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名女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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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名女知青- 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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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老师收住脚步,孤树一桩地直在梁上。
    夏天的时候,地上生着青烟。乡村的环境,不热就是不热,热了便地上生烟。小学放了麦假,张老师在田里割麦,儿子在身后拾穗。渴了,说到溪里提些水来。儿子去了,久久的不回。六月中旬,正是白云红树,炎得自是十分可以。渴急了,立在沟边高唤,听到溪里有扑嗵的声音。箭步下去,就见儿子在溪池里一沉一浮,打捞上来已是只有奄奄的一息。水池原是积一人深水,供村人夜间洗澡用的,不想强就滑了进去。往年,去那打水的都是梅,无论夏天喝饮,还是秋天栽红薯秧苗。梅走了,强自该在乡村做为大人使用。这是他第一次如娘一样到河边打水。水冷得过份儿,如这腊月的雪。张老师抱着孩子通身流着热汗,一路上急唤,救救我们家的孩子!救救我们强!救救我们家的孩子,救救我们强!他的嘶唤声扯天连地。爬上山梁,村人都已聚了一群,说,快!快!村长的哥哥在他家田里割麦。
    张老师往西跑。大夫家的麦田在梁西。
    大夫正在田头树荫下吸烟,看见满村人马潮过来,转过身子,张老师就抱着孩子跪在了他面前。
    “怎么了?”
    “水淹啦叔……你救救他。”
    大夫把孩子接来放在地上,让孩子的水肚仰在天空,按按,又翻翻孩子眼皮,提起孩子的脚脖,如提一捆柴草,一扔一摔,孩子就头朝下落在他的后背,双脚勾着他的双肩。太阳烤在头顶,梁上新修的马路宽宽平平,直伸到山的那边。大夫在马路上跑得风疾而快,孩子在他背上如吊着的一袋粮食,松松动动,胀鼓的肚子拍打着他的肩膀。村人在大夫的身后追赶着看,企望一条生命从大夫的背上活转过来。大夫风样跑着,路边挺立的小树,一棵棵小草样被刮倒了。知了叫着从头顶飞去。张老师夹在大夫身后的人群里跑,他只看从大夫身后有没有倒出水来。大夫跑过的路,又干又焦,飞起的尘土,扬在天空。从一个路坡到另一个路坡,大夫累了,脚步慢了下来。听见身后紧随的杂沓的声音,他将背上的袋儿放在路上,按按肚子,翻翻眼皮,用耳朵听听孩子的鼻息,说还有救。又说你、你,指着两个青壮的小伙,一人提一条腿跑。
    两个小伙各提一条小腿,沿着大夫走过的路,没命的奔跑,如车站上两人合提一包抢跑上车的旅客。村人被他们甩下了。他们选在两个山岭中间的一段平道,穿梭着来回。村人在中间拥着,来时给他们让开一条通道,去时又关门一样将道关着。张老师在那门边呆呆地不动,他看见孩子脸上一道道青光,一闪而过,又一闪而过,村长的哥哥立在门口的另一边,闪过了,他就吸烟,青烟丝丝,妩媚地上升。闪来了,他叫说快点,跑快点,人命关天!
