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动用总预备费须经中央批准。这样，大家提出要求时就会更慎重一些了。这个批准权不应在财政部，而应在中央政治局。过去国家总预备费有相当一部分是买烧饼油条用掉了，如一九五三年就是如此。现在有了这一条规定，就可以防止这种现象发生。有了这一条的好处，是让大家知道要动用总预备费不容易。总预备费是留着解决大问题的，不是用来买烧饼油条的。
第六，加强财政监察。毛主席在中央的会议上特别提出这一点，这是以后财政工作的关键。财政上的浪费是很大的。毛主席说：“有些项目节约百分之十，数字就了不起了。”如国家预算节省百分之十，就是二十多万亿元。因此，要加强财政监察。
为什么要提出六条方针？概括地说是因为：第一，六条方针有一个重大的政治目的，就是要把国家财政放在经常的、稳固的、可靠的基础上。今天国家财政是不稳固的，经不起重大考验的。我们要认识这种形势，要兢兢业业地改变这种形势。财政如何稳固，大家要研究，要谈清楚。过去的财政就是不稳固的。一九五○年全国刚解放，金融不稳定，财政不可能稳固；一九五一年抗美援朝，要打仗，财政也不可能稳固；一九五二年财政情况比较好；一九五三年过早地花光了总预备费，只好“搜刮”地方及中央各部门四十多万亿元，如无大问题，万事大吉，如出现大问题，即束手无策。立国的政策应放在有力量应付外侮和应付万一。“刮光”了地方上的底子，如出现像抗美援朝这样的战争，或发生严重灾荒，或须紧急兴建一个大工程，或有了新的技术发明要采用，就没有后备力量了。那时就只有加税和减少人头费，就要弄得大家哇哇叫。再一个办法，就是减少必要的开支，把国家工业化的投资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费也刮掉，这样影响就更大，就会动摇根本。财政后备力量基础的巩固，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上。为了发展经济，保证物价稳定，工商企业须有固定的流动资金，银行须有足够的银行基金，而这些过去是没有的或者不足的，且各大区各级都已没有底子，各方面搞得很枯竭。我们要花几年功夫才能把国家财政放在稳固的基础上。这就要把后备力量放在各方面，要在各方面打底子。怎样打底子，尚须研究，要看力量，逐年补一点，慢慢就补足了。如商业、银行要考虑有多少资金才够用，每年补一些，补足后就放心了，没有顾虑了。如果我们给够了，才能理直气壮地检查他们，现在检查他们，他们还有理由说是因为没有补足。对于中央与地方的企业，也要逐步补充其后备力量。如果花几年功夫补充了这些力量，我们就能应付万一，就不会陷入困境。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这不光是要财政部来做，要靠大家来做。自留预备费，不是请大家浪费，而是为了打基础。第一步希望财政部做到在预备费外还有十万亿元，连同大区和省市的在内，希望共有二十万亿元底子，才可以应付万一。这一点，中央尚未讨论，是我个人的意见，不是定论。这样，若有意外事件，地方上的底子可以拿上来，因为谁都爱国，拿上来也是愉快的。
第二，有了后备力量，国家财政才能集中力量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要建立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财政要保证这一点。如果财政不稳固，是不能保证的。实行归口包干后，剩下的预备费才能用到重大的事情上去，避免把钱用到买烧饼油条上去，才能保护住国家的总预备费，站稳脚跟，保证工业建设。
第三，为了把国家财政放在稳固的基础上，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必须节减一切可以节减的开支，克服浪费。但如果没有六条方针，就不可能办到，即不可能发扬积极性，让大家来办财政。今天的问题复杂得很，仅靠几个章程、几个法令、几个办法办事是不行的，要因地制宜。只有大家管财政，大家热心财政，事情才好办。节约也要有积极性，如果没有地方的积极性，就不可能节约，就要发生浪费。
实行六条方针有这样一些作用，至少在今天看来是正确的。当然，将来可能有变化，但这是将来的事，今天必须这样做。
地方财政工作要有全局观念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完成了任务。大家是照顾全局和从实际出发，才把会议开好的。照顾全局，从实际出发，这两个观点缺一不可。过去财政部就是因为没有把这两个观点结合起来，致使工作中出了一些问题，各方面意见很多。
会议开始时，我的讲话是讲财政部的工作检查，所以着重指出财政部的缺点和应该怎样做工作。今天我想着重讲一讲地方财政工作应该怎样做。毛主席曾经指出，我们党历来是重视战略的，部队的战士、伙夫都关心战略，只要把战略形势讲清楚，问题就好办了。毛主席的话说得很对。例如粮食的征购，只要把战略问题和全局问题摆开来，就可以得到解决。但是，过去我们遇到一些问题，常常没有从大的方面出发，没有把战略问题交代清楚，这是过去财政部的工作出了一些问题的原因。所以这次要把道理讲一讲。我们的一切工作都会涉及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集中统一与因地制宜的关系。大道理与小道理必须弄清楚。全体和局部缺一不可，全体是由局部组成的，如果只有全体，没有局部，则全体也就不成其为全体了。另一方面，全体和局部、中央和地方、集中统一和因地制宜，以什么为主导呢？如果把局部、地方、因地制宜作主导，那就要犯原则错误。一定要以中央、全体、集中统一作主导。因此，在中央工作的同志要经常照顾局部和地方，要因地制宜，注意到地方工作有什么困难。财政部的部长、司局长、处长应经常照顾局部，凡是地方提出的困难问题，只要是可能解决的，应热心帮助解决，如是不能解决的，也要讲清道理。在地方来讲，则应照顾全体、中央和集中统一，以中央为主体。这是因为地方是在中央领导下的地方，局部是在全体中的局部，因地制宜是在集中统一下的因地制宜，如果两者之间发生矛盾，地方应服从中央，局部应服从全体，因地制宜应服从集中统一。不如此，就会发生地方主义、本位主义和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多多少少是有的，地方主义也曾经发生过，山头主义也存在过（当然也是历史上形成的），这些都是由于缺乏集中统一和全局观点所造成的。过去由于中央有些工作部门缺乏照顾局部、照顾地方，所以去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前，有一个时期各地区对中央有许多意见，这些意见是应该有的。但也要注意到另一方面，防止发生局部不照顾全体和中央的现象，当然现在这种现象还没有发生，可是两者的关系必须说清楚、弄正确。
