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而需要的几种数量，或来自不同来源的供给的几种数量都可以用第三篇中所用的同一方法加在一起，以合成富人、中产阶级和穷人对同一种商品的需求。
其次我们研究了企业补充成本（特别是同建立商业往来、推销和保险有关的那些成本）在其各种不同产品之间的分配。
第三节 续前。
在研究那些同时间因素有关的正常供求均衡的主要困难时，我们对某种生产工具的价值及其所制产品价值的关系，作了较充分的探讨。
如不同的生产者在生产某物上具有不同的便利，则它的价格必须足以补偿那些没有特殊额外便利的生产者的生产费用；否则他们将停止或缩减他们的生产，而相对于需求而言，供给量的稀缺，将使价格上涨。当市场处于均衡状态，而该物正在按足敷开支这些生产费用的价格出售时，除了他们的费用，对那些拥有任何额外便利的人还留有剩余。如果这些便利源于对自然恩赐品的占有，这种剩余就叫做生产者的剩余，或生产者的租。总之是有剩余的，如果自然恩赐品的所有者把它租给其他的人，因其使用他一般能获得相当于这种剩余的货币收入。
产品的价格等于边际上（亦即在不提供租的不利条件下）
生产的那部分产品的生产成本，这部分产品成本的计算，不会陷入循环推理，而其他部分的成本却不然。
如果过去用于种植蛇麻的土地现在用作菜地而能提供较高的地租，则种植蛇麻的土地面积无疑地将有所减少；而这将提高它们的边际生产成本，因此，也提高它们的价格。土地对某种产品行将提供的地租，要求我们注意这一事实，即对用于该产品的土地的需求，增加了其他产品供给的困难，虽然它不直接列入那些生产费用。同样的论点也适用于城市土地的地基价值和建筑物成本之间的关系。
这样，当我们一般地考察正常价值时，当我们研究那些决定“长期”正常价值的原因时，当我们探讨经济原因的“最后”结果时，则得自这些形式的资本的收入列入必须用以补偿所述商品的生产费用的报酬之中；而关于那种收入的可能数量的估计直接地支配着生产者的行动，他们关于究竟是否值得增加生产资料，尚在犹疑不定。但是，在另一方面，当我们考虑决定短期正常价格的原因时（所谓短期是相对于大量增加那些生产工具所需要的时间而言），则生产工具对于价值的影响主要是间接的，多少近似于自然恩赐品所起的影响。我们所考察的时期愈短，那些工具的生产过程愈慢，它们所提供的收入的变动在节制或增加它们所制商品的供给上，从而在提高或降低产品的供给价格上，所起的作用也就愈小。
第四节 续前。
这就使我们不得不考虑那些和遵守报酬递加规律的某种商品的边际生产费用相关的技术性困难。这些困难源于一种企图，即认为供给价格取决于产量，而不考虑各个别企业在扩大它的内部组织，尤其是外部组织方面所必须占用的时间的长短；因此，它们在价值理论的数学和准数学的讨论中是最突出的。因为如供给价格与产量的变动被看作是完全相互依存，而不涉及逐渐的增长，则似乎有理由认为，各个别生产者的边际供给价格等于因生产他的最后一单位而增加的生产费用总额；这种边际价格在许多场合下多半会因他的产量的增加而减少，且比需求价格在共同市场上由于同样的原因要减少得多些。
因此，静态均衡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那些遵守报酬递加规律的商品。但是应该看到，在许多工业中，各个生产者都有一个特殊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他是人所共知的，同时他又不能迅速扩大这个市场，因此，虽然他迅速增加他的产量也许在技术上是可能的，但是他会冒有这样的风险：要么急剧降低自己市场上的需求价格，要么被迫按较不利的价格在别处出售他的剩余产品。虽然有些工业，其中各个生产者都有机会出入整个的大市场，可是在这些工业中，如现有设备业已得到适当利用，则因增加产量而获得的内部经济却微乎其微。无疑地也有一些工业，就它们而论，这些论断都不适用——它们处于过渡阶段，必须承认，正常供求的静态均衡理论运用于它们是勉强而无益的。但这些场合是不多见的；而就大多数加工工业而言，供给价格和产量的关系对于长期和短期却显出根本不同的性质。
