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终极目标的认识，才有可能明确无疑地产生出上帝的概念；因此，这一概念其渊源上是和我们对这一存在的义务不可分离的。”
在这里，“我们的义务”就是我们对于生命存在应该承担起来的责任，对于这一存在责任的理性认识，自然会走向对于生命存在的终极目标的不断把握，在建立起关于终极目标的认识体系的同时，上帝将做为最基本的概念，来体现生命存在的最高精神。有没有这样的最高精神，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绝对重要的，因而对于上帝存在的坚信将是人类的善与幸福达到统一的精神前提。这样，上帝存在也就成为追求人类精神境界自我超越的信仰象征，于是，上帝在我们心中的个人言说，无疑表明上帝存在的命题，更是一个上帝将以什么样的信仰形态，来存在于我们心中的人类精神问题。
从公元18世纪到公元19世纪，正是在康德关于上帝存在的道德论论证的基础上，尼采高喊“上帝死了！”这是从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对于“上帝死了”这一呼喊的最强音，以坚决否认作为世界宗教基督教的上帝父亲那最高意志与绝对权威对于人类的负面影响：“基督教被称为怜悯的宗教。怜悯与促进感受生活能量的那种滋补性情感正好对立：它具有一种压抑性的作用。凡怜悯者，力量皆失。”尽管可以说这是尼采为了宣扬超人出现的必要性而进行的论证，因为“从整体上看，怜悯违背进化法则，这就是淘汰法则”，而“身心皆弱者将被淘汰，这是我们的慈善的第一原则”。但是，为了使人类正常生存在对善与幸福的追求之中并达到最终的统一，不能不承认在人类社会的文化发展中，每一个人最需要的不是扮演生活中的弱者而获取怜悯，这的确会导致对于人性正常发展的压抑；恰恰相反的是，应该激发起强者般的奋斗意识，或者如尼采所说的“强力意志”，以提高每一个个体的生命活力，来充分扩张自我创造的能力，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同时，也促进社会的发展。从这样的意义上来看，可以说我们心中的上帝就是我们自己！
这是因为我们不仅有着“上帝的形象”，而且更有着“上帝的样式”那样的对精神境界不断升华的追求。如果说托马斯·阿奎那当年曾认为只有在对上帝“外加的恩赐”的蒙受之中，人才可能永生的话，那么，在鼓吹“非宗教化的基督教”的20世纪，在“神死神学”出现后的个人信仰自主选择的浪潮之中，每一个人都将在“上帝死后”来重新进行自己所认可的上帝的塑造。这样，当每一个人在塑造自己的上帝的过程之中，实际上也就扮演了上帝的角色：我就是我的上帝！我们就是我们的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