财政工作的全局观点是什么呢？财政部门是集中体现国家政策的一个综合部门，和其他工作一样，它必须服从总路线，即必须保证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实现。所谓总路线，其主体是国家工业化，两翼是两个改造，即对农业、手工业和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财政工作就要保证国家工业化和两翼改造所需的资金。如何保证呢？一是增加收入，二是节约支出。收入方面凡应收者都应收足，支出方面凡能节约者都应节约。从控制支出来说，国家机关经费（包括行政费与军费），毛主席规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不能超过国家预算总支出的百分之三十，社会文教费也要适当控制，以集中力量保证国家工业化和两个改造的实现。所以，我们要尽量地把财力用到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去，要经过两三个五年计划，使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掌握开支上，我们就要拿这个道理去说服人，凡属能解决的应给以解决，凡属不解决也能过日子的，即可不解决。我们国家虽然地大物博，但生产比较落后，财力有限，这就要求财政工作人员要善于节约，善于把钱用到主要方面去。我们只要在总路线的照耀下看问题，就能很容易地体会到全体的利益和集中统一的意义，就会善于以地方服从中央，以局部利益服从全体利益。这样也就会热心于节约，而不热心于百废俱兴。所以，财政部门要看到大事，要有战略观念。
骄傲自满是团结的大敌
（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
我完全同意刘少奇同志的报告，报告对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工作的估计是恰当的。我完全同意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所提出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完全同意少奇同志对这个草案的解释，这个解释是明确的详尽的。
我认为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明确地规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时候，在全党范围内提出这样一个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是完全适时的和完全必要的。这个决议之所以是适时的和必要的，不只是因为整个过渡时期的革命内容比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更为深刻、更为广泛，斗争也极其复杂、极其尖锐，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已被打倒和即将被消灭的阶级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来破坏，所以需要党以更加坚强的团结和更强的战斗力来保障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实现；而更重要的是因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由于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于是在我们党内，尤其是在我们党的高级干部中，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这种骄傲自满情绪如果不及时提醒，必然要使我们丧失敌情观念，必然要破坏我们党的团结，那我们就要丧失斗志，经不住敌人的任何袭击，从而使我们的伟大事业遭到失败。
这个决议草案，正如少奇同志的报告所说，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所指的，是根据具体事实、指了具体对象的。所谓具体事实、具体对象，能不能解释为只是针对个别的人呢？不能这样来认识。我以为它主要是指的在现阶段党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必须防止和克服的一种倾向；不能解释为这个决议只是针对个别的人，对于我们、对于我自己无关，因而可以疏于检查和防范。
这个决议草案是很全面的，它分析了全部的形势，内部和外部的形势，提出了有效的办法。现在，我只就决议草案中所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上面所说的骄傲问题来讲一讲我的认识。
我认为骄傲情绪在党内，主要是在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中，正在滋长着，如果不注意克服，就会发展到一种可怕的危险的地步。决议草案是这样说的：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党内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有意地或无意地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决议草案又清楚地告诉我们：骄傲一定会使党的团结受到损害，使革命事业受到损害。对于个人来说，对于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它是一种腐蚀剂，它可以引导个人主义发展，把一个满腔热忱的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丧失掉，而堕落到最卑鄙的个人主义方面去。
就一般意义讲，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应该这样认识：骄傲会对自己在革命中的作用和贡献做出不正确的估价。一个人不管负什么责任，在革命事业中只不过是一个螺丝钉。我们所获得的成绩绝不能看作是一个人的，而是多数同志努力的结果，上有中央和上级，下有广大的干部和人民群众，还有同级，还有左邻右舍。我们绝不能贪天之功，将上级的正确领导，其他同志、其他各方面的努力，统统算在自己的身上。而骄傲的人总觉得自己了不起，因而常常觉得党和别人对他重视不够，对他没有什么温暖，反而觉得那些拉拉扯扯、吹吹拍拍的人对他很好，对他有温暖，而这种东西就是一种腐蚀剂。骄傲会把自己所领导的工作或地区摆在一种不恰当的错误的地位。比如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如果他在中央某一个部门工作，往往会忽视地方的情况，不重视地方工作同志的意见，甚至随便用中央的帽子往下压；如果他在地方工作，往往会对全局照顾不够，对中央各部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