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资本主义因素与生产关系的变化
一、全国市场的出现
德川中期以后，商品经济显著发展，以大坂、江户、京都为中心，形成了全国商品经济网。如松前的海产品运往九州出售，萨摩的红糖被贩运到奥羽（本州东北地方）。但在18世纪以前，这些还主要是在消费生活方面。到19世纪初，由于城乡分工扩大，各地区商品生产已发展到流通领域的相互结合。例如，秋田藩的棉纺业，原棉由大阪沿西行航路运来，在秋田纺纱织布，然后运往藩外出售。这种生产活动，冲破了各藩的闭锁性，创造了定向全国市场的条件，并在这一基础上展开了对外贸易。田沼意次时，幕府就企图垄断向清朝出口海产品的事业。在北海道同俄国进行官方贸易，民间商人则与俄船勾结走私。淡路的海运业者，高田屋嘉兵卫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开辟了北海道的渔场，还把本州产品走私到北海道。稍后，加贺的钱屋五兵卫也借北方海上走私致富。九州南部也有从海上同中国进行走私贸易的。
商品经济发展的另一个表现是，畿内农村不仅商业性农业，而且农村加工业也发展起来。过去农村只把原料作为商品来生产，现在接受大钣及各乡镇的加工定货了。
农村手工业最初是作为农家的副业开始的。也就是由于农村被卷入商品经济中，农村的阶级分化在进行，土地被兼并的佃农只靠耕种不足维生，他们事实上已成为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少数小生产者在市场竞争中发财，雇用工人成为资本家。地主富农除向佃户收地租外，还放高利贷或开设酿酒、酱油等作坊，雇用贫困的小生产者，经营商品生产。商人通过“问屋”（批发商）包买农村手工业产品进行贩卖。他们预付定金，到期收购。有的贷给农民原料，使农民加工，然后以微薄的加工费（一般给实物）收买农民的成品再进一步，则除原料之外还预借生产工具。例如棉织业，由商入供给棉纱、织机等，生产者只出卖劳动力，加工费也改用货币支付的工资形式。这种批发商对农村家庭手工业的控制，称为“前贷制”的包买制度。这一新的经营方式，也就是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初形态。
随着全国各地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区形成了与大坂中心市场相对的独立市场，如18世纪后半期至19世纪初江户经济区形成。于是大板作为全国中心市场的地位下降。地区市场的形成还表现在18世纪中叶各藩的领国市场的独立。因米价便宜日用品贵而财政陷于困境的各藩，努力开发可能获得金银正货的各种商品。这些商品不经大坂商人之手在各领国间流通。地区市场的出现，杨志着日本民族市场在逐步形成。
二、手工业工场的出现
从行庄制家庭工业进一步发展，资本家在作坊里安装许多织机，生产者集合到作坊里工作。例如棉丝纺织业中，资本家招雇“机祝织下女”用分工合作方法集体作业。19世纪初，以丝织业为首，纺织、造纸、酿酒等行业都出现了由许多工人分工制造同一产品的手工业工场。例如京都的西阵、群马县的桐生、（木历）木县的足利等地都出现了拥有丝织机十数台的大“织屋”（机房）还有为“织屋”提供劳动者的专业户。不仅纺织业，其他行业也出现了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工场是资本主义生产在封建制度下所能发展的最高阶段。幕末日本除少数手工业中心外，工业的发展水平还不算高。
三、生产关系的变化
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农村自然经济逐步瓦解，从德川时代中期开始的农村的阶极分化，到19世纪初有了新的发展。
农村工业的成长，出现了前贷制家庭手工业，这一发展是农村经济分解，也就是封建社会瓦解的开始。这些农村工业，多半是由进行商业、高利贷活动并兼并土地的地主所经营，也有从各藩城市来的商人。有的商人从领主那里承办开垦新田事业，成为新垦土地的地主。随着家庭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过渡，这些商人有的变成了手工业工场主，即前期工业资本家了。