    不知道跑了几个来回,两个小伙终于跑瘫在路坡。袋一样的孩子在梁上躺着,水亮的肚子映着天和太阳。村人朝着瘫倒的小伙拥过去,马路上腾起枯干的尘土如红色的烟雾。张老师被裹在人群,又渐渐被那人群丢落。大夫在张老师的前面,他没有看见从孩子嘴中倒出水来,拨开人群,用手翻了翻孩子的眼皮,便吐出一声青灰色的长叹,说没救了,从水里捞得太晚了,准备以后的事情吧。大夫很像自言自语,即景生情地这么一说,便反剪了双手,有致仙仙地去了他家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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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支书踩着他人生的脚步,一踏一踏地向西走来,脸上的表情,深含了命运的冬色,幽暗如昨夜的天象一般,是雨是雪,都浅浅地显像出来。张老师心下呆了一呆,把目光从孩子的坟上收回,说大林叔,好早的天,你独自慢慢,往哪儿去啊。老支书本料不到这白雪皑皑的梁上还有别人,微微一怔,说是你呀张老师,顺着张老师刚才的目光望去,看见了不远处强的坟堆,咳了一声,说想开些。不要伤了身体。又说孩子走了半年吧,张老师说整整半年,就都到了一块。
    山梁上的风,刀子一样从梁上刮过,张老师神情专注,对是否去死,回思转念,亦未可知,一时虽寡穿一个棉袄,却也忘了寒冷。老支书却不然,披了他当年在张家营一呼百应的绿大衣,还将双手袖着。时至今日,乡土社会最为基层的乡村干部,仍然将军队的大衣视之为宝,县里苦开一个三级干部会议,会场上是一片绿色,几乎人人都穿军用大衣。这大衣在乡土社会历久不衰,究其缘由,怕也就是与一呼百应有着暗连。可惜老支书早几年就被村人们选落了,将那个位置托手让给了现在的村长。村长之所以深得人心,是因为忽然手里有了许多的钱。那钱的光泽,照亮了张家营人未来的前景。落选后的老支书,大病一场,病愈后几乎不见出门,偶尔的走动,也是到自家责任田里转转。几年过去了,老支书清贫的日子在村中有口皆碑,至今宁住解放初盖的草屋,也不让孩子们去镇上做那胡乱的生意,更不消说让去村长家的砖厂挣钱了。虽然穷,却显出了老支书作为党派的一员,那种永不衰竭的骨气,使他渐渐又赢得一些村人的回敬。加上一点,从解放至今,老支书为人善良,替人做了何样的好事,从不吃人家一顿便饭,不收人家一瓶酒喝,清风亮节,很有道光德誉,也常使村人富了以后怀念。张老师去教书的生涯,是老支书的妥善安排。梅去老君庙小学做了教师,也是老支书那时对一代知青的怜悯。这样的感激之情,大队改为村,投票选村长时,张老师和梅已做了回报。选老支书连任村长的仅有五票,有三票是他三个儿子投的,另两票便是张老师和梅投的。落选归落选,但老支书对张老师,却自此始终怀着忘年知己的情谊和有恩图报的印象。所以二人见了,老支书便关怀备至,问了张老师许多情况,如他母亲的病情,如老君庙小学的学业。最后说:
    “梅走了,你也不要太放她不下,有机会还是要再成一个家,以后的日子还长。”
    太阳已经升起很高,金灿灿一盆儿从天上款步走来。张老师倒说不清是否真的放梅不下。自和梅结婚,倒真很有几个年月甜情蜜意,连大返城的浪潮也没冲她一动。虽说她不返城还有许多别的原因,比如她从城里看到的失落,和自己家境贫困的尴尬,但到底重要的还是对脱俗于乡村的爱情和孩子的牵挂。不过,话说正反两面,她人虽留在了乡土社会,心却还总是丝丝断断地想着那个城市。毕竟她在那儿生长。只不过为了家和孩子,才长久地克制另一种情感,不讲或少讲而已。开始不断念叨那个城市,是从张老师三年中榜,皆又落选,终于使她三年的梦想和努力付诸东流开始的。
    第三次落选后她回了一次家。
    那时候,那个城市在突然之间高楼林立;商场大厦,一座接着一座,电梯和天桥随处可见。据说立交桥也在政府的酝酿建造之中。最著名的亚细亚商场已经以每年破费百万的巨额款项,把——中原之星亚细亚——的广告作遍全国,仿佛一个国家的商场忽然全部歇业,仅剩下了那个城市的亚细亚。连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海南来的客人,都以不到亚细亚为憾。可亚细亚居民区的居民梅,却在乡土社会的自然村落张家营,从未听说过什么亚细亚,这不能不使她感到一种小市民般的深深缺欠。那时候随返城大军早些回城,也就自然没有了今天的苦恼,三十多岁的都市人,还从未喝过罐装的饮料也实在是只有中国才有的一项罕见。碰到一个当年的同学,返乡后待业,曾可怜地跪在一个主任面前想求份工作,说清道工、锅炉工都成。可今日她从小车上下来,对司机说两个小时后到梅苑接我。和同学生拉硬扯地走了一程,才发现梅苑不是梅园,而是一座二十七层的酒楼,乘电梯上去吃了一顿饭,人家共花了五百八十二块钱,一摔手扔出六百元。近二十元的回找做了别人的小费。走的时候,才知道那小车是同学自己买的,司机也是高薪聘的退伍兵。问说工作,同学笑笑,说个体户。和几天前夫妻两个到县城送礼的寒酸相比,实在是天壤之别,无法同语于天下。其实,那同学在校时的才智、操行,又哪能和梅相提并论。
