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方米，有一个小炕；里屋是灶房，没有墙，是临时搭起来的，能挡雨却不能挡风。李富祥光棍一人，住在这房子里倒很宽敞，我们去则显得太小了些。我们一到，李富祥就要把外屋让给我们，自己住灶房。我们也争着住灶房。最后决定大家一起挤住外屋，灶房不住人。这么一来，外屋炕上炕下都住上了人。刚安顿好，李富祥不知从哪里端来一盘油饼请我们吃。这油饼和北京的不一样，也不像南方的油条，因为那些都是油炸透了的。这里所谓的油饼，只是把一些粗面捏成团，在油锅里滚几下即捞出来，而且因为油少，外面全是黑糊糊的。即使是这样粗糙的东西，在当时当地也是美味呢。但我们因有严格的纪律，大家都坚辞不受。这样推来推去，李富祥很不高兴。我见此情景，觉得如果辜负了他的一片诚意，以后必不好相处，于是拿了两个油饼出来，分给每人一片，并对李富祥说：〃你当过解放军，我是老八路，咱们军队的纪律你是知道的。何况我们今天是吃了饭来的，肚子并不饿，现在我们一人吃一口，领你的情，以后咱们就都是好同志。〃大伙全都笑起来，又谈又笑地挺欢畅。等李富祥端着盘子出门以后，我对大家说：〃今天我们可违犯纪律了，是不是要把这情况向上报告一下呢？〃大家都说：〃干吗要报告？一报告准会倒霉的。〃我又说：〃既不向上报告，那就谁也别往外说。〃大家齐声说：〃好！谁往外说谁就是混蛋。〃人心如此一致，我也就放心了。
进村后我们就开始访贫问苦。其实这里的贫苦一看便知，何待访问？每个家庭都一无所有，床上有条破被就是比较富裕的了。太阳出来，北墙根就有一群〃日光浴〃者，老头、老太太光着上身，十二三岁以下的男女小孩，全是赤身裸体。为什么？没有衣服穿。还有两三个小队，十几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一家人合穿一条，谁出门谁穿。多么凄惨的景象啊！汪锋、李友九他们知道这种情况后，才把省里的救济物资集中往这里投放。但灾情太重，灾区太大，分到每家每户的东西也就少得可怜，哪家能分到一条被子、一两件衣物就是天大的幸运了。
经初步了解，这里受〃大跃进〃的灾难很深，三年困难时期饿死的人很多，几乎每户都有。中监委书记钱瑛曾于当时带领工作组来做过调查，并发了些救济品。群众对中央工作组印象很好，敬若天神。我们这次从北京来，而且也叫工作组，群众就以为中央工作组又来了，对我们的希望很高。他们哪里知道我们是来搞阶级斗争、搞〃四清〃的，是专门整那些〃四不清〃干部的呢？由于群众对我们多怀好意，所以我们了解情况比较容易，访贫问苦效果也很好。但我们对群众反映的情况并不满意，我们要的是村干部〃懒、馋、占、贪〃的材料，谁如果不反映这方面的材料，我们就认为他是包庇村干部，受了村干部的收买。慢慢地，群众见我们爱听假报告，不听真情况，一些老实人就和我们疏远了。
第五部分 〃四清〃记 3。高台考察
东湖大队的西面，不到十里路便是平原大队，赵世利带着一个工作组在那里搞〃四清〃。赵是我受范老的委托经过吴老（玉章）向四川省委交涉刚从四川调来的。1963年我到四川讲学，他当时是四川省高教局的教学处长，我的一切活动都由他安排并陪同，因此他对《宣教动态》上那些诬蔑我的不实之词进行了批驳，因此也引起某些人对他的不满，受到排挤。后来他离开了近代史所，调到语言学院当教务长去了。他在平原大队搞〃四清〃，我们近如咫尺，所以时常来往，关系较为密切。
平原大队有不少西路军当年失散下来的人，从他们那里知道不少西路军当时的情况。过去教党史时，就知道西路军是在甘肃高台地区被马家队伍打败的，现在既然来到离高台不远的地方，当然要去考察一番。原来1936年，三路红军即将在陕北会师，党中央考虑到陕北地方小，人口少，而且地疮民贫，难以养活这么多的部队，决定向外发展。于是首先进行东征。但东征军对阎锡山作战虽然取得胜利，而阎却因此引来十万国民党中央军入晋相援。党中央为避免内战扩大，便回师陕北。随后，又决定举行宁夏战役．向西发展，希望通过宁厦，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取得远方（第三国际和苏联）的援助。后来宁夏战役计划没有实现，己经渡河的红军便称为西路军。