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5月，随着北伐军逼近北京，已经被合并为“京师大学校”的原北京大学的复校问题成为社会各界特别是教育界人士的关注焦点。尽管有人以为蔡元培、蒋梦麟等原“北大人”重回北大是必然的，但其他各派也对北大校长一职虎视眈眈，甚至有些迫不及待。胡适在日记里的记载充满讽刺和嘲弄： 1928年5月23日 来谈一件事，使我大笑。 前天南京宣传北京已攻下了，有一位教育大家信以为真，立刻搭车来上海，准备乘船赶到天津，预备在冯大将军的庇护之下接收京师大学，做八校的总长。他到了上海，才知道那天的消息不确，所以至今还逗留在上海。 他知道冯是不喜欢蒋梦麟的，但他却愁蔡先生自兼北大校长，而派代表去办。他说，“万不得已，只好抢清华。” 哈哈，他们在冯大将军幕下吃每月六元六角的粮，所为何来？为的是“有大欲存焉”，将来打到北京时可以大大的得意一番！果然这种急色相都露出来了。将来抢饭碗打破头的事还多着呢。我们瞧着罢。 在胡适日记里，经常会有批评某人却不指名道姓的情况，也许是为了将来日记公开后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吧，也显出他为人处事的小心谨慎。这篇日记中提到的“一位教育大家”，有人推测可能指李石曾。因为在实力上能够与蔡元培、蒋梦麟相拼的也只有他了，特别是在政治地位上。 看胡适的日记，可以知道他是很不喜欢又很看不起李石曾这个人的： 1930年2月9日 …… 此人（指李石曾——引者注）毫无常识，毫无思想，而居然有人尊信，岂非一大怪事！ 我第一次见石曾，便不喜他；第二次见他，便同他作对（为里昂大学、北大海外部事）。十年以来，无有一次看得起此人的。蔡先生费大力引他入北大，终使北大坏在他手里，真是引狼入室。 图为张静江（中坐者）与蔡元培（右一）、诸民谊（右二）、李石曾（右三）、汪静卫（右四）等人的合影因此，胡适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站在李石曾一边而支持他入主北大的。6月7日，蔡元培以大学院名义呈报国民党政府，请求恢复北京大学之名，并任命新校长。次日，国民党政府常务委员开会讨论时，与会者表示赞同恢复北大旧名，校长请蔡元培兼任。但是，与李石曾同属一派的大学院大学委员会委员易培基提议：北京大学改名“中华大学”，校长由蔡元培担任，在他未到任之前，由李石曾代理。李派势力正处上升期，易培基的提案自然很顺利地通过了。 在大学院的四位元老中，张静江、吴稚晖是站在李石曾一边的，蔡元培显得很孤立。蔡知道他的处境，也清楚李石曾的真实目的。在随后召开的大学委员会会议上，他说北大可以改名“中华大学”，但他不愿意就任中华大学校长一职，而请会议推李石曾为校长。 胡适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对北京大学更名以及校长人选统统表示反对，而且态度激烈强硬，免不了与张静江之侄、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以及吴稚晖等人发生争执。双方甚至差一点就要拍桌子大骂了，一度恶言相向。 关于这场争执，胡适在日记里有详细记述： 1928年6月15日 饭后去开会…… 我起立说：（1）北京大学之名不宜废掉；（2）石曾先生的派别观念太深，不很适宜，最好仍请蔡先生自兼。 风云大起了。 张乃燕起来说：蔡先生的兼收并蓄，故有敷衍的结果。李先生派别观念深，故必不敷衍，故李石曾最适宜。 吴稚晖起来说了半点钟，说明北大之名宜废，李石曾是“天与之，人归之”。…… 他说，石曾先生向来是很能容人的；但近几年来的举动，他也不满意，但度量是比较的。譬如有一百个人才，蔡先生能容七十个，石曾先生大概只能容四十个。胡适之先生大概也不能容七十个。但现在北京的情形，除了石曾之外，还有谁人能去做中华大学校长？ 易培基起来说，他竟不知道石曾先生对适之先生有什么恶感。他有两次听见旁人攻击适之先生，石曾先生都力为辩护。…… 张仲苏也起来说，他认为李先生的道德学问为最适宜。 