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们看的电影都是老掉牙的、无聊的和没有思想的。我和约翰娜前两天晚上又心血来潮，看了些过去看过的片子，否则的确没有更好的片子可看。乏味的片子看后使人感到受刺激，并且周身不适，天知道这是些什么片子。但尽管如此人们还得看，不然就只有上床睡觉了。现在我简单向你谈一下我们的新营地和我们搬迁的情况等。
7月17日，我们一行约十六七架飞机启程向着东方进发。机场上是一副雄伟壮观的场面，所有的大型飞机都并排停在那里，发动机都已启动，准备起飞，抖动着的机翼和发动机发出的声音响彻天空，直到进入跑道的飞机一架接一架起飞后这种响声才算消失。机长请我坐在驾驶舱里，我欣然同意，因为从机舱里望去完全是另一种景象。从飞机的窗子里向外望，只能看见一面，一小部分，而在驾驶舱里视野却要开阔得多。在这里你明显感到是在飞行。
此外，在飞行过程中跟踪查看地图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这是一门我所掌握不了的科学。我很佩服懂得这门科学的人。说地形貌似地图，这样讲未免太简单了。固然它们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实际上具体情况是错综复杂的，难于将二者相互协调起来。比如主要街道，在地图上是用粗粗的红线条标出的，实际却是灰色的，而且不引人注目（最好我也应该了解一下铁道的路段的颜色）。地面部分地被云影遮盖着，在低雾的笼罩中时隐时现，它的归宿究竟何在，无论如何我是搞不清的。
书归正传。经过长时间的飞行之后我们到达了指定的机场。下飞机后我们乘坐一辆克虏伯公司制造的越野汽车继续前进，这种车根本不适合在俄国的道路上行驶。约翰娜·沃尔夫乘飞机时就已感到不舒服，现在又不得不继续忍受痛苦。她已完全精疲力尽，抵达目的地后的初期，她根本无法工作。她的情绪越来越低落，当我们看到办公室时，我的心也凉了。这个房间的左右两侧都有门，分别对着两个洞口。洞中摆着一张带栏杆和行李架的小床。而且办公室又那么窄小，我们实在无法活动。我们的大件行李、巨型办公文具箱、木箱和五台打字机就把房间装得满满的。
我们在黑暗、空气稀薄的掩蔽所里生活的时间足够长了，本来指望能在有大窗户的明亮的房间里栖身。谁知小卧室的窗户只有35—40公分大小，小的简直令人难以想象，而且外面还同上一层铁丝。这个“窗户”对我们的震动是最大的。好在有人还算明智，在我临时住了八天之后，把我调到另一个房间，我总算有了一个象样的办公室，室内还装有挂帘子的壁橱。由于我的精心布置，这个房间——我可以心安理得地讲——是整个营地里最舒适的。
我只能尽一切可能来布置：室内摆了一个长沙发（是用布带把板凳缠起来，沙发的上面摆放着深绿和蓝两种颜色的布做的坐垫）。墙上挂了一块壁毯，它本来是摆在床前垫脚的。壁毯下面摆了一张小桌子，它是用行李箱架子和从大衣柜上取下来的木板自制而成的。桌上铺着镶红边的红点桌布，旁边摆着两把椅子，一把是用布带缠的，一把是用稻草缠的。地上铺着一块地毯，墙上还挂着针织品和印刷品。另外室内还摆放了各种各样的鲜花，主要有百日草，还有非常别致的黑柄飞廉草。在这个房间里我们搞过一次节日联欢，一直持续到早晨六点钟。这种情况是常有的……这事不能对外面讲，然而人们不免还是要议论一番。
这里的居住条件与“狼穴”大本营差不多，不同的是，这里不是混凝土筑的掩蔽所，而是木板房。这些房子外观很美，内部却很潮湿。所有营地的情况大同小异：开始住时床铺都是潮湿的，冻得可怕，大家都认定将来要得风湿病。白天的气温非常高（45—50℃是司空见惯的），夜间却相对很凉。天气变化无常。