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于1936年渡河，完全是为了打宁夏．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正式命令而行的，绝不是像《毛选》第一卷有关注解中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张国煮的命令。至于11月改称西路军，不但有中央军委的命令，而且有中共中央的决定。我到高台考察时，对西路军的原委尚不清楚，这些事情是到80年代才搞清楚的。我亲眼看到高台的一个集镇，据甘肃到新疆的河西走廊要冲，当年必是冲杀要地。但在平坦的公路上，除一些土墙外，无险可守。而马家军火力既占优势，又大部分是骑兵，来往冲突，红军虽无比英勇，终究难以抵挡。我根据地形地物和残垣废垒，想象当年红军顽强奋战的情形，既无限敬仰，又不胜感慨。我弄明白了这次战斗已是1937年3月的具体日期之后，心中又极为愤意。K毛选》中．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这样写道：〃为敌人吓倒的极端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寿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破产。〃可毛主席写这篇文章的时间，是1936年，他怎么能在1936年就预见到1937年西路军的失败呢？很显然，这是毛著编委们帮助整理成这样的。我在60年代初曾认真研究过西安事变，看过几乎所有的有关档案。我知道当时党中央考虑的中心问题是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一切问题（包括军事问题）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的。西路军的前进，停止，后退，再前进等等，中央都有指示，而这些指示又都是根据党的中心任务发出的。西路军除很短的时间失掉和中央的电讯联系外，凡能通电报的时候，都是按照中央的要求行事的。怎能把西路军失败的这笔账挂在张国寿的头上呢？尽管张国煮的错误很多，罪该万死，也不能如此对待呀，更何况西路军有两万多人呢？无怪乎徐向前、李先念等人和西路军所有的同志们都对此始终不服。直到80年代后期，这一问题的真象和是非，才在他们的反复坚持下，大体上搞清楚了。对于党内斗争如此的复杂而残酷无情，我此时才有所领悟。但我不能对他人讲，只和黎澎一个人交换过意见。
1938年我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时候，就见到不断有从兰州办事处送回陕北的西路军战士（那是由谢老觉哉和朱绍良交涉的结果），他们谈起西路军作战的艰苦和英勇，都很令我钦佩。后来批判张国寿，我因此把他恨入骨髓。但到了我研究西安事变了解到一些真实情况之后，我的思想开始有所变化。以至这次到高台实地考察，我才发觉对西路军问题应该重新考虑。所以到了80年代，我的研究生陈铁健发表《论西路军》时，我完全支持他的观点，因为那是实事求是的，无可非议的。写〃四清'，这段往事，写出了到高台考察，看来似乎有些不相及，但我认为是一大收获，因而特地把它写了出来。
第五部分 〃四清〃记 4。工作总结
在离开张掖城之前，我和黎澍、姜克夫商定，近代史所内部的事情不必向甘肃省〃四清〃总团报告，只把我们在乌江〃四清〃了解到的情况向总团报告就行了。这样，就使家丑不致外扬，也为祁式潜保全了面子。但祁并不满意，还说什么〃李新擅自行动〃，并提出质问：黎澍凭什么能代表近代史所在甘肃出面活动？为此，回到北京后，在我的提议下，召开了〃四清〃支部的扩大会议来总结这次〃四清〃工作。除〃四清〃支部的全体支委和十三级以上的党员干部参加会议外，所领导小组成员和有关的人员也都参加了。同时，凡参加〃四清〃的同志，也都分小组总结工作。
