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1）
本书描述的是一位西方人同时也是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对于圣雄甘地的历史性出现和他所谓的真理涵义的探索。
1962年，我的第一次印度之旅把我带到了阿赫梅达巴这个城市，在此我应邀主持一个有关人生周期的研讨会。阿赫梅达巴是一个通常被旅游者忽视的印度城市，但它却有着独特的历史。自古以来，这个城市一直以纺织品加工和出口为主。今天，人们往往把那些工会组织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城市贬为美国的匹兹堡（或者说是曾经的匹兹堡）。然而，这个城市特别引人注目之处恰恰在于，从中世纪以行会组织为基础的都市发展到现代化的工业城市，它一直主要是由当地人投资、由当地一些大家族管理的。
我借住在当地一个大家族中，很快就重新领悟到甘地在该市劳资关系中曾经担当的角色，以及这种角色对他以后上升为民族领袖所发挥的作用。说“重新领悟”是因为我对阿赫梅巴达产生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当一个旅行者处于一个他以前想象不出、也念不准名字的外国城市时，这种错觉有时会闯进他的脑海。年轻时，我就知道甘地住在阿赫梅达巴或者附近，总之，是住在沙巴玛第河边的。我们这一代年轻时局限在欧洲的人，其实早就知道甘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所经受的第一次审判，并且把它与苏格拉底的审判相提并论。那次审判就发生在阿赫梅达巴的环形宫，我们早晨散步时经常路过那里。从甘地的自传中我得知，他曾于1918年在阿赫梅达巴领导过一次罢工，现在才发现，在那次罢工事件中他的主要对手竟是我们借住其家的那位工厂主，而他的主要支持者却是这个工厂主的亲姐姐。随着我和当时别的知情者（甘地的忠实追随者，或者那些困惑不解的反对者）的接触，我开始觉得那次事件不像甘地本人或者其他传记作者所描述的那样，只是他生命中以及印度历史中的一段小插曲，而应该是一个对于甘地后来成为民族领袖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发起人至关重要的事件。
1918年非同寻常，那是法国前线机械化大屠杀的一年，各大帝国崩溃、新的世界性联盟形成的一年，那是威尔逊的一年，最重要的是列宁的一年。然而在阿赫梅达巴，一个在战后将具有超凡魅力的人物却在着力解决一场仅仅是地方上的劳资纠纷，并且因为绝食把自己的性命也豁出去了。那次事件，即使在当时的印度国内也很少引起人们注意。M．K．甘地先生选择绝食作为一种新式文明政治领导手段的一部分，至此为止，除了他的少数几个朋友，对别人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事件的直接后果也没有引起印度和世界的关注。事实上，后来人们在谈及那次事件时总有些羞于开口——似乎那次事件本身与甘地后来的事业并不怎么相配。但是，这种否认并没有转移一位精神分析学家的好奇心。于是，我开始对甘地中年阶段的这段岁月入了迷，也许是因为它自始至终在使我对印度产生第一印象的城市，也许是因为我感到其中有很多书本上不可能有的东西。我决定重构本书所称的“事件”，并以此为中心，对他所谓的“真理的力量”在早年生活和工作中的起源作一些广泛的探索。
我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研究印度的专家。我的“专业”在讲述这个故事时会显露无遗，章节安排次序反映了所遇到的问题。
在序曲部分，我将适当根据自己的主观感受，来讲述那次事件是怎样引起我的注意的。任何一位对某段历史有所评论的人，他笔下的历史都会由于他对关注重点的选择而带有他本人的色彩。而一位接受过实际观察训练的评论者，即使只为了本人，也要把自己的主动介入解释得比大多数历史著作所要求的更为系统。另外，所谓某人的主动介入也包括介入到他的朋友当中。眼下对我而言，这些朋友中有些是那次事件中的著名人物；有些还是当时与甘地针锋相对的那位工厂主（甘地在自传中对他自始至终都很尊敬）的家庭成员。他们邀请我去印度时并不知道会得到什么回报，但是现在他们将发现自己已经成为我这本书里的角色，而我当时并不知道会写出这本书。