蚊叮比去年还厉害，而且今年又多了一种蚊子，被它叮后会导致疟疾。有一种名叫阿的平的防蚊药，吃起来非常苦，每天晚上服用时大家总要抱怨一番，尽管如此还是强忍着吞下去，因为如果不服用这种药，一旦得了疟疾，就会受到别人的谴责，说你是在自我摧残。炎热的天气，晚上总要与从纱窗钻进来的蚊子展开一场恶战，它们无孔不入，围着贫睡的人嗡嗡作响，它们使出一切本领，直到人们实在控制不住骂着从床上起来为止。最近有一天晚上，我不得不用下述办法为自己解围。我从床上起来，拉开卧室的窗帘，打开室内所有的灯，把壁旮旯里的蚊子统统引到灯光下，当它们团团聚在那里时，我再拉上窗帘，上到床上，而灯则继续开着。刚要躺下，床边发出了叽叽吱吱的声音：原来我为补养身体备了些牛奶，这下又把老鼠引了进来。我大叫一声，再次下了床，坐到室内的沙发椅上，此时围在灯光下的蚊子还在嗡嗡作响。这真是一个该死的不安宁的晚上。弗朗克·提斯在一本书中曾说过，所有的女人都是愚蠢的，遇到一只无关紧要的老鼠也像是遇到老虎那样大惊小怪。他的话不无道理。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10×15米的游泳池，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可惜经常没有热水，凉水非常之凉。我们的伙食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因为我们的给养来自农村，所以早上的黄油很丰富，经常吃到一个鸡蛋。新鲜蔬菜是由一个大菜园供给的。
在离营地不远的一个城市里有一屠宰场，总面积为10万公顷，在同行业中属欧洲最大的。我曾有机会参观了这家屠宰场，观看了从牲口的麻醉、屠宰一直到制成肠子和罐头食品的全过程。
这家工厂是按照美国模式建立的，全是流水作业，剥掉一张牛皮只需30秒钟，时间极短，这个过程在德国总得持续两个小时。这里每天屠宰大约250—300头牛，制做12000—15000盒熟肉罐头。罐头装好之后，要对其进行耐久性抽样检查。方法是，把要检查的盒装罐头放进保温箱，在热气温下放24个小时，取出后如没有变化，就将它们运往前线。
在这个工厂里，牲畜屠宰后剩下的部分都可利用，最后制成肥皂、纽扣、梳子和烟嘴。皮子要腌四至六周，每天都得翻个，撒上一层新盐。这的确是一项了不起的工作。干这项工作的主要是妇女。由于她们勤劳，因此适合干这项工作……
市内还有一座剧院，是沙皇时代留下来的，现已非常破旧。木顶上长满了虫子，早晚会倒塌的，是明天还是十年以后，这只是个时间问题。确切时间专家也下不了定论。这个顶部有70吨重，一旦坍塌将会造成。场严重的灾难。
剧院内的灯光由于设备简陋照射能力很弱。乐队演奏出色，相互配合默契。芭蕾舞片段的表演也很成功，男女主角完全可以登上柏林的舞台，并会受到热烈欢迎。尤其他们在表演本国作品时，表现得更为自如，比如跳乌兹别克（蒙古）舞蹈时，就突出体现了具有明显的亚洲人特征的民族特点。然而，他们却不会跳华尔兹舞，这是一种节奏极快的快步舞，他们可以不去跳它。有意思的是，他们在演完一场歌剧之后都要加演大段的芭蕾舞。
我看了《茶花女》和《浮士德》。歌剧演员化装的像是一尊蜡像，尤其是男演员表情呆板，动作生硬，如同模子刻出来的一般。这也许是学校教育的结果。然而他们的声音却都几乎无一例外地出色。演员的服装（如在《茶花女》中）体现了20世纪的新潮，裙子要么很短（如1920—1924年），要么很长。但这一切都被他们那种实实在在的表演掩盖了。总的说，演出是很有意思的。
我们刚刚到达这个地方就认识了市政委员和地区委员，并且有机会通过他们了解很多情况，比如，我可以到许多集体农庄去参观。那是个晴朗的天气。早晨八点钟汽车出发了。早饭是在一位集体农庄主席家里吃的。他住在湖边，离我们这里有一个半小时的路程。早饭有德国风味的煎牛排、炒蛋和乳酪，饭后我们喝了一杯蛋黄利口酒。接着开始参观。田野里杂草丛生，因为布尔什维克从不往地里施肥。指望他们来满足我们的需要是件费力的事。我非常喜欢这里的风景，它唤起了我对家乡的怀念。美丽的田野上生长着正在开花的养麦和向日葵，那红色和粉红色的罂粟简直漂亮极了。人们曾在这里试种过大豆，但未成功，成熟不了。现在又引进了保加利亚的大豆来试种，这种大豆提早六周成熟。
