可以使他妥妥帖帖。要使人民服从，与其用爱，不如用威。而且人民的爱戴是靠不住的。能爱人者亦能恶人。你们若把自己的命运放在人民的爱戴上，一旦他们不爱戴了，又怎么办？
其次，那班满口禹、汤、尧舜，或神农、黄帝，以“是古非今”为高的“文学游说之士”，和那般成群结党以逞勇犯禁为义的剑击游侠之徒，不是世人所敬仰，而你们也敬仰着，甚至供养着的吗？这两种人到底于你们有什么用处呢？你们所需要的，第一是出死力打仗的兵士，第二是供给兵士以粮食的农民，现在说士和游侠既不替你们打仗，又不替你们耕田，都享着荣誉或富贵，而兵士和农民却处在社会的最下层，战士的遗孤甚至在路边行乞！“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这是再颠倒没有的了。何况说士和游侠，对于你们，不单无用，而且有害！游侠以行为破坏你们的法令，说士以议论破坏你们的法令。他们都是要于法令之外，另立是非的标准。按他们的标准行事，你们便威严扫地。再可恶不过的是说士们称引先生批评时政。臣之尊君至少应当比得上子之尊父。设想一个儿子成天面对自己的父亲称赞别人的父亲怎样晏眠早起，勤力生财，怎样缩食节衣，鞠养儿女，这对于自己的父亲，是怎样的侮谩？这种侮谩，明主是不受的。所以“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韩非著的书，传到秦国，秦王嬴政读了叹道：“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可见韩非的话确实是说到****帝王的心坎上了。
倡议独尊儒家的一代大儒董仲舒
西汉建立初期，因连年战争，国家的政治、经济完全陷入一种困境。汉初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因此有“休养生息”的黄老之治。黄老之学本身包含有法家的思想，它在汉初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不过，当国力强盛后，就需要一种更为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以加强思想统治。这样，儒学应运由晦而显，登上了历史、政治舞台。因为有这样的背景，董仲舒才得以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成为了西汉著名的伦理思想家、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
董仲舒从小学习十分刻苦专心，因发愤钻研儒家经典，三年中连自己家的园圃都没有去过一次，史称“三年不窥园”。可见董仲舒为经传所吸引，简直到了如痴若愚的程度。由于他不仅对《春秋》很有研究，而且相当深人地掌握了儒学思想的精髓，所以当时人称他为“汉代孔子。
在汉景帝时，董仲舒就做了《春秋》经的博士官。但他对儒学历史发生决定性影响还是在汉武帝时候。西汉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由于有前几代皇帝的休养生息作基础，国力强大起来了，思想统一的需要也变得迫切了。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让各地推荐贤良文学之士上书对策，以备朝廷咨询任用。一时间，一百多个读书人都聚集到京都长安，都想通过金殿对策，取得皇帝的赏识，得个—官半职。
金殿对策的方法是，皇帝下制书，由对策士子们作答，交皇帝阅览。武帝下了第一道制书，士子们凝神细思，挥笔成文。武帝对几百篇贤良对策逐一阅读，觉得很平常，但当看到董仲舒的文章时，却被那精辟而有光彩的议论所深深吸引，叹为奇文。随即武帝又接连两次召董仲舒上殿策问。由于三次策问基本内容都是关于天人关系问题，所以后人称之为“天人三策”。后来，董仲舒根据《公羊春秋》的大一统精神，进一步提出了思想统治的问题，要求废止不合于六艺、孔子之道的学说。同时，董仲舒对传统儒学重新作了解释，这些都为西汉统治者利用儒学加强思想统治提高了理论基础。
在对策中，董仲舒针对武帝希望能听到“有关治国的宏论”及有关天人关系的提问，回答说上天和人事是互相关联的，天命是可畏的。国家治理不好，上天就制造种种灾害，谴责、警告君主，如果君主仍然执迷不悟，那就要遭到亡国之祸。他又指出，国家若要长治久安，必须实行儒家的“礼乐教化”。他建议对人民实行“德教”，方法是在京都设立太学，在地方也设立学校。
董仲舒所谓“天”、“天意”，绝非简单的人格神或人格意志。从社会结构讲，他强调王者的中心地位，为封建大一统确定了思想武器。
董仲舒的对策，适应了当时西汉从政治上、思想上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切中了武帝的心怀。不久，他又向汉武帝正式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这以后，董仲舒担任了江都易王刘非的国相10年；元朔四年（前125），任胶西王刘端的国相，4年后辞职回家。此后，居家著书，朝廷每有大议，都令使者及廷尉就其家而问之，仍受武帝尊重。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
