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科学的精神信誉来说，这后果也是太可怕了。在美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科学家被当众羞辱，被公开指控犯下了欺诈、贪污和损害公众利益等罪行，或者有接近犯罪边缘的其他种种品行不端。大量这类事件的传播，结果产生了一种广泛的怀疑情绪，即认为科学作为社会的一种组织结构，没有能力控制它的成员的越轨行为。丁格尔的调查人员武断地认定，科学家通常都是一些〃顽固不化的腐化的小人〃，他们撒谎成性，总是隐瞒证据。〃这个（调查人员）小组表现出对于这个国家的科学事业有很深的敌意。〃正因为如此，丁格尔一伙人才认为，应该让戴维·鲍迪莫尔公开受辱，让所有的科学家都得到教训。
众议员丁格尔的指控，有时有效，有时无效，但却击打在主张科学在精神上是自主的理论的心脏上。〃当科学家说政治家在科学事务中无事可干时，他们就没有多少说服力了。〃当科学研究中的不确定性、预感和推断被说成是犯罪行为时，丁格尔一类的调查就有力量〃制造一种气候，诅咒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削弱科学的士气、吸引力和权威〃。苏珊娜·加门特（Suzanne Garment）认为，我们的政治文化有一种贪得无厌地追逐丑闻的习气。有组织的科学活动就好比一片新发现的大陆，直到最近它才向外界的丑闻指控开放，于是，科学就向那些好事的起诉人、虎视眈眈的调查人员和无事生非的检举人提供了许许多多新的机会。对科学家的不信任，还来自政府之外。兰迪·席尔茨（Randy Shilts）所写的艾滋病政治史，十分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敌意。在席尔茨的故事中，工作在各疾病防治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处于第一线的流行病学家被描写成英雄，那些医治艾滋病的临床医生也受到称赞。但是，在国家卫生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却好像对艾滋病漠不关心，自以为比关心该种疾病的人高人一等。席尔茨写道，在1981年9月，国家卫生研究所的科学家们〃毫不关心（艾滋病），因为这个领域无名无利，拿不到基金〃。这位作者把国家卫生研究所的研究风气描写成如下模样：〃纯科学。那就是说，绝不让人来告诉他们该做些什么。那些科学家工作全凭兴趣，只指望碰巧能作出有益于人类的发现。〃席尔茨还一再暗示，呆在国家卫生研究所那座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曾经以种种微不足道的借口拖延研究工作，暗中破坏向艾滋病发起的战斗。接着，他用一种挖苦的口气写道：他们还好意思为自己丧尽天良的做法辩护，把它说是〃在科学上负责〃和是〃责任重大的科学〃。
对科学自主权的另一个打击，是在进入90年代以后来自令人痛心的经济上的限制，这对于依靠联邦基金的科学为害最大。乔治·布什（George Bush）总统的科学顾问D·阿伦·布罗姆莱（D。Allan Bromley）在他任期届满时发出警告：扩大学术研究的时代已经结束，许多研究计划需要砍掉。同样的情绪在国会也能清楚地看到，那里没有几个议员会认为应该把科学自主权放在经济困难之前。原来有一项超导超大碰撞机科学工程，预计肯定能获取一些抽象知识，但也不太肯定地提到也许能得到一些有用的知识，结果也下马了。那当然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表明为科学的科学，处境肯定会不妙了。
事后分析起来，我们可以看出，科学自主的理论，无论是罗伯特·默顿的理论中所阐明的主张，还是执行美国政府政策时所贯彻的方针，在企图把科学的价值与美国的民主文化结合起来方面，全都是不现实的。那种自主理论低估了美国的民主文化，具体说来，低估了这样一种民主传统：从公众那里取得财政支持，就必须承担起向公众进行说明的义务。应当承认，那种理论曾有效地帮助过科学家好几十年，然而，那种情况今天正在消失。我们可以在那种精神自主理论里面看到一个隐藏起来的重大谬误：只要公众信任科学，但是，公众是否理解科学，对于科学家来说是无所谓的。如果真是这样，科学的精神自主权就会促使产生一种旧约全书式的科学，亦即一种不理解的崇拜。如果公众是否理解科学的智力实质真的变得不重要，那么，非科学家认识科学便只能靠那些代表科学的神秘符号了。