历史事件的见证人和记录者同样会各执其辞，从起先叙述那段历史的人到只是后来在研究者的鼓动下回忆历史事件的见证人，无不如此。因此，第一部分不但要探讨自我见证的甘地本人，还要探讨曾经参与那次事件的在世的见证人。在我决定重述那段历史后，我造访过这些见证人。
甘地讲得非常直白，他的生存试验是在年幼的时候就开始的。在第二部分，我们将追溯甘地的早年，用综合了临床心理学和历史学的后见之明来研究导致那次事件的一切为什么会以那种方式发生。这种后见之明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楚甘地为什么、又是怎样主动选择或者被动卷入到那些当事人之中，也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楚，是那些人过去生活中的什么东西使他们在彼时彼地有机会和甘地碰到一起，而这现在看起来顺理成章。
到了第三部分，那次事件以及它的直接原因与后果终于可以逐日地加以详细叙述，我相信实际发生的事情不会令人感觉我在虚张声势。事实上，如果不了解那次事件在甘地一生乃至印度历史中的地位，它将会被认为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对甘地恰恰在一年后成为第一次全国范围内文明的不服从运动的领导者几乎没有一点帮助。
最后在第四部分，我们已知的甘地上升为印度圣雄后发生的所有事情，将最终被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回过头来问，在1918年，这个人和他的方法以及他的早期追随者是怎样以其特有的方式在阿赫梅达巴结合起来的，从而使得他的非暴力不合作的哲学变成一种政治工具，并可以大范围地使用，而远不止于仅仅平息阿赫梅达巴的劳资纠纷。也只有到那时，我们才会明白这类事件对人的社会心理的演变所起的作用，认识到甘地的真理具有的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它将使赤裸的人性能够对抗超级机器的冷酷权力。当然，被甘地视做他所创造的行动工具之内在组成部分的严酷纪律也须引起我们的关注。
我希望以上提示显示出的写作方式，足以消除那些比较喜欢条理的读者的疑虑。可是，这种方式注定本书的开头将充满主观性，甚至偶然性。这样一来，本书将以一次简短的旅行见闻开始。可能因为我在旅途中喜欢给家人和朋友写日记，希望他们一同分享我的感受，所以这一部分是由诸如此类寄给他们的信件的摘录形成的，于是开始部分就成为印象式的。我是那种必须以自己的方式从个人观察中找到值得记录的东西的研究者；这也就是说，我必须以自己的方式从强烈的审美感受中挑出那些具有迫切伦理意义的东西。最后，这些早期的感受大部分将会作为后面章节的主题重新出现。
前言（2）
在这里，我要感谢那些给予我支持的人，他们是我以前的朋友，或是我在这次调查过程中新交的朋友。现在他们仍然是我的朋友，这一点表明了他们的慷慨大度，因为我不但固执地想跨越文化上的障碍，而且在这样做时使用了精神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总会给任何交往造成某些妨害。若有得罪之处，还望我的朋友们能原谅我，原谅我的职业和我作为西方人的特性。另外，衷心希望他们能接受我的谢意，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也为他们毫无保留地与我们分享这一切。
我记不起来是什么时候我和妻子想去造访阿赫梅达巴的。加德纳·墨菲和洛伊丝·墨菲（GardnerandLoisMurphy）去过那里，并告诉过我们有关沙罗白（Sarabhai）一家在公共事务、科学和医学方面所做的了不起的工作；墨菲夫妇也把我们的情况告诉了他们。总而言之，当我们在印度与古特姆·沙罗白和维克拉姆·沙罗白（GautamandVikramSarabhai）第一次见面时，我们的到来显得非常自然。那次印度之旅，克姆拉·乔德瑞（KamlaChowdhry）给予了周到而又关键的帮助，他提议并促成了印度管理学院和哈佛大学在阿赫梅达巴联合举办研讨会。