这些地主、商人和工场主、一方面受着领主的保护，剥削农民、手工业者和工场工人，与领主看着共同的利害关系；但另一方面，他们本身也受领主的压迫和剥削。因为农业以产米为主，商品作物终止一直受到幕府的限制，土地不能买卖，工人不能任意招募。加之内有藩国割据，外有锁国干预，原料和商品贩运处处与封建领主发生矛盾。这就是他们要求推翻幕府统治、进行明治维新的根本原因。
商品经济渗入农村，加速了农村的阶极分化。极少数的“本百姓”聚集了更多的土地和货币，出现了雇工耕种的富农和经营地主、富商、手工业工场主；另一方面，一部分“本百姓”破产，丧失土地沦为“水吞”、“小前”等贫雇农、佃农，或成为受“前贷制批发行资本家”剥削的小生产者、短工等。到19世纪中叶，家庭手工业中雇佣劳动者过的已不是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一部分或全部生活资料必须依靠出卖劳动力，换取生活必需品或货币工资，过半无产者的生活了。虽然从数量上看，维新前仍是自耕农和家庭手工业者居多数，但两极分化已逐年在加剧。
第四节 新思想的发展与天保改革
一、兰学的发展及其历史局限性
兰学＇注40＇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近代科学，它对日本生产力的发展和反封建思想的产生都起过重大作用。约在18世纪中叶，日本、朝鲜的知识界，包括一部分通事（译员），在长崎出岛同荷兰商人接触，吸收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将军吉宗出于财政需要，奖励实学，开洋书（特别是汉译的）之禁，派入学习荷语及自然科学。结果，幕府医官野吕元丈（公元1693年—公元1761年）写成《荷兰本草和解》12卷（公元1750年）；日本实验医学先驱者山胁东洋（公元1705年—公元1762年）通过人体解剖，纠正旧说，写出《脏志》一书（公元1754年）。当他发现解剖结果同荷兰解剖学书一致时，指出“履实者万里同符”，论证实践经验的必要。幕府儒官青
木昆阳（公元1698年—公元1769年）研究荷语，出版了《荷兰文字略考》。公元1774年青木的弟子西医前野良泽（公元1723年—公元1803年）和杉田玄白（公元1734年—公元1817年）又据解剖尸体的经验，译出荷译德国《解体（解剖）新书》附图谱共5卷，引起日本科学史上一大革新。在地理学方面，早在1708年幕臣学者新井白石著《西洋纪闻》，后又写《采览异言》＇注41＇，此两书在否定西方道德、宗教价值的同时，承认其物质文明的优越性，影响以后日本人的西洋观很深。西川如见（公元1648年—公元1724年）著《华夷通商考》。＇注42＇公元1812年，伊能忠敬（公元1745年—公元1818年）用测量器费时20年测绘的《大日本沿海舆地全图》，几接近今日科学水平。药学者兼俗文学家平贺源内（公元1728年—公元1779年）游长崎后，努力钻研科学，实验种植甘蔗、药草、制糖，发现石棉，还研究荷兰的制陶术。平贺以其唯物主义的态度，嘲骂徒事空谈、盲目祟华的“腐儒”。在天文学方面，长崎的译员本木荣之进（本木良永，公元1735年—公元1794年）写了《天地二球用法》（公元1774年），介绍了哥白尼的地动说。公元1811年，幕府据天文学者高桥景保（见下）的建议，在江户设立洋书翻译局，使荷语学者仙台藩臣大（木规）玄泽（公元1757年—公元1827年）等译出法人诺埃尔。肖梅尔著《日用百科辞书》（荷译本）＇注43＇。这是明治前最大的翻译事业。公元1823年，荷商馆医官德国科学家西博尔德（P．F．von Soebold，1796—1866）到长崎市外设诊所兼学塾，教授天文、地理、历法、医学、培养出高野长英（公元1804年—公元1850年）、小关三英等多数洋学者。公元1838年，备中藩士兰医绪方洪庵（公元1810年—公元1863年）游学长崎，回到大坂行医，还开设“适适斋”学塾。诊疗之余，从事教育、著述。幕末和明治初期许多志士，如大村益次郎、桥本左内、福泽渝吉等都出于他的门下。
