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人都自以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自从斯大林的《论语言学问题》翻译出版以后，形势有所改变。多数人认为语言都没有阶级性，那么逻辑自然也没有阶级性。但那些自称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学家，仍不改变立场，说语言是语言，逻辑是逻辑，二者不完全一样。尽管他们承认语言是思维的外壳，外壳没有阶级性而里面却有阶级性，这本身就不合逻辑。但他们希望，你那是形式逻辑呀，我们要的只有－辩证逻辑。多么神奇的理论啊！世界上竟有不合形式逻辑的辩证逻辑，也就是不合逻辑的逻辑。在这场争论中，周谷城老先生是和王方名一致的，但他们是少数派，而且都不是党员，处境很困难。毛主席年轻时候学师范，对逻辑学很有兴趣，以后也很注意这方面的学问，所以他支持周谷城、王方名这一方，他曾特意接见了他们，并设便宴招待，鼓励他们在学术上坚持真理，但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见。
自从毛主席接见后，王方名的处境大有改善，人民大学党内的主要负责人胡锡奎改变了从前的态度，对王方名格外重视，并一度让他担任逻辑学教研室主任。但教研室内部仍有些人对王方名不买帐，一则因学术观点不同；二则因为王方名是一个被开除了党籍的老于部，毛主席虽然接见他，但并未解决他的组织问题，可见他的问题严重。王方名向我谈到这些情况后，我引他去见吴老（玉章），请示是否可以提出申诉。吴老一直很关心王方名的问题，由附中调到本科以及安排到逻辑教研室都是由吴老提出解决的。吴老主张先向校党委提出问题，然后再转至中监委和中组部以求解决。随后王方名即向校党委写了个报告，在报告中沉痛地检查了自己的错误，最后希望校党委复查他的问题，恢复他的党籍。校党委讨论他的报告时，都认为对他的处分过重了，但他的问题，校党委无法解决，必须由他本人直接向中监委申诉，校党委负责转呈。于是王方名又向中监委写了申诉书，校党委附上几句话之后，送呈中监委但不几天，中监委即将原件退回，不予受理。很显然，这一状没有告准。怎么办呢？我先后去找了刘锡五和王从吾，他两人都是中监委的副书记，我把详细情况向他们报告之后，他们都认为对王方名的处分是在〃三反〃运动中作出的，现在来看是过重了，可以改变，但最好由人民大学党委进行审查，提出改变处分的意见，呈请中监委批准。我把他们的意见回来告诉了党委。党委随即进行复查，并提出了改变处分的意见，再呈送到中监委去。但不久，中监委还是把原件退回来了。看来这一状还是没有准。怎么回事呢？我和王方名进行了分析，认为钱俊瑞、刘景范和安子文3人的批示，好比三座大山，谁敢推翻呢？我们又去找吴老请教。吴老说；解铃还得系铃人，如果钱俊瑞那里能松动一下，事情就好办了。他要我去找钱俊瑞。我说：这事情太大，而且以我和王方名的私人关系，再由我去说话，恐怕不好。于是吴老答应在适当时候，他可以把这个问题顺便提出来，而不宜专门为此事去找钱教务长（钱曾在华北大学任教务长，吴老习惯地这样称呼他）。就这样，王方名的申诉只得暂时放下。
大概是1907年的初夏，学校有事要我到杭州去见吴老，谈完公务之后，吴老留我在西湖游玩。一天，吴老说钱教务长也在西湖，我们该去看看他。我说：可以顺便提一提王方名的事了吧？吴老欣然应允。但我们见到钱俊瑞时，他病得很厉害，那么热的天气，他还盖着两条棉被。吴老只问了他的病情，没有提王方名的事，我当然更不好意思提出来。坐了不多会儿就告辞了。回来说起这件事，吴老笑了笑，叹道：王方名可真不幸呀？后来我也对王方名说：你的命太苦了！彼此莞尔而笑，不过笑的很不自然。
1958年来了个倒霉的〃大跃进〃，从此闹得举国不安宁。钱俊瑞被下放到陕西当副县长，随后又转到安徽去当副专员，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才回到北京。王方名和我也都先后受了折腾在〃文化大革命〃中，王方名被当作〃黑五类〃分子，受折磨更甚