再多的篇幅也说不完沙罗白一家每天为我们所做的点点滴滴和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心。与其他人一样，我必须记下他们对本书写作的帮助。当时我还能够与这个家族和这个城市的长者安伯拉尔·沙罗白（AmbalalSarabhai）面谈，而那以后他就去世了。在与他的姐姐安娜舒耶·沙罗白（AnasuyaSarabhai）的交谈中，我也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时光。由于他们，特别是商克拉尔·班克（ShankerlalBanker）为我提供的细节，我才得以重述文献中已有记载的那次事件。在查阅现存资料方面，K斯沃明拉顿（KSwaminathan）教授给予了我无法估量的帮助，他让我查阅了全套《圣雄甘地全集》，里面收录了有关那次事件的文献。这些不朽的收藏用途广泛，这一点即使在我这样非正统的使用中也会显示出来。
许多印度人都接待过我，并尽力帮助过我，他们中不但有印度内阁和议会的成员，还有印度前任和现任总统；有工厂老板、工厂工人和工会的官员；也有甘地的主要传记作者和公共图书馆的馆长。他们所讲的亲身经历，使本书谈及的甘地时代变得更为清晰。他们的名字相应地出现在书中各处，在索引中自然也可以查到。如果只是列出一串名字，则他们在很多谈话中给出的信息便得不到说明，而他们在另一些谈话中有意保留的隐晦也得不到表达。在访谈过程中，我只是跳跃性地作了一些记录，所以我只能根据记忆，引用接近于他们谈话时所用的语词和语气。感谢阿那德·帕拉尼普（AnadParanjpe）博士为我摘录了1918年的《浦那期刊》，也感谢南迪尼·乔什（NandiniJoshi）为我口头翻译了甘地著作中的一些用古吉拉特语写成的段落。当书面翻译更能解释原文时，我把它们用括号括起来，放在相应的引述后。
为研究而作的旅行在机票和当地食宿方面都需要开销。定期资助我在奥斯丁·里格斯中心研究工作的西尔特·洛克（ShelterRock）基金会为我支付了第一次印度之旅的费用，阿赫梅达巴的卡马克协特（Karmakshetra）教育基金会为我们在这个城市的日常所需提供了方便。斯坦福的高级研究中心允许我以其成员的身份第二次访问印度，同时美国印度研究所提供了我的旅费和在印度期间的一切花销。最后我用4F奖金（首次田野基金奖）完成了全部手稿。感谢这些基金会给予的体贴人意的支持。
像往常一样，琼·埃里克森（JoanErikson）一直全身心地陪伴着我，也陪伴着这件事。她的具体帮助也将在书中提到；她同期对圣·弗朗西斯的研究特别有助于解释同样发生在甘地身上的圣徒同性恋现象。当然，全部手稿也都是由她编订的。如果没有凯·T埃里克森（KaiTErikson）的善意批评，一些章节可能会过于冗长。我在哈佛的朋友和助手苏德·克卡（SudhirKakar）审阅了全部原稿。另一位热情、勤奋的哈佛同事帕姆拉·丹尼尔斯（PamelaDaniels）对原稿的内容和参考文献进行了最后的勘误。
本书的若干章节在哈佛和里格斯由我主持的研讨班上曾进行过讨论。更为重要的是，有好几个夏天，由罗伯特·利夫顿（RobertLifton）在沃尔夫利特（Wellfleet）召集、受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资助的心理史学研究小组也对它们进行了讨论。我从这些讨论中所得到的收获都总结在《论心理——历史证据的性质：甘地研究》一文中［载《代达罗斯》（Daedalus），1968年夏季号］。
最后，我想提及几个人的名字。对我来说，一听到这些名字，就意味着很多：维克拉姆（Vikram）和玛瑞纳丽尼（Mrinalini），古特姆（Gautam）和克玛丽尼（Kamalini），吉纳（Gira），玛尼（Mani）。我不能忘记和克姆拉一起在沙巴玛第河边度过的许多安静夜晚，与罗米拉·塞帕（RomilaThapar）一同去参观甘地的圣堂，以及跟普莱姆·克帕尔（PremKirpal）一块在德里街头兴致勃勃地散步。
（合十礼）有礼啦！
埃里克·H埃里克森
于马萨诸塞州斯托克布里奇
印度：初次相逢（1）
黎明前，当飞机降落在德里机场，我这位新来乍到者就被异域的景象、声音和气味包围着，它们暗暗地迫使我在开口之前，重新调整自己所有的感官知觉。印度朋友的脸上泛着天亮前特有的表情，那种随时可以入睡、随时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