在这里定居的我们的人无疑是很不容易的，然而却也提供了干大事的许多机会。在这个幅员广阔的国家逗留的时间越长，对这里的各种情况了解得越多，就越发感到，今后究竟谁来完成我们的伟大使命是个问题。人们越来越感到，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异族不适宜完成这一伟大任务。所以不适宜，这是因为随着世代的变迁，统治阶层即德意志成分终将与异族混合起来。这显然与我们的基本观点相左，即我们必须维护北日尔曼有限的民族特征。如若这样，我们今后的历史将与罗马民族的历史同出一辙。每个仔细观察事物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战争扩大了领土，战后我国人民应该做出的贡献至少不应少于在战争中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我们这一代决不能游手好闲。要努力，再努力！
看，我又扯远了。再来谈谈集体农庄主席，他是一个吃得极胖的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人，店面整理得井井有条。参观结束后吃午饭，下午还去看了一座被布尔什维克破坏了的大型制糖厂。接着又喝咖啡吃油煎饼，之后来到湖中尽情地玩耍。我是唯一的女性，因此成了注目的中心，我愉快极了。晚上，一桌丰盛的晚餐又摆到了我们面前。地区委员是个大胆的小伙子，他讲的故事常常使我们捧腹大笑。
我们也常应市政委员的邀请到他那儿去作客。他的住所过去曾是一所儿童疗养院。房子已很破旧，然而花园却极富有浪漫色彩（这恰恰是我喜欢的，我并不怎么喜欢那种整齐的道路和花坛）。房子坐落在小山上（士兵们称这座庄园为‘上萨尔茨堡’），由这里望去，远方的城市、宽阔的河流构成一幅迷人的景致，令人陶醉。那蜿蜒于山丘、草原和森林的河流强烈地使我联想起威悉河。
晚上，我们坐在花园里的长餐桌旁，桌子上摆放着点燃了的蜡烛。生活多么浪漫，只可惜人太多了。我越来越主张搞小范围的聚会。这样，大家还可以相互有所收益。地区委员刚刚给我打来电话，奉承我说，参观集体农庄时见到我的所有人都对我的到来感到高兴，并且要我务必单独再去一次。
我想，对你来说这封信写得太长了。可是现在我正好来了情绪，还想对你多讲些。傍晚，我们经常到附近村里去散步，那里的孩子们常常期待着我们的到来。漂亮的孩子们，都长着一头黄发，一对蓝眼睛，十分引人注目。我有一本供士兵们使用的字典，借助于它与孩子们搭话。见到此景，别人常常捧腹大笑，不过总还是可以对付的。至少我们因而得到了很多乐趣。从沙皇时期过来的老人们几乎都很通情达理，待人也很有礼貌，然而那些（接受过布尔什维主义教育的）青年男女们则不同，我是不愿在黑夜碰见他们的。街道糟糕透顶：雨天时路面滑的像肥皂，简直无法行走；晴天时路面则又坑坑洼洼、崎岖不平，走起路来深一脚浅一脚。房子远远望去很富浪漫色彩：白色的，都是草顶，内部则很简陋。风土人情就写这么多吧……”
如上所述，希特勒在进军俄国的初期情绪一直很好，有说有笑。但当1941年冬至1942年春天的寒冷使进攻受阻时，首长的情绪便开始低落下来。我本人忍受了长期无所事事的痛苦，每逢负责卫生保健工作的勃兰特大夫处理大量信件时，我就与他一起干上几个小时，这使我特别高兴。
进军俄国的时间拖得越长，“狼穴”大本营里需要补充的设施就越多。我们逐步有了电影院、茶馆。我们感到，有了这些设施以后，生活舒服多了。
遗憾的是，我未能说服首长这里只留一位女秘书就足够了。我想随便到一个地方做些有益的工作，但他不让我走。这种游手好闲，天天没完没了的茶会，千篇一律的生活，对所有这一切我都感到厌倦，产生了一种反抗心理。有一天晚上喝茶时我的厌烦情绪明显地表露出来。
日子总是那么单调乏味，晚饭后我看了一部电影，然后来到了俱乐部，刚想在那儿舒服一会儿，希特勒的仆人便来叫我去喝茶。我想今晚的茶会也许持续的时间不会太长，因此可望过一会儿再到俱乐部来。
兴奋的情绪消失了。我皱着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