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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贺国大体上成了“百姓所有之国“＇注12＇。
四、石山战争
在加贺信徒起义胜利的鼓舞下，能登、越中、越前等国的信徒也都纷纷起事，虽然都末获胜，但不屈不挠地把战斗整整坚持了90年。一向宗信徒起义并不限于北陆地方，在飞弹，文明17年（公元1485年）也发生了当地一向宗中心寺院照莲寺反对有力武士内岛一族的起义。起义虽失败，但内岛不得不对一向宗采取妥协态度。进入16世纪，起义烈火更延烧到河内、和泉、摄津、畿内、三河诸国。文明7年（公元1475年）从北陆回来的莲如在京都山科建本愿寺，以该寺为本山统辖全日本宗徒。本愿寺以其严密的组织向各地宗徒征收“志纳钱”，充实财政，名义上这是为报“佛恩”的捐献。16世纪30年代，第十代法主证如又将本山移至石山本愿寺（在大阪），尔后不断扩大寺区，让新兴工商业者移居寺内町，积极发展工商业，强化防卫措施。本愿寺教团变成强大的宗教王国，它的存在为争霸中的战国大名所不容。永禄6年（公元1563年）三河国宗徒举行起义，反抗德川家康的苛虐。战斗坚持6个月，沉重打击了德川家康，据认为这是他一生所经最严重的一次危机。本愿寺历届法主对宗徒起义一直持反对态度，讨好封建主；但当元龟元年（公元1570年）织田信长迫使 本愿寺教团决战，危及这个宗教王国存在时，第十一代法主显如光 佐（公元1543年—公元1592年）便动员全体宗徒为保卫寺院而战。宗徒们在艰苦条件下把“石山战争”（公元1570年—公元1580年）坚持10年之久。天正8年 （公元1580年）战败，宗徒力量消失殆尽。接着，包括加贺国宗徒领国在内的各地起义被逐个镇压下去。
遍及半个日本、长达百年的一向宗农民战争是迄今日本农民反封建斗争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它虽最后失败，但打击了庄园制，使更多农民摆脱多层剥削，成为自耕农民。它还削弱了大名割据势力，为日本的政治统一和经济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第三节 战国大名领国制
一、战国大名的产生
应仁之乱后历经半个世纪，守护大名相继没落，一些守护代、守护家臣及地方国人代之而起，形成新的大名—一战国大名，确立起在各国的统治，继续承认庄园制的守护大名领国制为根本否定庄园制的战国大名领国制所代替。这种历史性的政治变动是整个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结果。室盯前期农耕已经逐渐精耕化，施肥日益重要。所用肥料除厩肥、人粪尿和灰肥外，还有需要量日益增大的压绿肥。这种肥料投量甚大，每反大约投入300贯（183，所用的青草、嫩芽只需从山野索取，但由于庄园制的存在，广阔山野的青草和嫩芽得不到充分利用。日本农业向以水稻种植为主，它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大规模的水利灌溉体系，然而在规模小、权力分散的庄园体制下，这种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是不可能的。因此需要打破庄园体制而确立一国范
围内强有力的一元统制体制；同时，农业同手工业分工的扩大，在一国范围内商品流通的发生与发展，也是这种需要的产生因素。
这种历史任务客观地落在战国大名身上。如上所述，战国大名的前身多数是守护代、守护家臣和国人。所谓“下克上”的实力主义风潮在“应仁之乱”后几乎风靡全国。例如管领细川氏到第四代细川晴元（公元1514年—公元1563年）时，实权转到家臣三好长庆（公元1523年—公元1564年）手中，而三好氏实权又被他的家臣松永久秀（公元1510年—公元1577年）夺去。管领斯波氏在15世纪末，其领国越前、尾张分别被家臣朝仓、细田所夺。田山氏的据点河内也被三好氏所夺。在越后，永正4年（公元1507年）守护代长尾为县进攻越后国守护上杉房能（？一公元1507年），迫其自杀。在安艺，永正12年（公元1515年）国人毛利元就（公元1497年—公元1571年）杀守 护代武田元繁。在美浓，原是山城的商人斋藤道三（公元1494年—公元1556年）从守护土歧氏手中夺取实权，如此等等。
