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统一全国后，在东北设官置治，建卫设防。洪武四年（1371年）在辽阳设立定辽都卫，后改为辽东都指挥使司；永乐元年（1403年）置建州卫，永乐七年在黑龙江口附近的特林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后又在这些地区陆续增设卫所。
万历时从鸭绿江至嘉峪关设置〃九边〃即9个重镇，其中辽东辖今辽宁大部地区。明朝对女真各部的统治，一面以羁糜政策笼络其首领，封官晋爵赏赐财物；一面分化女真各部，使其互相对立，以便分而治之。后来由于对女真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不断加剧，引起了女真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后，便利用这种不满情绪，积极向明辽东都司进行袭扰。在明与后金对抗中，居于开原附近的女真族叶赫部，为避免被努尔哈赤吞并，依附明朝，反对后金。鸭绿江以东的朝鲜李氏王朝，也倾向于明。蒙古察哈尔部，住在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与承德之间，与金对立，但同明的关系也好坏无常。住在大兴安岭南部的蒙古科尔沁部与住在大凌河以北的蒙古喀尔喀部，倾向并依附后金，常与后金配合，袭扰辽东。在这种形势下，明虽可以利用叶赫部屏蔽辽东，利用朝鲜李氏王朝牵制后金，但叶赫部人少力弱，朝鲜李氏王朝也因遭到日本的侵略和后金的袭扰无力助明。
因此，明与后金在争夺辽东的斗争中，一开始就处于不利境地。
明朝晚期，因忙于镇压关内人民起义，无力顾及辽东防务，驻守辽东的明军，训练荒废，装备陈旧，缺粮缺饷，虚额10余万，实有兵不过数万。加上长期处于和平环境，守备又极分散，军队战斗力差。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正月，努尔哈赤趁明朝内争激烈、防务松弛的时机，决意对明用兵。二月，召集诸臣讨论用兵方略，决定先打辽东明军，后并叶赫部，最后夺取辽东。三月间，加紧秣马厉兵，扩充军队，修治装具，派遣间谍，收买明将，刺探明军虚实。在经过认真准备和精心筹划之后，努尔哈赤在四月十三日誓师反明，率步骑2万发起进攻。次日，兵分两路，左四旗兵取东州堡，（今辽宁抚顺县东大东州）、马根单堡；自率右四旗兵及八旗精锐内兵（护军）向抚顺所（今辽宁抚顺城）进发。十五日清晨进围抚顺城，明军守将李永芳不战而降。明军在抚顺周围的堡寨均被后金军占领。四月二十一日从广宁（今辽宁北镇）出发的明总兵张承荫部1万援军赶至，双方展开激战，张承荫战死，明军死伤甚众。四月二十六日后金军撤回都城。五月，后金军再次越过边墙，攻克明大小堡寨11个。七月，后金军进围清河堡（今辽宁本溪市东北），经力战后攻陷清河堡。
至此，抚顺城以东诸堡，大都为后金军所攻占。后金军袭占抚顺、清河后，曾打算进攻沈阳、辽阳，但因力量不足，翼侧受到叶赫部的威胁，同时探知明王朝已决定增援辽东，便于九月主动撤退。经过一段休整，努尔哈赤又于次年正月亲率大军进攻叶赫部，给予其重大打击和破坏，基本稳定了翼侧，然后倾其全力对付明朝。
万历后期，明统治者只顾抽调重兵镇压人民起义，对辽东防务置之不顾。及至抚顺等地接连失陷，明神宗方感到事态严重，派杨镐为辽东经略，主持辽东防务。并决定出兵辽东，大举进攻后金。但由于缺兵缺饷，不能立即行动，遂加派饷银200万两，并从川、甘、浙、闽等省抽调兵力，增援辽东，又通知朝鲜、叶赫出兵策应。经过半年多的准备，援军虽大部到达沈阳地区，但粮饷未备，士卒逃亡，将帅互相掣肘。明神宗唯恐师老财匮，不顾这些情况，一再催促杨镐发起进攻。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二月，明抵达辽东的援军8．8万余人，加上叶赫兵一部、朝鲜军队1．3万人，共约11万，号称杨镐的作战方针是：以赫图阿拉为目标，分进合击，四路会攻，一举围歼后金军。具体部署是：总兵马林率1．5万人，出开原，经三岔儿堡（在今辽宁铁岭东南），入浑河上游地区，从北面进攻；总兵杜松率兵约3万人担任主攻，由沈阳出抚顺关入苏子河谷，由西面进攻；总兵李如柏率兵2．5万人，由西南面进攻；总兵刘綎率兵1万余人，会合朝鲜军共2万余人，经宽甸沿董家江（今吉林浑江）北上，由南面进攻。另外，总兵官秉忠率兵一部驻辽阳为机动部队，总兵李光荣率兵一部驻广宁，保障后方交通。杨镐坐镇沈阳指挥。原拟二十一日出边进击，但因天降大雪，改为二十五日。同时，限令明军四路兵马于三月初二会攻赫图阿拉。但四路明军出动之前，作战企图即为后金侦知，因而努尔哈赤得以从容应付。