我起来说，“我绝对不想回北大去，故我自己绝不成问题。吴先生说，蔡先生能容七十人，石曾先生能容四十人，我自己也至多能容四十五人罢了。但我不想做北大校长，故绝无问题；但石曾做北大校长，却有问题，故我提议，仍维持国府原案，蔡先生仍为校长，由石曾先生代理，或可救济一点。” …… 易培基又起来说，“我们都知道蔡先生不能离开南京，故不提出他，我们也谈论到适之先生，但我们都觉得李先生为第一适宜，胡先生为第二适宜。” 稚晖先生又有长演说，说我不应该要用蔡先生去牵制李先生。他说，石曾用人有时很不当，但有时也很不坏。…… 他又再三说，最可怕的是“蜀洛相争”。 我忍不住了，说蜀洛相争是没有的事。 他直跳起来说，“没有！怎样没有？他们不曾通缉易寅村先生、李石曾先生和我们吗？” 我说，“没有的事！我们几个熟人之中，人格上总信得过，不是他们干的事。” 他直跳起来，离开座次，大声说，“你本来就是反革命！……” ……
《日记的胡适》 第一部分“挑唆”和“蛊惑”（2） 吵着吵着，吴稚晖就将话题扯远了。 胡适原本并不清楚吴稚晖何以会有这么大的火气，直到会后，他看了吴稚晖扔给他的几张电报后，才恍然。在日记中，他继续写道： 会完之后，稚晖摸出几张电报来，丢在我面前，说，“哪，人家人都派定了，还有什么说头呢？”我打开看时，都是石曾给静江、寅村（即易培基——引者注）的电报，一封说：中华大学校长事，须四星期后始可就职，兹派柽章、书华、子昇三人接收中华大学。一封说：加派沈尹默接收。 电文中全不提大学院与蔡先生。我说：“吴先生，你若早点给我们看这两个电报，我们就可以不开口了！”大概稚晖也不很满意这件事，所以他屡次说，“平时我们无论怎么样，到了有争论时，我总不好不站在石曾先生的一边的。——就是蔡先生也不能不站在他的一边的。”这是什么话！他还能说“蜀洛相争”的话吗？大概稚晖想今天把石曾正式通过，做到“共和的”、“揖让的”的面子，却不料我这个笨人毁了这一团雍容和睦的空气也！ 从胡适的这一长篇日记中很清楚地看出，当时在会上，唯有胡适是蔡元培的支持者，而他和蔡元培显然不是李石曾派的对手，双方势力似乎相差很大。在这场争斗中，他们败下阵来。如果胡适了解李石曾的身后有着国民党主要当政者的大力支持，他或许就不会用鸡蛋去碰石头了。所以，蔡元培事后对胡适感叹：社会太复杂了，他应付不了。 会后次日，胡适即提出辞去大学院的职务，而且态度坚决。他在给蔡元培的信中口气强硬地说：“千万望先生允许。倘先生不允许，我也只好自己在报纸上登启事声明已辞职了。”从此，他再也不参加大学院委员会会议。既便如此，蔡元培也没有立即应允，因为他自己还在大学院院长的职位上坚持了两个月。两个月后，蔡元培接受了胡适的辞职，随即，他也辞职了。他俩又一次共同进退，显出他俩的关系的确非同一般。 被“民盟”开除了重返北大时，胡适恰逢虚岁40岁生日。那天，也是北大校庆日。北大师生和北平知识界的许多知名人士为他祝寿，也欢迎他回到北大。 这个时候的北大，代理校长是蒋梦麟，胡适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作为当年蔡元培的左右手，胡适与蒋梦麟立志要复兴北大，而复兴的基础是经济。于是，胡适又得倚仗蔡元培了。 实际上，胡适与蔡元培自从上海分手后始终书信往来频繁。二人同属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又有更多的公务联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是专门负责管理支配美国退还庚款的机构。蔡元培是该会董事长，蒋梦麟是副董事长，胡适任名誉秘书。 为筹措办学经费，胡适到京仅一个月后又返上海参加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五次常会。在1931年1月上旬的连续几天，胡适的日记里都有此记录，如： 1931年1月9日 上午九时到下午四点半，在沧洲饭店开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五次常会。到会者有……蔡元培与我，共九人。 