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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起来，那天仿佛有雨。一切像极杜牧的诗——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只是那个牧童，已经长大了。
这首诗亦是外公教的。小时候有一本画册，一面是诗，一面是画，画上是杨柳轻曳，细雨霏霏，一个人，青衫落拓，向一个牧童问路。牛背上的牧童正在吹笛，扬手一指远处杏花掩映的村落，倒是满脸喜气。眼见得还是未经人世，不识忧患的好，天地一萧萧的时候，独他平然喜乐，心中仍是一曲村歌，流漫于阡陌间。人世也是这样婉转清亮。顺着他的手，再看那个文人，形容瘦损，黯黯的。许是刚上坟回来，还未解得愁绪。一老一少，一悲一喜，霎然生动，虽是画工拙劣，却也抵得过了。
这首诗大好，似一副绝好的白描画，于通俗平易间，带出一抹伤春悲逝的绮思柔情。这样一首好诗，在《樊川诗集》、《别集》中却没有收录，《全唐诗》中也不见它的踪影，因此有人说这不是杜牧的作品。在我看来，这当然应该是他的作品，不然多可惜。即使是在烟波浩淼的诗海里，能找到这样既可以是诗、是词、是曲，也可以是小说的佳作也不多。这首诗如同惶惑幽深的时间，有无限的可伸展性。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诗）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词）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元曲）
甚至，可看做一部小说，它具备了小说的各个元素：时间、地点、人物，故事的发生、发展，至于结局，一句“遥指杏花村”，更是有无限的想象空间在。其实诗词画都是一样，有时候太满了反而不妙，要懂得适当的留白才是高手。
童年的印象使这样的男子成了我印象中落魄文人的标准像。后来很多年，我都以为画中这个人就是杜牧，即使后来知道他是世家公子也一样。其实京兆杜氏自魏晋以来就是名门世族。他祖父杜佑是中唐宰相，有名的史学家，所撰《通典》一书，开典章制度专史的先河。他自己也是少年才子，二十三岁即作传世名篇《阿房宫赋》，应该是很得意的了。然而随着祖父和父亲的相继去世，仕途开始变得坎坷不平。他一直做着小官，几乎有十年，他是蹉跎在扬州，迷醉在二十四桥的青楼明月间了。
我总在想，如果没有白居易的词“江南好，最忆是杭州”，没有苏轼的诗“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两相宜”，没有历代文人香词艳赋的粉饰，杭州会不会如此地芳名遐迩。
扬州也是一样。当年隋炀帝为了观琼花，开凿了一条大运河，扬州的繁华旖旎随着琼花的芬芳传遍天下，从此后是“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销金窟，是“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明月在扬州”的锦绣地，是“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的温柔乡。
可是，若没有杜牧的诗魂相许，纵然扬州是千古名城，她还会不会如此情致婉转，缠绵得刚烈。霍霍地立在浩淼的水烟里，千年仍有自己的风骨。
杜郎，我和那些扬州的女子一样，唤杜牧为“杜郎”。杜郎的扬州既有“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的绮丽多情，也有“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的惆怅伤惋。
写扬州的月夜，再没有人写过他。千载，有多少人从他这里偷了意去，数不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姜夔直接将他的诗写进了词里，怪不得王国维批姜夔写的隔，又说：“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落第二手。”评的实在到位真切。