第七部分 怀友 7。我的好友王方名（4）
1976年10月，〃四人帮〃在万人唾骂声中倒台，全国又重见天日。王方名的问题也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得到完满的解决。钱俊瑞回到北京后，我专门去找他，这次我直截了当地提出了王方名的问题。并对他说，我曾向他的秘书戴虹（王家宾）做过调查，戴虹说：钱部长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要把王方名的问题提交支部讨论，也没有想到要查阅他的档案。不用说他本人看了档案会重新考虑问题，就是让我去看一下档案，也不会不问一问历史证明人就胡乱地给人家扣上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钱俊瑞耐心地听完了我的谈话和批评，他非但不生气，而且不断点头，最后很诚恳地自责道：荒唐！荒唐！我这人竟是这样的荒唐！让人家受了20多年的罪！事情解决后我一定要去向他当面道歉言下不胜悔恨和痛苦。我连忙劝解道：人谁没有错误呢？现在只要能帮助把他赶快解放出来，他也就满意了；至于当面道歉，那也不必，我可以把你的意思转达给他，他是不会计较的。随后我们就商量怎样进行，最后决定由他写一份报告，把事情的经过详细说清楚，并作深刻的自我批评，然后请刘景范、安子文撤销他们的批示，再提请组织部作出为王方名平反的决定。钱俊瑞办事还是那样的精明，他写的报告简直是一篇很动人的文章，其自我检讨真挚诚恳，令人感动。可见一个人只有被整之后才能深刻地体会到挨整的滋味，一贯整人而从未挨整的人，很难放下鞭子来承认整人的错误，分明整错了，他也耍说出一套整错的道理来。我从钱俊瑞身上深深地悟出这一条重要的人世之道，从而对那些能在任何条件下只整人而不挨整并因此自■为一贯正确的人，采取不敬而远之的态度。
由于找不到刘景范，钱俊瑞对我说：只要安子文能撤销他的批示也就可以了。那时安子文在中央党校任副校长。我从1978年秋就借住在党校编革命史，找他比较容易，所以钱俊瑞就托我转交他的报告。安子文看了钱俊瑞的报告后，二话不说，就在报告上写下了他的意见，说他从前的批示有错，应予撤销。并回过头来对我说：我们这些人，过去的官僚主义太严重了！我笑了笑，略为闲谈几句就告辞而出。很快，王方名的问题经中组部批准解决了：撤销原来的处分，恢复党籍。
问题解决了，但28年的时光也过去了！且不说王方名在这28年中，挨了多少斗争，遭了多少罪，写了多少检讨，流了多少泪；就是他振作起精神来作研究工作，其资料和文稿不知有多少也在〃文革〃中散失了！问题解决后，他高兴之余，想重理旧业，但一看书架上乱糟糟地，除马列原著和毛选外，其他一无所有，再看看箱柜也是如此，他不免四顾茫然。王方名勤于研究，勇于探索，有许多非常宝贵的新见解都只写成提纲或草稿，未敢轻易发表。他已发表的文章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而且还是比较平稳的部分，而大部分都储存在那里，等待将来。这并非因为他研究的成果不成熟，站不住脚，而是因为他的处境不佳，使他不得不如此。现在处境改善了，但稿件、资料以至有关的一切都完了！此情此景，怎不令人痛心呢！
他到西郊找我商量以后怎么办？到什么地方去工作？再研究些什么问题？人民大学虽然欢迎他回去，但因过去人事关系不融洽，他不想吃回头草了。北京市社科院刚成立，条件较差，但曹子西在那里担任副院长，曹为人很好，在人民大学工作时对我和王方名都不错，现在极为热忱地邀请王方名去他那里，并愿尽可能地提供研究条件。因此，王方名倾向于去北京社科院。我当然听从王方名自己决定。至于再研究些什么问题？他和我谈了很多，我固然很难提意见，他自己也拿不定主意。
王方名想写的东西太多了，而他想写的每个项目，规模都很大，难度则更大。尤其是思维史，资料、笔记和文稿，都在〃文革〃中散失了，现在如何着手呢？他很痛心，但又不肯罢手。每一个项目他都不肯放弃，但年龄和精力以及客观条件都无法使他能达到主观的愿望，他于是陷入矛盾和苦恼中。他的助手和他闹翻了。他的夫人和孩子们也不以为然。他的长子本来很同意他的逻辑思想，后来也走向反对他的那一面。他感到莫大的孤独。有一次他到西郊来看我，当谈到这些情况时，十分感慨。我劝他：你可以找他们开诚地谈一谈嘛！他沉默很久，才痛苦地拉长声音叹息道：