对短起来说，使企业的内部和外部组织和产量的迅速变动相适应的困难是如此之重，以致供给价格一般必须被认为随着产量的增减而升降。
但在长期内，大规模生产的内部与外部节约有时间来显现自己。边际供给价格不是任何特定产品组的生产费用，而是整个生产和推销过程中的边际增加额的全部费用（包括保险费用和管理总报酬在内）。
第五节 续前。
对于被视作供求的一般条件变动方面的一个特殊场合的税的影响之研究指出，如适当地计及消费者的利益，所谓“最大满足”的一般理论的论据是抽象的，而不是像以往经济学家所假设的那样一望而知。这个理论是，各人自由追求各自的当前利益，将使生产者把他们的资本与劳动，并使消费者把他们的支出纳入那些最有助于共同利益的途径。在我们研究的现阶段，因只限于最一般性的分析，我们不去讨论这一重要问题：在像当前人性的条件下，集体行动在能力与弹性方面，以及在意志的果断与创造性方面，究竟比个人行动差多少；因此，由于实际上缺乏效率而造成的浪费是否未必多于因计及任何方针所涉及的各种利益而引起的节约。但是即使不去考虑财富分配的不均所引起的那些灾难，似乎有理由相信，与最大限度相去很远的总满足，可以通过促进那些报酬递加规律起特殊作用的商品的生产和消费的集体行动而得到很大的增加。
这个论点是通过对垄断理论的研究而加以证实的。垄断者当前所关注的是把他商品的产销调节得使他获得最大的纯收入，而他所采取的方针多半不是提供最大总满足的方针。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对那些遵守报酬递减规律的商品比对那些遵守报酬递加规律的商起来说，似乎是较不重要的。
但是在后一种场合，似乎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政府干预往往对社会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因为大量增产使消费者的剩余增加得多，而使产品的总生产费用增加得少。对供求关系（尤其是用图解的形式表示时）的较确切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什么统计应该加以搜集，以及它们应该怎样用于计算各种相互冲突的公私经济利益之中。
李嘉图关于生产成本和价值的关系的理论在经济学史上所占的地位是如此重要，以致对这一理论的实际性质的任何误解必然是十分有害的。因此，有一种广泛流行的信念，即这种理论有必要为当代经济学家加以改造。在附录九中指出了不能接受这种意见的理由，同时也指出了主张下述相反意见的理由，即认为李嘉图所留下的这个理论的基础仍然原封未动；加于其中者很多，建立于其上者也很多，但取于其中者却极少。那里有一种论点，这种论点认为他知道需求在决定价值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他把它的作用看得比生产成本要明显些，因此，他就在给他的朋友和自己用的笔记中把它略去；因为他从来不打算写一本正式的论著。这种论点也认为，他把生产成本看作是取决于（而不是仅仅取决于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量，像马克思说他那样）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再加上辅助劳动所需要的蓄积资本量和这种辅助所用的时间。
经济学原理第一章 分配概论
第一章 分配概论
第一节 全篇要旨。