在会上，刘大年、张崇山批评我不执行所里的指示，擅自把该劳动锻炼的青年全部带回了北京。姜克夫挺身而出，指着刘大年说：〃你在乌江一共待了多久？一会儿北京，一会儿张掖，就这样你还不是常在公社里病歪歪地躺着吗？青年同志们也是人呀！是人就要吃饭，'食不饱，力不足'，饿着肚子干活儿，这叫什么锻炼？山东黄县有我们的劳动基地，到那里去锻炼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一定要叫青年们在乌江锻炼饿饭？这次让青年们回来是我向李新建议的，有错误我愿承担责任。〃这时各小组、尤其是青年们都提出意见，对要把他们留在乌江劳动非常不满，于是刘张只好把此事放下不提了。
刘大年在他的发言中，还含糊其辞地表示他并未委托我代管支部的工作。开始我还没有听明白，等听明白后，实在难以忍受了，我愤怒地对他说：〃刘大年，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好在你和我谈话时还有服务员在旁边，他虽没有全听到，但大部分他是听到的，要不要找来对质？而且，如果你没有委托我，大家为什么能听我指挥？〃这时，有人马上站起来说：〃大年同志对我们说过，他走以后，支部工作由李新负责。〃刘大年一时显得很狼狈，但他随即改口说：〃委托李新同志，是我请他帮忙，哪能不算数呢？我刚才没有说清楚，我道歉。〃一场滑稽戏就此结束。
这次会议的高潮是对祁式潜的批评。因为他在〃四清〃中表现极左，对人狂妄无礼，犯了众怒，大家不约而同地向他展开了进攻。不仅批评了他现在的表现，而且揭露了他的历史，说他是公子哥儿投机革命，以后又背叛革命，解放战争期间又投机回来，因而解放后在运动中故意极左，用以掩盖自己的丑恶历史，并且巴结领导往上爬。祁这个人确实是不好，历史上也确有错误，对他进行严肃的批评是应该的。但说他〃一二九〃时期参加抗日运动是投机，抗战期间离开新四军后成了叛徒，以后再回到革命阵营也是投机，则未免过分了。我当时对这种批评不仅未加以纠正，而且推波助澜，现在分析起来，确有报复思想的因素。〃文化大革命〃掀起后，祁式潜立即跟着造反派来整我们，这又是对那次总结会的报复。可是不久，他也被当做叛徒揪了出来，随即自杀身亡。多么残酷的斗争啊！以阶级斗争为纲害死了多少人？跟着这条纲走的人也落得如此悲惨下场，这又是谁之过？这难道不应该深长思之吗？现在想来，当时我也是盲目的，因而也犯了错误，也有一定的责任。人老了，应该把过去的事情想明白，才能对现在的事情看明白，不然糊里糊涂地在世上走一场，岂不可惜？为此，特地把这次〃四清〃的亲身经历写出来，以为后来者之鉴。
第六部分 中国人民大学三反记 1。党组紧急会议
学生要到城内校部来请愿的消息，我当天早晨就知道了。那是校团委副书记和学生会主席私自打电话告诉我的。因为我当时是学校青年团的书记，而学生会主席又是校团委委员，所以他们不顾学生会封锁消息的纪律，偷偷地背着旁人向我电话报告。我立即到胡校长家。这时校长办公室和党委办公室都有人在那里向胡校长报告，说西郊学生今天要罢课进城。但具体情况他们并不了解。胡校长一见我，很紧张地问我情况怎样？我告诉他：学生们昨天晚上决议，从今天开始不上课，今天午后两点到校部来请愿，游行示威，要校长回答他们的问题。胡校长一听，马上沉下了脸，厉声向校长办公室的人说：赶快出布告，禁止学生罢课，更不许进城来，什么示威游行，简直是胡闹，一定要禁止，禁止！我走近胡校长，轻轻地对他说：〃先紧急召开个党组会吧！今天上午不会出事，还来得及。学校领导先商量一下好吗？于是立即通知党组成员到顾问办公室开会。（党组会通常都在那里开）。
大约八点钟左右。党组成员到齐，正准备开会的时候，总顾问古德廖佐夫和副顾问菲力波夫来了。菲力波夫是个中国通，在顾问中做党务工作，他见我们要开会的样子，转身就走了。古德廖佐夫是新来的，是代替前总顾问安德里昂诺夫的。〃安〃因和〃大人〃的两位副校长胡锡奎、成仿吾关系不好，被调回苏联去了。古德廖佐夫是十月革命前的老党员，莫斯科档案学院院长，在战争中伤了腿，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但他经验丰富，善于处理问题。我见他从会议室走进旁边的厢房，便赶上去迎着他。心想今天顾问不该来上班，他来必有要事。这时，胡校长也从顾问办公室出来了，他对古德廖佐夫说：〃总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