董仲舒在他的著作《春秋繁露》中，还提出“三纲五常”这一道德规范。“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五个封建道德教条。“仁”即爱人、孝悌、忠恕等。“义”指封建道德规范和标准。“礼”是各种封建礼仪、制度和规范。“智”为判别是非之心。“信”系忠诚守信。这些都是用以调整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三纲最早源于先秦时期，董仲舒加以改造而成“王道之三纲”。五常则是由董仲舒在孔孟宣扬的仁、义、礼、智基础上，再加上“信”而成的，即“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三纲五常的思想对我国古代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董仲舒作为汉武帝时代新的儒家学派的创建者，吸取了先秦孔孟儒家思想为主的邹鲁文化思想，同时也吸取了燕齐方士的阴阳家思想和以刑名家思想为主的三晋文化思想。新儒学思想已由一个学派的思想而发展演变为全国性的封建统治思想。尤其是他的君权神授理论和“三纲五常”说，对后世影响最为深刻。它使中国人民的头脑长期禁锢于神权政治和封建伦理政治之下。但是，由于西汉时期，封建社会正处于蓬勃兴盛的上升阶段，董仲舒创建的儒学思想体系，总体上说，基本符合时代的需要，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起着某些促进作用。
中国最早的无神论者王充
王充是我国东汉时期的一位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无神论者。他在批判当时的神学迷信中，捍卫和发展了先秦以来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建立了元气自然论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他的思想成就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他也被称为是中国最早的“通明博见”的无神论者。
王充自幼就很聪明，6岁开始读书识字，8岁到书馆读书，品学兼优。因此，后来被保送京师太学深造，跟大学者班彪（《汉书》作者班固的父亲）学习。他却不拘守一家之言和章句之末节，而是博览强记，通览百家之言。正是因为这种学习精神，加上自己的学术见解与班彪合不到一起，不久王充就离开了班彪，自己独立进行研究。他游学洛阳，时间长达十六七年之久。洛阳当时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各种学说和思想争论和斗争的中心。他生活很贫困，无钱买书，只能到市上书肆去博览群书，其中包括自然科学的书籍。洛阳游学对王充思想的形成，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游学的过程中，王充不盲从当时的“世书俗说”，常“考论虚实”，独自研讨，终于成为一个学识超群、“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的大学问家。
有一天，王充路过街头，见围满了人，便挤了进去。只见一个道人盘腿而坐，面前放着一尊金佛，黄绫上写着“如来算命”四个字。那道人口里念念有词：“各人吉凶祸福，佛祖了如指掌。要说出事由，佛祖明示祥歹。详者佛祖点头，歹者佛祖不动。”
王充逢场作戏，问：“我想做生意，不知能否赚钱？”只见那老道对佛像深深一揖，微睁二目，自动两唇，然后拿起金戒尺，在佛像前后绕了几绕，佛像当即频频点头，老道双手合十，说：“恭喜，恭喜，后定发财！”并要了王充三两纹银。
第二天，王充带了个泥塑金像又来到街上，对那老道佯笑曰：“请试试这个如来菩萨灵不灵。”老道一楞，急得半句话也说不出，慌忙拿起那尊小金佛溜了。就这样，王充在众人面前破了那道人的骗人机关。原来，佛像是铁制的，佛像的头可以动。那金戒尺则一头是铁，一头是磁石。那道人如要佛像点头，便握铁质的一端，使磁石的一端在佛像头部绕动，哪有不点头之理，反之则一摇不摇。
王充生活的年代，正是东汉政治稳定、生产发展时期。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大肆宣传“君权神授”的“谶纬之说”，宣扬天人感应，用神学化的儒学进行思想统治。王充继承前辈唯物主义思想家的优良传统，吸收汉代自然科学成就，写成《论衡》一书，以元气自然论批判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
他认为元气是构成天地万物最原始的物资基础，天是物质的、自然的天，没有情感，没有意义，从而动摇了天人感应的基础。他还论述水旱、雷电、日食、月石等都是自然现象，绝不是上天的谴责，明确得出“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人”的正确结论。在形与神的关系上，王充认为精神不能离开形体而单独存在。为了批判“人死为鬼，有知，能害人”的错误观点，王充在《论死》篇中除正面说明无鬼外，还运用形式逻辑的方法，认为自开天辟地以来，死人以亿万计，大大超过活着的人数，如果人死为鬼，那就会“一步一鬼”，到处都是，为什么主张有鬼的人却说只见到一两个鬼呢？这种批判虽不深刻，却闪耀着机智的光芒。王充坚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反对生而知之的唯物主义先验论。他写下《实知》、《知实》两篇文章，专讲认识论，批驳圣人能“前知岁月，后知万世”的错误观点。他认为人的认识来源于感觉器官和外界的接触，“如无闻见，则无所状”，即使是圣人，同样“须任耳目以定情实”。
王充壮年时代曾做过地方小官，但他性格耿直刚烈，不卖弄聪明去追求俸禄，不为个人利害去巴结长官。经常说别人的长处，从不炫耀自己。结交朋友着重品德和才能，非志同道合的，他终日不言。由于不肯同流合污，他曾遭到诬陷。因经常与长官意见不合，他自动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