科学加强民主
把科学与美国民主文化联系起来的第二个办法是出自这样一种理念，即科学思维能够自动加强那种文化，仿佛科学就是民主的核心。这种理念在逻辑上与那种精神自主理论相反，但是它同样也不利于公众理解新的科学研究精神，因为它把那种精神用一些天真模糊的想法和不切实际的期盼包围起来了。科学加强民主的这个理论，主要是基于这样一条思路：美国知识分子对于提高生活质量一直抱有乐观主义态度，因此，他们把科学也包括在那种乐观主义精神之中。20世纪初的那些社会和政治改革家相信，美国政府的工作是非常有效的。享受着工业时代繁荣的那些中产阶级人士乐观地相信，更好的生活马上就要来临。许多美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受到约翰·杜威（John Dewey）哲学较大影响的知识分子，把改革与繁荣同科学联系起来，认为民主和繁荣的哲学核心就是一整套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而科学思维则居于这些价值的中心。
科学被按照三种方式包括在乐观主义意识之中。一种是，把繁荣归功于科学，这是有用知识哲学的又一次复活，即把科学等同于技术。另两种方式依靠了欧洲的启蒙运动科学模型，两者都认为来自科学的理性主义的思维方法可以为成功和幸福指明方向。其中之一，是假定一个好政府必须以科学原理和方法，尤其是实验方法为基础。另一种则出自一种更为笼统的看法，即相信科学思维会提高生活的无形质量，譬如说，解放公民的思想。美国方式的政府，说得轻一些，是一种实验型的政府，它喜欢不断地进行调整、变动和改革。例如，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就喜欢使用〃政府即实验〃这个隐喻。唐·普赖斯（Don Price）等学者把美国式的政府解释成是对科学实验方法的贯彻实行，他们干脆说〃美国民主是科学方法的政治翻版〃。
在这种观点的一种非常复杂的论述中，耶隆·伊扎（Yaron Ezrahi）分析说，自由主义民主的那些看得见的符号的文化价值，其基础是在18世纪初叶的英国由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和约翰·洛克（John Locke）提出来的经验主义的认识论。要提高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就必须让科学非神秘化，也就是说，公众要能直接观看实验和演示。公众可以理解他们看到的事物，他们也会支持他们所理解的事情。伊扎接着又说：把这样一种见解应用于自由主义民主政府，那么，政府树立形象就不能只靠那些统治精英，也要依靠广大的民众。这在牛顿和洛克时代应当说是一种相当新颖的看法。
普赖斯等人的这类理论，把实验型政府直接追溯到一种实验型科学，最后，它必然要追溯到19世纪德国研究大学的那种方法论。在我看来，这种理论对科学作用的评价太高，而对没有提到的美国历史的特点却估计不足。事实上，在美国历史上，政府直接仿效科学的情况是极其罕见的。政府的工作方法有时候同科学方法相似，并不是有意的，那只是一种巧合。从理论上说，政府若能直接求助科学知识和借鉴科学方法那是最好不过，但是，政府的运作毕竟是动态的，有它自己的规律，因此政府的效能其实是来自科学之外的其他因素。按照这种比较笼统的理论，科学是通过为日常生活提供精神模式来加强民主。约翰·杜威认为，使个人和群体从经验获得好处的途径，是掌握科学方法。如果不是这样，杜威认为，那就会因循守旧，〃向强大而顽固的过去的旧习投降〃。〃根本的困难，〃他写道，是〃不情愿采取这样的科学态度。〃杜威断定，进步需要科学思维：〃从根本上说，在哲学上，科学是专司社会普遍进步的器官。〃而且，〃尽管上个世纪社会变化非常之大，只要我们对科学的信任在社会工作方面体现得更好，那么，那些变化同今后将会发生的变化相比就不算什么了。