总觉得扬州，是杜牧之一个人的扬州，即使诗仙李白写了“烟花三月下扬州”这样氤氲妩媚的句子也一样敌不过。
和人一样痴心，有时候，一个城，也只爱一个人。
“十里扬州，三生杜牧，前事休说。”杜郎与扬州，是一场命中注定的纠缠，需要用一
个城市来祭奠的离伤。
想起他写在扬州的《遣怀》——
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
十年一觉扬州梦，蠃得青楼薄幸名。
这仿佛是天已晓白，他的酒已经醒了，要告别时说的话。《遣怀》应该是在牛僧孺的感召下写出的自嘲之作。可是怪得了他吗？牛李党争，他陷在其中挣扎反复，朋党相争的尴尬，比青楼风月更甚，政治消磨了一个昂然的青年。
十年一梦，他觉得是醒了，然而那魂却遗落在彼处。还不如遗落在彼处，风月尚可容身，政治已经没有容身之所了。
“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他总是落魄了，带着潦草的潇洒。男人之间已经没有相处的余地，或许女人的温柔乡还可暂居，却也是暂居而已。这个人，是与柳永不同的，柳永堕便堕了，落便落了，能够自得其乐。“诚然风物忆繁华，非是秦淮旧酒家，词客多情应落泪，心中有妓奈何他？”从冯梦龙的“三言”中的《众名妓春风吊柳七》可以看得出，是柳永影响了文化沉淀极深的秦楼楚馆，而妓女们则激发了一个词人的灵感，饱满了他的艺术生命。
杜牧则不同，即使是沉迷风月的时候，他的心底也是清醒矛盾的。少年时代的际遇使他颇具大家风流浪子的潇洒；儒家思想的熏陶，让他始终抱着济世安民之志，然而仕途的不顺，却让他在现实中不断承受煎熬，在放与不放中踟躇着。所以他会叹：“十年一觉扬州梦，蠃得青楼薄幸名。”你看，“赢得”两字间的隐隐不屑，“薄幸名”后藏住的自嘲后悔之心，不是不难感觉到么？
不过他毕竟是讨人喜欢的男人，当他沉溺其间的时候，也有深情如许。大和九年，他要离开扬州赴长安任监察御史的某个临别之夜，面对着相爱的女子，他写了《赠别二首》——
娉娉袅袅十三馀，豆蔻梢头二月初。
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
——其一
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
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其二
她是十三岁的小女孩，娉娉袅袅豆蔻芳华的少女。不要以为杜牧有“恋童癖”，中国人的传统婚姻是早婚早恋。因此她，十三岁也可以承欢君前了。何况是个歌女，风尘里摔打惯的。只是，她究竟是个小女子，与情郎分手时，心底的哀伤总比他深。明知他归来的杳杳无期，却不能有过分的要求；是情人不假，但只是歌女。她一准是哭了，所以惹他伤感地说：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于是，一句千古名句就在她的泪眼愁肠下锻炼出来。
蜡烛有芯他有情。
想象着，离别筵上，小小的她拟歌先敛、欲笑还颦的模样。盈盈泪眼就这样痛触人心。这个人，不知后来在他的心上停驻了几时。他赞她美，诗句写的煽情无比，真实的心底恐怕未曾想过要娶她。
因为他，是清白家声的子弟，要娶的也是良家女。传说他后来在湖州喜欢过一个十余岁的女子，赞她是国色天香。可惜那时她太小，不能嫁娶，他只好与母家约好十年来娶。不料蹉跎了十三年，待他再去时那女子已嫁作人妇，并生有两子，他于是又很悲切遗憾，作《怅别诗》。诗说：“自恨寻芳到已迟，往年曾见未开时。如今风摆花狼藉，绿叶成荫子满枝。”
有人说，男人一夜，女人一生，我不喜欢这样的话，太粘牙，仿佛女子都是拎不起来的糖稀一样，必得要靠住男人这根棍子才站得住。但对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来说，她情窦初开时遇上的男子，必然是心田里一道深重沟渠。
水仙已乘鲤鱼去，一夜芙蕖红泪多。总会有些人，有些爱，是生命的阻滞，一生也无法翻越。只是不知，杜牧后来，还记不记得这个扬州的小歌女。一个，他曾经很喜欢的人。
我不确定！因为杜郎心中的红颜天下，与柳七是截然的。即使“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写的华美斑斓，恍若神话，他本身也不值得迷恋，因他不曾，也不肯为青楼女子放下身段去，写诗赠妓，也如文人咏梅赞菊。别人旁物如水似镜，最爱的还是镜中的自