洋学具有的科学精神，特别是民间洋学者对幕政和朱子学的批判，当然引起封建统治者的嫉视。从松平定信“宽政异学之禁”，也对准洋学一事，已足说明。公元1828年发生了西博尔德事件。＇注44＇与此事件有关的兰学者、天文地理学家高桥景保（公元1785年—公元1829年）在所著《英国人性情志》序中客观地介绍了英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他说：“（英国）自中古改革以来，政刑法典皆由举国付议成立，王亦不能违背。盖政法乃国家之政法，非王之政法，虽极权贵之威，亦不足以彻其下。反以听从人民得益，以下民挫权贵之威为高尚，虽有君臣上下之别，其实则若无。”这在当时是不可多得的见解，但公元1828年因与西博尔德交换地图而被幕府问罪，死于狱中。从此日本更加强了洋学之禁。
西博尔德的弟子高野长英（公元1793年—公元1841年）在江户同三河田原的家老渡边华山（公元1793年—公元1841年）组织“尚齿会”研究洋学。公元1837年发生摩理逊号事件＇注45＇，他们闻讯后，认为当时情况下不应攘夷。长英著《梦物语》，华山著《慎机论》，主张开国。公元1839年被幕府投狱，两人先后自杀，史称“蛮社（洋学党）之狱”。由于这种情形，洋学对于锁国下的日本，虽扩展了人民的视野，推进日本科学技术的进步，并由此逐步打破了封建神秘的世界观，但由于当时日本资本主义萌芽还很幼弱，兰学的传播限于科技方面，又只在少数知识分子中流传，因此随着幕府思想统制的加强和攘夷思想的影响，使洋学不能得到发展，特别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和革命学说更难以传入日本。除了安藤昌益、高桥景保等极少数突出的思想家受过兰学进步思想的影响外，广大知识界中只能象佐久间象山（公元1811年—公元1864年）倡说“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注46＇那样，与当时中国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大体相同，都不能越出后进国家改良主义的限界。
二、经世学家与富国强兵思想
德川后期，随着商品经济发达和兰学的影响，从儒学中分化出一部分注意社会经济，企图打开封建危机的学者。早在我国清代后其经世学家魏源（公元1794年—公元1856年）出生百余年前，日本就出现了熊泽番山（公元1619年—公元1691年）、太宰春台（公元1680年—公元1747年）那样一些钻研经济问提，提出具体政策的所谓经世论者。当时“经济”还只是“经世济民”一词的略语，具有今日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综合意义，儒家从来主张重农抑商，熊泽则认为“放行仁政于天下，不富有则徒善耳”。（《大学或问》）太宰更主张商品货币流通，开垦土地，奖励土特产的生产，积极兴利，坚持“以富因为本，国富兵亦易强”＇注47＇的重商主义
思想。
越后浪人出身的经世论者本多利明（公元1744年—公元1821年）在兰学影响下，著《经世秘策》、《西域物语》。他主张日本应在统一君主下，发展生产，进行对外贸易，开发诸岛（北海道、库页岛等），侵占堪察加，建设一个理想的“大日本”国。设郡县制，不论身份，凡字众望者就任为官吏。他斥责封建剥削政策，反对排外，赞美荷兰等亩方国家，指出他们所以文明，是由于不是日本那样的“武国”，没有身分制和割据势力，全国统一，平民议论政治，“对政务非常审慎”。他这种观点很接近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他所主张的“大日本”国，就是要仿效荷兰这样的国家来建设。
秋田的经世济民思想家佐藤信渊（公元1769年—公元1851年），青年时代研究兰学，历游长崎、大坂，足迹几遍全国。晚年大量著述，宣扬空想的社会改革学说：废除诸侯武士割据及身份制，使日本成为统—君主国；土地物产国有，农工商业国营6人民分担“草、树、矿、匠、贾、佣、舟、渔”八种职业（“八民”），常备军从“八民”征集；老幼无靠者国家抚养；有才能者免费受各级教育；国务由大学毕业生担任。＇注48＇他认为“封建世禄之士”，身心萎靡；进行近代战争，个人武艺更失意义。农民则有勇有力，所以应采征兵制。＇注49＇他劝诸侯学西方军事，研究农业技术，殖产兴业。他还主张发动侵略世界的战争，“统一字内”，“万国君长，皆为臣仆”＇注50＇。
佐藤与本多两人思想相通，都主张建立统一国家，向海外侵略，肯定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