欲取鸣琴弹，
恨无知音赏。第七部分 怀友 8。我的好友王方名（6）
他吟诵了这两句诗以后，颓然地往沙发上一躺，再也不说话了。我发觉有两条泪线，潸潸地从他的面颊上直往下流淌，而且我还看见他的额上满是皱纹，头发也稀疏得和我一样，头顶脱得光光的了。我不禁脱口而出，轻声地向他喊道：老了！方名，我们都老了。我劝他以后不要想写那么多的东西了，甚至可以撒手不写了。我说：主观愿望必须以客观条件为基础，办不到的事何必强求呢？我们做不了的事还有下一代嘛。不等我讲完，他忽地站了起来，愤愤地对我吼道：你也觉得我不行了！？哦！我完了！我完了！显得怒不可遏而又力不从心的样子。我扶他坐下后，又耐心地劝慰了他一番，说明我们这一代人，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已度过半生，本来搞学问就晚了，以后又磋跎了十多年的岁月，现在一事无成，怎能不急呢？但着急也于事无补，徒劳耗费身心，不如量力而行，能发挥点余热就可以了。这是历史的安排，也是无法改变的。我特别一再问他：余热，我们只有点余热，你承认吗？同意吗？他开始勉强地点了点头，慢慢地我们相视而笑，相视而会心地微笑。后来我们谈得很高兴，直到晚上，我把他送到车站，我们才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
1982年，我接到王方名寄来他自作的书画。他多年不习此道了，现在重新捡起来，因为历尽沧桑，无论书法和画笔都更苍劲有力。我很高兴。按他附寄的诗和了一首寄回：
青山长驻水长东，
革命人生万代红。
百炼千锤钢铁汉，
行书漫画乐无穷。
我以为他以后会安下心来了。谁知他思想中的矛盾不但未得解决，后来反而愈演愈烈。一时提笔写这方面的文章，一时又改写另一个问题，接着又把它们都撕了，扔进纸篓中。每日起居无常，有时半夜起来写，黎明大睡；有时入夜即睡，黎明起来写；弄得家人深以为苦。他的思想也时而东，时而西，有时很锐敏，有时似乎又很迟钝。他的行动也很任性，到处乱跑，家里常常不知他的去处。据说他一次跑到成都后到四川大学他弟弟那里，因得知他弟弟的不幸遭遇，回家后大为伤感。有人对我说：像王方名这种情况，是老年人的一种特殊病态，叫做〃精神飘逸症〃。我因为从未听说过，所以对此说半信半疑。仍希望能把他劝说过来，常在家里以诗词书画自娱，即使是病，也会自然好的。不过从1984年以后，我们见面少了，对他的情况也只能从孩子们的口中得知一二。
1985年是抗战胜利的四十周年。我们这些从九一八以后就为抗日救亡而奔走奋斗的一代人，这时都已经老了。正因为年老而感慨愈多。我因为忙于写文章、讲课，没有注意及此。没有找王方名来一道好好地谈谈心，共同从回忆中总结经验教训，瞻望前途。这实在是莫大的疏忽！说也凑巧，就在1985年9月3日下午，就在人民大会堂开盛大的纪念会并向全国直播现场情况的时候，王方名面对着电视机，在床上靠着被子与世长辞了！当时，他家中无人，孩子们不在，夫人也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去了。他独自一人在收看纪念会的实况。我想，他此时一定有很深的感触。他大概认为：日木帝国主义已被打倒了，蒋介石也被打倒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何必活在世上让人家看作多余的人呢？还有什么多余的话说出来让人家争论不休呢？可以走了，可以放心地走了！于是他往床上一靠，安然地离世而去。等他夫人开会回来时，看见他斜倚在被子上，还以为他在休息呢。是的，他是在休息，是在永远地休息。他休息得很安祥，毫无遗憾的样子。他的一生既无愧于天，也无愧于地，更无愧于任何人。他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他死在抗日胜利四十周年纪念日，真可谓死得其时。他死在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