〃以同样的精神，卡尔·玻普尔（Karl Popper）鉴于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出现，把民主主义与极权主义加以对照作出结论：前者有望使用借鉴科学的实验方法，而后者定要歪曲科学。把科学与民主联系起来的一些理论，在谈到那种联系将会带来进步时，常常并未指明是哪种形式的进步。如果说把进步简单理解成物质繁荣，那么，经济出现〃大萧条〃便曾极大地动摇过那种增强理论。这是因为，在当时，科学似乎还无力重建更早些时候的繁荣。可是，进入20世纪50年代，情况大为好转，民主和科学曾经携手解决了一直困扰着工业社会的那些典型的社会经济问题。人们为此欢欣鼓舞，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干脆宣布：〃意识形态完蛋了。〃
增强理论的可靠性
但是，所有这些科学思维来自何处？这是那种增强理论遇到的一个重大难题。如果来源没有指明，那么科学就是一个脱离现实的Geist（游魂），到处都有，却无来处。可是，倘若科学真的已注入美国的民主文化，而且加强了它，那么，科学思维就必定存在于平民之中。在那种情况下，这个民主社会中的成年人就肯定掌握有一些科学知识，而且会凭借这些知识而形成按说能够加强民主的那些科学判断。进一步说，他们如果掌握了足够的科学知识而有能力就政府和生活质量等问题科学地进行思考，那么他们多半也就有能力把那些知识用来判断科学改革问题，虽然不一定是专家，却至少有资格参予有关的民主决策过程。〃虽然大概只有少数人能够提出科学政策，但是我们全都有能力判断它。〃这本来是佩里克尔斯（Pericles）的话，被卡尔·玻普尔引用来说明科学在民主文化中的位置。
如果事情果真如此，那么增强理论便毫无现实基础。乔恩·米勒（Jon Miller）在进行过一系列民意测验后指出，在关于核电力、苦杏仁素、DNA重组和饮水中加氟那些问题的公民投票和争议中，〃绝大多数的投票人都没有足够的知识作出………判断〃。米勒的调查数据还表明，在美国的成年人口中，掌握有初步科学知识的人不到10％。这当然是〃非常低〃的比例，反映了〃对科学问题的普遍无知〃。很多美国成年人〃没有足够的知识理解有关科学研究的基本讨论〃，也〃无法区分科学与伪科学〃。
科学新闻报道往往会加剧这种无知。多萝西·内尔金（Dorothy Nelkin）发现，科学新闻报道通常爱用浅薄的比喻来代替实质内容，采用戏剧性的夸张手法来编造科学故事。虽然科学新闻报道极大地增加了非科学家能够接受到的科学信息量，但是，内尔金指出，这绝没有增加科学理解的质。大多数新闻报道中，渲染的是魔术、神秘、希望和恐惧。约翰·本哈姆的报告同样也指出，新闻报道的历史，长时间以来一直是在把公众对于科学的理解搞得平庸无聊和支离破碎。阿伦·马宙尔（Allan Mazur）研究过好几件科学争端，得到的结论出人意料：媒介关注得越多，民众对有关问题的科学或技术反而越抱敌意。这大概是因为新闻媒介不自觉地点燃了对技术灾难的恐惧。上述这些发现当然不是无关紧要。如果几乎没有人能够科学地进行思考，那么，科学思维恐怕就不能加强民主文化。正如迈克尔·肖特兰（Michael Shortland）所指出的，〃如果一般大众要在有关科学的决策中取得发言权，那么，他们最好先对科学有所了解，只有这样，才会有助于他们去决定自己的未来。〃他的话说得不错，不过，考虑到科学普及的现实情况，明智的科学政策恐怕还是无法依靠民主决策过程作出。
科学教育，它本来是科学普及的必要前提，传来的也是坏消息。曾经进行过某种形式的统一测试，目的是把同年龄的美国孩子与外国孩子作一番比较，结果有两个发现：（1）美国孩子在科学和数学方面的能力明显不如许多亚洲和欧洲国家的孩子；（2）美国孩子这方面的能力，在他们整个求学期间，（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孩子）越来越差。根据1988年公布的一项研究，美国14岁的孩子，按照科学成绩排名，在17个国家中排在第14位。1989年的一份报告则指出，在数学方面，美国13岁的孩子，在20个国家中表现〃最糟糕〃。在有一次把中国和美国的一年级学生进行比较时，前者求解数学题较快，而且用的方法也比较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