就这样，至16世纪中叶形成起来的战国大名，主要有东北地方的伊达氏，中部地方的上杉谦信（越后）、武田信玄（甲斐）、今川义元（骏河）、德川家康（三河）、织田信长（尾张）、斋藤道三（美浓）朝仓氏（越前），近畿地方的浅井氏（近江），四国地方的长宗我部元亲（土佐），中国地方的毛利元就（周防），九州地方的大友氏（丰后）、龙造氏（肥前）、岛津氏（萨摩）等。这些战国大名按地区看，大 体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近畿、东海、北陆、中国等社会经济较发展 的先进地带和中间地带的大名。他们是由战国动乱中打倒自己主君即守护大名的家臣和在乡的强大国人成为战国大名的。第二类、是关东、东北、九州等后进地区的大名。这些人大多是从守护大名转化为战国大名的。
二、战国大名领国制
大名们废除迄今国内各种传统的土地所有关系。他们没收了庄园土地，并以武力和政治手段迫使在乡武士臣服后，将其土地收归已有。然后以其中一部分留作直辖地（“料所”、“御藏入地9），派代官管理，将剩余的一部分寄进给归顺自己的寺院，将剩余的大部分以知行地（封地）名义分授给自己的家臣。获得知行地的家臣必须绝对服从自己的主君，负担军役和其他义务。
大名对自己的家臣实行严密控制，经常派出密探监视家臣行动，并在自己制定的本国法律——“分国法”（“壁书”、“家法”、“度法”）中为家臣行动设下许多规定。例如禁止家臣自由处理知行地，知行地只能由一子继承，这是为防家臣经济削弱之故；禁止家臣之间互相攻伐，以防内扛；要求女儿结婚不但须经父兄同意，也要得到主君批准，以便把女儿当作大名间政略结婚的工具，等等。违反这些规定要受到严罚，甚至酷刑加身。
由此可见，战国大名彻底摆脱了幕府的束缚，以武力创建自己的领国，取得领国的土地最高所有权，并且以绝对统治者身份在领内实施自己的统一法律（“分国法”）。这就是说，战国大名是以武力为支柱拥有真正独立的领主权的。守护大名虽然也曾走上领国私有化的道路，但是由于受幕府的限制，并未能取得完全独立的领主权。战国大名领国制与守护大名领国制的根本差别就在这里。
三、军事制度与农民政策
这些战国大名，因为是在农民起义烽火遍地燃烧、统治集团内杠迭起、封建秩序无法维持的情况下，在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中兴起的，所以为镇压农民反抗、稳定封建秩序，以及为在大名争霸中战胜对手，在自己的分国统治上都采取集权统治扩充分国经济军事实力为内容的“富国强兵”方针。
上述对家臣实行的严密控制，是战国大名实行集权统治的需要，也是贯彻“强兵”方针措施的一部分。由于采取了这种措施，各大名都经常保持着一支等级森严、封建主从关系很强的庞大家臣团。按各自经历，家臣被区分为“同名”（同族）、“谱代”＇注14＇“外祥”＇注15＇三种。家臣之下有“郎党”、“仲间”、“小者”还有战时从农民征来的“足轻”（步兵）等各种等级。在军事编制上，家医按各自所持武器被分为几组，各组置“组头”，隶属于“军奉行”。“组头”同其下的下级武士之间的关系由“寄亲”（义父）、“寄子”（义子）这种拟制的父子关系来加强其封建依附性。起初，这些家臣都住在自己的知行地。16世纪中叶后，随着战争规模扩大，火药武器的采用以及从一骑单打向集团战法的发展，产生了对军队施行长期集中训练的需要，家臣团便被移居大名城下。“足轻”也终于被编进常备军，列入家臣团末端，开始离脱农业生产，即“兵农分离”。这一过程后来由丰臣秀吉予以完成。