    那次从城里回来,梅的神情显出了她不多见的神秘;一会阴郁,一会兴奋,开始不断地说都市省城的繁华、热闹,侃侃而谈,喋喋不休。然正说到兴致时候,又会长叹一声,缄默不言,沉进死死的安宁里。张老师有时以为,分离的种子,是播种于他没被招进师范学院和梅的那次回家。究其实际,却也是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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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家是不可能了,以后在我没多少日子啦。”
    老支书大林叔疑望着张老师。
    张老师说:“是我砍了小李村的人头。”以这话来回答老支书的疑问,话出口连张老师都深感不妥。从内心深处,他还并没有最后下了死心,只是觉到在人生中遇到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让这般好的时机失之交臂,会造成终生的遗憾。这话使老支书十分愕然,脸上立刻有了雪白。张老师,你可千万不要因为家破人亡想不开,老支书说,我已经给村长那东西说过,是我砍了小李村的人头。张老师笑笑,说没啥儿想不开,我对啥儿都想开了。
    说啥儿都想开了,其实还不然。很多事情他还正在想。梅的走离,他把最重要的原因归罪于自己对儿子看护的失妥,使儿子死了,才使梅终于离开张家营。事实倒不尽然如此。早几年前,梅在内心就将乡村社会和都市生活矛盾起来。先前她几年回家一次,后来是一年一次,甚或一年几次。家有老父,都市繁华,乡村沉闷而又闭塞,回家本无可非议。只是她每次从城里回来,便有无尽的叹息,枕着张老师的胳膊黯然伤神,有时望着熟睡的儿子热泪盈盈。教完了书,同张老师说得最多的是故乡的亚细亚商场。还有华联商场,商城大厦,贸易中心,中国第一服装城等等。终于有一天,她酝酿了一项计划:春节将至,回家运来一批服装卖掉。虽然和张老师都是乡野书生,但乡土社会经过许多年的变迁,观念上除了婚丧嫁娶的旧规,对钱也比早几年看重十成。村长给学校捐过了款,也当了村长,扩建了砖厂,很多村人去出力挣钱,都欲准备盖房。张家营也决不仅有张老师那三间土瓦房,村长的洋楼已经旗帜样竖了起来。所以张老师也不会贸然反对梅的计划,更何况她娘家为都市,婆家为乡村,知己知彼,岂可以平常对她的计划进行意度。刚放年假,凑了八百元钱。张老师和梅一同搭汽车,换火车,一天两夜赶至省会,顾不了许多事情,两个人到服装商场,以童装和青年装为主,专买那些款式陈旧,价格低廉,在城市滞销,甚至几乎没人问津的服装,连扛带抬,含辛茹苦地运回家里,正赶上春节前的两个乡村庙会。经过周密地算计,梅说我们每年这样跑几次,就可以盖起和村长家一样的楼房,如果生意好了,我们就辞去教师,再雇两个人,在镇上开个都市服装店。店名就叫都市服装店。有了钱,便没有办不成的事。孰料在乡村庙会上,两个教师从事买卖,本就有了许多难堪,可那丰收的人头,高高低低,板栗一样窜动,从他们挂起的服装前过去,无人不去注目,却又极少有人真买。偶有卖出手的,也都是在乡土社会被称为不规矩的人才买。男的是那些被说成地痞流氓者,女的是被以为浪荡胡骚之流。而真正卖得快的,倒是别人从洛阳收购来的旧衣旧鞋。有的时候,看那姑娘俏丽,对某一件在城里过时五年以上的衣服爱不释手,翻来覆去地挑看,却又迟迟不肯从口袋掏钱。你把价格压到低得不能再低了,她也觉得再讨价还价说不过去。以为她该买了,却是长叹一声,说款式再土气一点就好,这样时新如何敢穿至人前,又怏怏走了。
    这次生意的失败,对梅是又一沉重的打击。倒不是说赔了几百块钱,横竖货在。如今那批衣服还码在箱内。主要是梅由此进一步明洞了乡村社会,在中国永远是乡村社会。如她决心了此一生的这块土地,和城市相比,其落后不是说一个世纪即可赶上。过完年,梅又默默到老君庙小学教书,比起往日,话又少了许多许多,除了辅导辅导孩子的功课,几乎连都市的繁华也很少提起。
    时光悠悠,光阴荏苒。转眼又到了麦假。放假的前一天,她又突然想东山再起。说回城弄些乡村人爱穿的布匹,只要价廉,只要土气,只要如铁皮一样结实,兴许脱手会快,什么款式由乡村人自己做去。这个时候,她的脸上有了忧苦,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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