己。
青山隐隐水迢迢的扬州，秋尽江南草木凋的时节。我若遇上杜牧，肯定会邀他喝上一杯，因为他是我心仪的诗人；可是若我是个沦落风尘的女子，我宁愿遇上穷困潦倒的柳永。
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
“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李商隐的这两句诗非常亮丽华美，一如义山的诗本身予人的印象：宛若星河斑斓，有妩媚的壮阔，华美的哀伤。
应该是因为骨子里安逸荼靡的情绪作祟，所以我喜欢浓词艳赋如《花间集》多过于写实史诗，喜欢李白多过杜甫。我一直喜欢李义山的诗。他的诗学极了李贺的奇幻象征手法，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又承袭了杜甫的精严顿挫和李白的浪漫自如。
像“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练字精巧，兼有齐梁诗的艳和六朝民歌的清丽，诗风媚中有刚。我是极爱的。
后来喜欢他的洒然。他生在晚唐，错过了最繁华荣胜的时期，又身处牛李党争的政治旋涡中，终身潦倒，郁郁不得志。当时唐朝式微，正逐步走向没落，可是除了咏史诗外，义山诗绮丽浓艳之处，丝毫不露末世悲凉之意，倒是颇有开元遗风。能不让自身遭遇霸占思想的人是可敬的，就像莫扎特，生活潦倒荒唐，音乐却圣洁无瑕。一味地自伤自怜，只挖掘自身的小情小意的人是放不开手脚的，境界自然也高远不了。
唐诗浩如烟海。李白杜甫双峰横绝，其余众人峰峦叠嶂，各有拥趸。边塞诗推岑参为首，五绝山水当属王维，七绝宫怨是王昌龄写得新巧奇丽，情诗则是李商隐当之无愧独占鳌头。新旧《唐书》本传上都记载：李商隐与太原温庭筠、南郡段成式齐名，时号“三十六体”。（《小学绀珠》说：“此三人皆行十六，故曰‘三十六体’。”）李、温、段都善写爱情诗，段成式（又名柯古）有《红楼集》，也属于艳本，今已失传；温庭筠的爱情诗词还保留下来不少，但是爱情诗集大成者，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仍是李商隐。所以“三十六体”的代表人物，应是李商隐。进而放眼晚唐众诗家，仍以李商隐的成就为翘首。
义山以爱情诗称著于世，我想这与他的情感经历是分不开的。不然，如何能隔了千年，依旧撩人心弦？他曾经有一段影响了他一生的初恋。这段恋情最后以悲剧收场，是李商隐的心结所在，也是他的爱情诗充满忧伤迷幻色彩的根本原因。
李商隐的诗格受阮籍的影响很深，词旨隐晦，意境迷离，犹以他的“无题”系列最为难解，历代俱有争论研究。不过《碧城三首》是他写来怀念初恋情人女道士宋华阳，当是无疑的。“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两句就出自《碧城三首》之一。
二十三岁时，李商隐在河南玉阳山之东峰学道。唐朝崇道之风始于高祖李渊。有鮮卑族血統的唐帝，为了神话李姓，附会是太上老君李耳的后裔，形成了唐代“扬道抑佛”的宗教风气，即使贵为皇族宗室子弟，也不免会被遣送到道观清修。
这股风气在唐玄宗时代掀起高潮，这恐怕不得不归功于他曾借学道之名把心仪的杨玉环化进皇宫，成就了他的“旷世黄昏恋”。在爱情的滋润下，他灵感迸发，还在杨玉环的帮助下创作了一批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乐曲，如《霓裳羽衣曲》、《玄字道曲》、《九真曲》，《凌波曲》等等。这些作品不单是皇帝崇道的产物，对后世戏曲艺术的发展也有深远影响。
至武宗时，“崇道”之风又掀高潮，士人学仙修道， 遂成一时风尚。于是赶时髦的李商隐也跑去学道。刚上玉阳山学道时，李商隐还是很认真的，他对道家经典《道藏》下过苦功，以致于后来他情诗里的许多用句和隐喻都是源出于《道藏》。不过，世事正如老子所说的“福兮祸所倚，福兮祸所伏”，天资颖悟的他在沉迷典籍研究的同时，对于房中术的理解也大大加深。他春心萌动，对男女之事的向往如春草埋根，如遇不上春风也就罢了，一旦遇上了，想不兴盛发芽都难。
有一天，像一个走在山林里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