由于拥有强大的家臣团，大名们加强了统治农民的力量，强化了封建主专政。对待农民，大名们还推行种种强制政策：为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供他们搜刮，便剥夺了农民迁徒、处理农地的自由为防止农民武装反抗和保证年贡的征收，便收缴农民的武器并把农民的自治团体“物心”变成基层的统治工具，即在农村组织“五人组”（5户为一组），实行组内交纳年贡的连环保制度。为确保农业劳动力和增加年贡收入而采取的另一项重要措施，便是自16世纪上半期部分大名开始实行“检地”。“检地”就是对分国耕地的面积、质量等级、稻米产量和耕种土地的农民，按村实行调查登记，借以按等级标准确定年贡征收额，按一地一佃农原则落实年贡完纳人。本质上这是一种加强掠夺农民的措施，但同时由于此举使农民同直辖地的大名领主、封地的“给人领主”＇注16＇直接发生关系，废除了层层中间剥削，客观上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第四节 室町后期的经济与文化
一、农业、矿业与手工业
在富国方针指导下，大名们都大力发展生产。他们鼓励农民开发新田，致力于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兴修和灌溉体系的整备。庄园制的基本消灭、复杂的土地领有关系的单一化，使在分国内有计划地大规模整治水利成为可能。武田信玄组织人力兴修釜无川堤坝（信玄堤坝）和越中佐佐氏治理常愿川等事，都非常有名。新田开发和水利事业的发展，使许多极易受灾的低洼地变成高产水田地带，耕地面积有了大幅度增长。＇注17＇厩肥、人粪尿得到更广泛利用，同时大量进行割草积肥也有了可能。除实行稻麦轮作外，旱田作物也实行了小麦与大豆、小麦与养麦的轮作。随之，单位面积产量继续有所提高，在先进地区畿内，稻每反（992平方公尺）产量高达3石。从前一时期开始的商品作物生产普及各地。城市近郊也开始了较大规模的蔬菜生产，供应城市需要。从前仅在字治地区栽培的茶，如今开始在大和、丹波、伊贺、伊势、骏河、武藏等国种植。由于农业技术的进步，棉花的栽培也开始了，从三河迅速普及各地，增加了人民的衣服原料来源。烟草、甘蔗、甘薯等新作物的种植也有了广泛发展。
矿山对于获得货币和武器的原料十分重要，因此大名们对开发矿山也抱着极大的热情。当时采矿和冶炼技术都有明显提高。铜矿已从露天转向坑道开采。银的冶炼自16世纪30年代开始采用先进的中国灰吹法。黄金不只从砂金里，也从矿石中进行提炼，产量大增。奥羽的金矿，对马的银矿，但马、备前、备中、美作的铜矿，尤其大名中大内、尼子、毛利诸氏经营的甲斐金矿都很有名。这三种矿藏的开发为后来铸造硬币创造了条件。此外伊势的水银，南海的硫黄等开发也很重要。水银、硫黄和金、铜都是对中国（明）贸易的重要输出品。
由于国内需要和对明贸易的增加，手工业的发展也惊人。棉花生产的发展引起棉纺织手工业部门的出现。茶叶栽培的普及导致瓷器生产的扩大。高级绢纺品生产出现了京都这个新的生产中心。京都西城区（西阵）的高级纺织品生产驰名全国。金属工业方面基于大名的要求和对明贸易的需要，刀剑制造非常发达，并且由于枪支传入而开始了枪支生产，但农具、手工业工具及生活用品的生产仍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农具需要量的增加，在各地的町、村便产生了专职锻冶与铸造的工匠。这些工匠摆脱了庄园领主的束缚，拥有自己的作坊和工具，或接受社会订货而收取加工费，或生产向市场出售的商品。
二、商品经济的发达
农村举行市集的次数增多了。从每月6次增至9次。在城市中，每日市集已成经常现象，市场上陈列着几十种商品，包括品种 广泛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在城市里，专业化的市场也纷纷建立起来，例如淀的鱼市，京都的米市，奈良的马市等。市场的繁荣说明了16世纪在社会生产力广泛发展的基础上劳动分工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室町后期也是日本海外贸易的大发展时期。16世纪上半期日明勘合贸易（凭明朝发给对照符契的商船进行的贸易）空前繁荣。 从16世纪中期起，日本同欧洲，也同东南亚各国开始了贸易联系（见下节）。有一些大名、豪商和寺院直接参加了对外贸易。海外贸易的大发展又有力地促进了手工业同农业的分离、手工业生产新部门的出现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劳动的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