努尔哈赤在攻破抚顺、清河之后，鉴于同明军交战路途遥远，需要在与明辽东都司交界处设一前进基地，以备牧马歇兵，于是在吉林崖（今辽宁抚顺市东）筑城屯兵，加强防御设施，派兵守卫，以扼明军西来之路。此时，当努尔哈赤探知明军行动后，认为明军南北二路道路险阻，路途遥远，不能即至，宜先败其中路之兵，于是决定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集中兵力、逐路击破的作战方针，将10万兵力集结于都城附近，准备迎战。二月二十九日，后金军发现刘綎军先头部队自宽甸北上，西路杜松军已出抚顺关东进，但进展过速，孤立突出时，决定以原在赫图阿拉南驻防的500兵马迟滞刘綎，乘其他几路明军进展迟缓之机，集中八旗兵力，迎击杜松军。三月初一，杜松军突出冒进，已进至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大伙房水库附近），分兵为二，以主力驻萨尔浒附近，自率万人进攻吉林崖。努尔哈赤看到杜松军孤军深入，兵力分散，一面派兵增援吉林崖，一面亲率六旗兵4．5万人进攻萨尔浒的杜松军。次日，两军交战，将过中午，天色阴晦，咫尺难辨，杜松军点燃火炬照明以便进行炮击，后金军利用杜松军点燃的火炬，由暗击明，集矢而射，杀伤甚众。此时，努尔哈赤乘着大雾，越过堑壕，拔掉栅寨，攻占杜军营垒，杜军主力被击溃，伤亡甚众。后金驻吉林崖的守军在援军的配合下，也打败了进攻之敌，杜松阵亡。明西路军全军覆没。
明军主力被歼后，南北两路明军形孤势单，处境不利。是夜，马林军进至尚间崖（在萨尔浒东北），得知杜松军战败，不敢前进，将军队分驻三处就地防御。马林为保存实力，环营挖掘三层堑壕，将火器部队列于壕外，骑兵继后。又命部将潘宗颜、龚念遂各率万人，分屯大营数里之外，以成犄角之势，并环列战车以阻挡敌骑兵驰突。努尔哈赤在歼灭杜松军后，即将八旗主力转锋北上，迎击马林军。三月初三，后金军一部骑兵横冲龚念遂营阵，接着以步兵正面冲击，攻破明军车阵，击败龚军。后金主力进攻尚间崖后，马林率军迎战。后金以骑兵一部迂回到马军阵后，两面夹攻，大败马林军，夺占尚间崖。接着率兵击破潘宗颜部，北路明军大部被歼。
刘綎所率的南路军因山路崎岖，行动困难，未能按期进至赫图阿拉。因不知西路、北路已经失利，仍按原定计划向北开进。努尔哈赤击败马林军后，立即移兵南下，迎击刘军。
为全歼刘军，努尔哈赤采取诱其速进，设伏聚歼的打法，事先以主力在阿布达里岗（赫图阿拉南）布置埋伏，另以少数士兵冒充明军，穿着明军衣甲，打着明军旗号，持着杜松令箭，诈称杜松军已迫近赫图阿拉，要刘綎速进。刘綎信以为真，立即下令轻装急进。三月五日，刘綎先头部队进至阿布达里岗时，遭到伏击，兵败身死。努尔哈赤乘胜击败其后续部队。
杨镐坐镇沈阳，掌握着一支机动兵力，对三路明军未作任何策应。及至杜松、马林两军战败后，才慌忙调李如柏军回师。李如柏军行动迟缓，仅至虎拦岗（在清河堡东）。当接到撤退命令时被后金哨探发现，后金哨探在山上鸣螺发出冲击信号，大声呼噪。李如柏军以为是后金主力发起进攻，惊恐溃逃，自相践踏，死伤1000余人。
萨尔浒之战，历时5天，以明军的失败、后金军的胜利而告结束。明军的失败，作战指挥方面的原因，一是对后金军的作战能力估计不足，情况不明，料敌不确，筹划不周，准备不充分，因而分进不仅未能达成合击，反遭各个击破。二是主力突出冒进，孤军深入，陷入重围，全军覆没，并使南北两路也陷入力单势孤的危境，为后金从容转移兵力，依次各个歼击造成了有利战机。三是杨镐掌握的机动部队置于辽阳，远离前线，既不能及时策应前队，也不能掩护败退。加上杨镐远处后方，对战况盲无所知，前线又无人统一指挥和协调各军行动，其失败是必然的。另外，明军作战意图事先泄露，使后金预有准备，也是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反观努尔哈赤，在作战指挥上运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是十分成功的，首先，及时探明敌情，适时判明对方进攻的主次方向，正确决定首先反击对其威胁最大而又孤立突出的杜松军，形成对明军各路的中间突破。其次，善于集中使用兵力，除以一部扼守要点外，八旗主力始终集中使用于一个方向上，从而在总兵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能使每战形成局部优势，保证战斗的胜利。再次，能发挥其骑兵快速机动的特长，及时迅速转移兵力，既弥补了兵力不足，又使明军猝不及防。另外，努尔哈赤善于用间行诈，也是取胜的重要原因。