本篇的宗旨在于表明这一事实，即自由人的培养而参加工作不能和机器、牛马、奴隶适用同样的原则。如果可以适用同样的原则，则价值的分配和交换几无区别；因为每种生产要素所获得的报酬足以抵偿它的生产费用、耗损等等；总之，除意料所不及的失败而外，常可使需求和供给相适应。但事实上，随着人类控制自然能力的增进，除生活必需品外，常可提供日益增大的剩余；而这种剩余并不能为人口的无限增长所吸尽。因此，存在的问题是，什么是决定把这种剩余分配给人民的那些一般原因？习惯上的必需品，即生活上的安适程度起着什么作用？消费和生活方式对效率一般地起着什么作用？各种需要和活动，亦即生活程度，代用原则的多方面作用，以及各阶级各种类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生存竞争又起着什么作用？资本运用所给予资本所有者的权力又起着什么作用？和那些工作并当时消费他们劳动果实的人相比较，在一般源泉中有哪些部分用于报酬那些工作（包括各种冒险在内）和“等待”的人？对于这些和某些相同的问题，试图作一广泛的答案。
在分配问题的初步考察上，我们将首先观察一世纪以前英国和法国学者怎样认为价值几乎完全由生产成本所决定，而需求只居于从属地位。其次，我们将说明这种研究结果在静态社会中是怎样近于真实的；并为使这种结果同现实生活和工作条件相一致又需要作哪些修正；第一章的其余部分主要讨论的是劳动需求。
在第二章中我们将首先考察现代条件下的劳动供给；并进而一般地考察确定工人、资本家和地主分配国民收入的大体界线的原因。在这种走马观花的考察下，许多细节将略而不论，其中有些是本篇其余章节所要补足的，但其他细节只得留待续篇。
第二节 重农学派根据法国当时的特殊情况假定了工资的最低可能水平，以及这种最低可能水平亦适用于资本的利息。这些严格的假定后来为亚当·斯密与马尔萨斯部分地加以扬弃。
亚当·斯密的前辈法国经济学家曾极简单地论述了决定国民收入分配的原因。而这种论述是以法国十八世纪后半期的特殊环境为基础的。当时征自法国农民的各种苛捐杂税只以他们的支付能力为限。各劳动阶级免于饥饿者甚少。所以法国经济学家（当时称为重农学派）为简单起见假定有一种自然人口规律，根据这个规律，劳动工资保持在最低可能的水平线上。他们并没有假定这适用于全体劳动人口，但例外是如此稀少，以致他们认为他们的假设所含的一般见解是真的；这种说法多少像叙述地球的形状一样，虽然地球上有少数山脉凸出，但凸出于地面的程度不大，这并不妨碍我们说地球是椭圆形的。
此外，他们知道，在以前的五个世纪中，欧洲的利率由于“节约一般地压倒奢侈”一事而有所下降。但资本的敏感性和逃避税吏压迫的敏捷性使他们深有所感，因此，他们断言以下的假设并不过分，即如果资本的利润比以前减少，则资本会很快地被消费掉或流入他国。从而他们又为简单起见假定有某种类似自然工资率的自然利润率或必要利润率的存在。如果当前利润率超过这种必要利润率，则资本增长得很快，直到它迫使利润率降低到自然利润率或必要利润率水平为止。如果当前利润率降低到必要利润率以下，则资本缩减得很快，而又使利润率上升。从而重农学派认为工资和利润是由自然规律所决定，同时各种东西的自然价值纯粹是由报酬生产者用的工资和利润的总额来决定的。
亚当·斯密所作的结论比起重农学派来是更加充实的。
虽然有待于李嘉图阐明的是，生产上所用的劳动和资本必须在耕作边际上加以估量，借以避免地租因素。但亚当·斯密也知道，在英国，劳动和资本并不像在法国那样，处在饥饿的边际。英国大部分劳动阶级的工资除足以维持生存所必要的外，尚绰绰有余。英国的资本有极稳妥而有利的运用场所，似不致消灭或流入他国。因此当他慎重措辞时，他的使用“自然工资率”和“自然利润率”这些名词，并不像重农学派口上所说的那样狭隘和死板。在解释二者是由经常变化着的需求和供给情况决定时，他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甚至认为，优厚的劳动报酬，能增进平民的勤劳”；“丰富的生活资料能增加工人的体力；改善他的状况和也许在愉快和富裕中度过他的晚年的那种美好希望鼓舞他拼命地工作。从而，在工资高的地方比在工资低的地方，我们总会发觉，工人较为积极，较为勤劳，较为敏捷。例如，英格兰和苏格兰，城市近郊和穷乡僻壤的情形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