是日所议事，最重要的一案为北大补助案。…… 晚间蔡先生请各董事吃饭…… 1931年1月10日 晚上拟发表北大补助案之谈话稿子。写成已近两点了。 胡适所说的“稿子”，实指他在9日那天常会上的谈话。会议根据他拟订的计划，决定：“每年双方各出国币二十万元，为大学设立研究讲座，及扩充图书仪器，给发助学金与奖学金之用，以五年为期。” 此事进行得异乎寻常的顺利，作为董事长的蔡元培从中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一直以来，在外人眼里，胡适与蔡元培之间几乎没有分歧而总是态度一致。然而，1933年，人们终于看到了他俩的“决裂”。 年初，“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先后在上海和北平成立。这个组织本就是在上海的蔡元培、宋庆龄、杨杏佛、林语堂等人发起的，蔡元培自然是上海会的副主席（主席宋庆龄）。胡适、蒋梦麟等人是北平会的负责人。 北平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之初即招致北平市国民党党部的斥责，指其“既不遵照中央法令办理，又不于开会前通知本会及当地政府请求许可”，将之定性为“非法组织”。胡适反驳，强调合法。远在上海的蔡元培也同时对外宣称，在精神上无条件地支持胡适。这个时候，胡适与蔡元培一北一南，遥相呼应，配合默契。
《日记的胡适》 第一部分“挑唆”和“蛊惑”（3） 但是，北平的同盟会与上海的同盟会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思想上的差异。也就是说，胡适参加同盟会的初衷与上海的主要负责人宋庆龄等人是不同的。他更注重法律问题，所以在《民权的保障》一文中强调：“中国的民权保障运动必须建筑在法律的基础之上，一面要监督政府遵守法律，一面又训练我们自己运用法律来保障我们和别人的法定权利。”而上海同盟会更关注解决政治问题。 当上海同盟会提出“应即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时，并没有得到以胡适为首的北平同盟会的积极响应，他甚至直言反对此做法，说“民权同盟不应当提出不加区别地释放一切政治犯，免于法律制裁的要求……按照法律处理”。 胡适在3月4日的日记里粘贴了一份剪报，题目是“沪民权保障同盟开除胡适会籍”。就这样，胡适被开除了同盟会会籍。 对被开除本身，胡适并没有太多怨言，只是他对蔡元培甚是不满。因为在开除他会籍的文件上不仅有主席宋庆龄的签名，也有副主席蔡元培的签名。这不仅被外人认为是胡适、蔡元培反目的开始，也让胡适感觉难堪。他在日记里表达了这样的情绪： 1933年3月4日 此事很可笑。此种人自有作用，我们当初加入，本是自取其辱。孑民先生夹在里面胡混，更好笑。 不仅如此，他又给蔡元培写了一封信，直抒内心愤懑：“……所耿耿不能放心者，先生被这班妄人所包围，将来真不知如何得了呵！” 数日后，胡适接到蔡元培的回信。读了此信，他对蔡元培的不满全然消退。他在日记里这样记道： 1933年3月21日 蔡先生来一信，读之甚慰。 蔡元培在信中说：“知先生对民权保障同盟‘不愿多唱戏给世人笑’，且亦‘不愿把此种小事放在心上’，君子见其远者大者，甚佩甚感。弟与语堂亦已觉悟此团体之不足有为，但骤告脱离，亦成笑柄。当逐渐摆脱耳。承关爱，感何可言！”原来实际上，蔡元培是认同胡适的观点的，只是似乎有难言之隐而上下不是、左右为难。 从中可看出他俩虽然在很多时候总是共同进退，但总的说来，胡适更为主动，而蔡元培稍显被动；胡适更为积极，蔡元培在有些时候有些方面稍显畏缩；胡适敢说敢干，蔡元培顾虑似多。 胡适对蔡元培的尊重也表现在当他获悉了蔡元培的真实想法后，听任外界对他俩关系的闲言碎语，未将蔡元培给他的信公开以示自己的正确，而是将其深藏以维护蔡元培在同盟会中的形象和威信。 如果说共同参加同盟会是胡适和蔡元培的又一次合作的话，那么，这次也是他俩的最后一次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