后金军此战的胜利，不但使其政权更趋稳固，而且从此夺取了辽东战场的主动权。而明军自遭此惨败，完全陷入被动，辽东局势顿形危急。此战之后，后金军乘势攻占开原、铁岭，征服了叶赫部。明由轻忽自大变为软弱妥协。消极保守的战略思想占了主导地位，直至最后清叩关而入，明朝灭亡。
66 明末农民战争
中国古代农民军事武装斗争的顶峰
明末农民战争，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农民起义军与明清军队进行的一场战争，近200万农民革命大军在黄河南北、长江上下十几个省的辽阔地区，与明清地主阶级军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这次战争从明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王二起义开始，经过渑池之战、洛阳之战、襄阳之战、成都之战和山海关之战，至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失败，起义军与明军战斗17年，与清军战斗14年，是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战争的最高发展和总结。
明朝末年，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突出表现在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在腐朽的封建地主阶级压榨下，全国各地反抗斗争层出不穷，陕西地区成为农民起义的中心地。
陕西长期以来是全国社会矛盾的焦点，明朝藩王对农民横征暴敛，农民生活比其他地区更为困苦，阶级矛盾尖锐。这一地区又是蒙、汉、回民杂居地区，是激烈的民族斗争场所，各族人民与明朝统治者矛盾很深。因此，陕西地区成为最早酝酿和爆发农民战争的地区。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以陕西为中心，全国各地农民起义，士兵兵变，手工业者罢矿不断发生，为明末农民战争准备了必要条件。
天启七年（1627年）三月，陕西大旱，澄城知县张斗耀不顾饥民死活，仍然催逼赋税，敲骨吸髓地榨取农民。白水饥民王二聚集了数百个无法活命的农民进行斗争，他高声问大家：〃谁敢杀死知县？〃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我敢杀。〃于是王二率饥民冲进县城，杀死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
王二首义点燃了农民战争的星星之火，各地纷纷响应。天启八年（1628年），陕西府谷王嘉胤、汉南王大梁、安塞高迎祥等领导饥民起义，张献忠也在延安米脂起义，李自成后来投入高迎祥军中。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是王嘉胤义军，他们曾经一度占领府谷，称王设官，建立了临时性革命政权。但是，农民起义军没有统一指挥，各自为战，而且成份复杂，缺乏推翻明朝政权的明确目标，就全国范围来看还处于战略防御态势。
陕北起义震惊了明朝统治者，崇祯皇帝准备利用剿抚兼施的策略尽快平息农民起义，三边总督杨鹤执行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政策，企图瓦解农民革命。在明军剿抚兼施进攻下，陕西战场义军除壮烈牺牲外，不少首领接受了朝廷招安，呈现出时降时叛的复杂局面。为避开明军主力，王嘉胤率军入晋，起义中心转移到山西。王嘉胤牺牲后，王自用联合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各部，号称36营，在山西继续战斗，农民起义军由分散状态进入协同作战阶段。义军势力壮大，宣告了明朝招抚政策破产，主抚派杨鹤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