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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立郓王赵楷，“师成实为谋始”。＇102＇其主谋不是从太原临阵脱逃，刚回到开封的童贯，而是始终盘据宫中的梁师成。徽宗“尝谕大臣，始内禅时，师成独沮异。”＇103＇梁、童二人“比至事定，自知失计。”＇104＇童贯转而同李邦彦一道，为钦宗穿御衣。但他的“易置语”，不仅“李邦彦等皆闻之”，而且钦宗在推托之时也略有所闻，是很难掩盖的。因而钦宗后来惩处童贯，“策立之时有异语”＇105＇是其十大罪状之一。梁师成眼看图谋失败，立即摇身一变，“争言”：“太上之志，我实成之；吴敏之策，我实授之；定策之功，我实有之。”＇106＇何况他反对传位赵桓仅为徽宗一人所知，徽宗又仅转告李邦彦一人，以致钦宗竟误认为梁师成有“旧恩”。
徽宗退位时，或许出自钦宗授意，某些宰执向徽宗提出三项请求。其要害是逼迫徽宗彻底交出权力。徽宗急于南逃，无暇他顾，一一依奏照准幷亲降御笔。这三项决定意味着钦宗在权力斗争中初步获得胜利，不致成为听凭太上皇帝任意摆布的傀儡皇帝。
其一，“以郓王楷管皇城司岁久，听免职事。”＇107＇赵楷原来的地位虽然得以保持，甚至在表面上还略有上升。钦宗在靖康元年（1126）三月二十八日，将他改封为凤翔彰德军节度使、凤翔牧兼相州牧。但实权完全丧失，钦宗当政的一大障碍得以扫除。如果说后来钦宗的五弟肃王赵枢、六弟景王赵杞、七弟济王赵栩、九弟康王赵构还曾奉命出使金营，那么曾经与钦宗争夺皇位的三弟郓王赵楷则从此退出政坛，一年以后已变为“性懦体弱”＇108＇之人，再无当年的勇气。
其二，以王宗氵楚管干殿前司公事。这一职务系“矧提禁旅之严，中护皇居之重”＇109＇的要职。王宗氵楚“素骄贵，不能任事”，＇110＇绝非将帅之才，但他是钦宗的舅父。由他取代徽宗的亲信高俅，以便钦宗把兵权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里。钦宗责成王宗氵楚“总齐禁旅，祗护殿岩，守卫京师，作固王室。”＇111＇
其三，徽宗立即迁出禁中。换言之，即从此不让徽宗操纵乃至干预朝政。徽宗对此颇为不满：“某人密奏事，予此中不许留身。大臣岂可如此？”但他仍然不得不出居龙德宫，而其皇后郑氏则出居撷景园。徽宗迁离禁中，其宠臣“皆恸哭”，他本人“亦出涕”。＇112＇足见，徽宗对最高统治权何等眷恋！为了掩其对权力的眷恋之情，徽宗自我表白：“朕平生慕道，天下知之。今倦于万几”，“欲高居养道，抱子弄孙，优游自乐，不复以事物撄怀。”＇113＇当月二十九日，徽宗被尊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徽宗皇后郑氏被尊为道君太上皇后。
由上所述可知，钦宗的太子地位未能动摇幷最终即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深入人心的储君理当立嫡立贵的传统，有力地支持着钦宗；他本人一贯低调，乃至善于伪装；竭力拥立赵楷的王黼罢相，暗中支持钦宗的李邦彦拜相；特别是金军大举南下，徽宗惊惶失措，急于南逃。一言以蔽之，钦宗继位实属侥幸。然而皇位继承权之争只不过是徽、钦内讧的前奏而已，钦宗即位幷不标志着问题的化解，反倒意味着矛盾的深化。如果此前徽宗尚处于较为超脱的地位，表面上还只是赵桓、赵楷兄弟之争，那么此后则是徽宗、钦宗父子之间的直接碰撞。
下篇 父子反目
徽宗退位后，成为两宋历史上第一位太上皇帝。在皇帝独裁专制制度下，皇帝是天下的唯一的绝对统治者。然而在皇帝与太上皇帝幷存的特殊条件下，皇帝的终极权力如何维护，太上皇帝的权力如何定位，向来是个难于解决、易于惹出事端的问题。太上皇之称始于汉高祖刘邦之父太公，他幷非“父有天下，传之于子”，而是“子有天下，归尊于父”，因而“不预治国”。＇114＇唐高祖、唐玄宗退位后，虽称太上皇帝，但亦不预治国，那是由于子逼其父，父不得已。徽宗既不同于唐高祖、唐玄宗，更不同于太公，他系父有天下，传之于子，幷且毕竟还算主动退位。他在退位时，于宣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通过三省、枢密院发布指挥，表示：“除教门事外，余幷不管。”＇115＇钦宗固然期盼这一允诺成为事实，然而徽宗退位后，果真能不管朝政，甘于寂寞吗？钦宗对此不免持怀疑态度。于是，此后如何处理皇帝与太上皇帝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成为徽、钦父子争斗的焦点。
一、百官麇集淮浙
“唐睿宗始立为皇帝，复为皇嗣居东宫”，＇116＇当时人谈及这件历史往事。其实不用别人提醒，钦宗作为当事人，他即位后忧虑的头等大事，除了如何对付金军而外，便是如何避免重蹈覆辙，成为立了之后又被废掉的“唐睿宗第二”。徽宗南逃淮、浙，百官麇集于此，势必引起钦宗警惕。
徽宗退位后，迅疾逃往淮、浙。此前，他通过钦宗发布玉音，将择日前往亳州（治今安徽亳县）太清宫烧香。靖康元年正月初三，金军渡过黄河。当晚夜漏二鼓，徽宗连忙乘船逃走，钦宗“诏令范讷统胜捷军护从”。＇117＇随行人员除太上皇后、皇子、帝姬而外，还有蔡京的长子、领枢密院事、恭谢行宫使蔡攸以及宦官邓善询等。蔡京的甥婿、尚书左丞、恭谢行宫副使宇文粹中也随后赶到。而范讷原本是童贯的门客，后来仰仗童贯的权势，官至节度使。胜捷军是童贯的亲军，由西兵组成，军饷丰厚，装备精良，战斗力极强。范讷这时所统领的胜捷军，只是其小部份。可见，徽宗的左右之人仍然是标准的“六贼”党羽。
不知事前是否通报钦宗，徽宗幷不驻足亳州，而以镇江为目的地，幷且早有预谋。此前，蔡京的儿子蔡※被任命为知镇江府（治今江苏镇江），蔡攸的嫡堂妻弟宋焕添差江、淮、荆、浙等路制置发运使。由于走势太急，准备毕竟不足，徽宗南下之初，隐姓瞒名，微服而行，自称：“姓赵，居东京，已致仕，举长子自代。”＇118＇其旅途相当艰辛：“乘舟以行”，“以舟行为缓，则乘肩舆。又以为缓，则于岸侧得般运砖瓦船乘载。饥甚，于舟人处得炊饼一枚，分食之。”＇119＇其心境颇为悲凉，有前往亳州途中所写《临江仙》一词可证：
过水穿山前去也，吟诗约句千余。淮波寒重雨疏疏。烟笼滩上鹭，人买就船鱼。 古寺幽房权且住，夜深宿在僧居。梦魂惊起转嗟吁。愁牵心上虑，和泪写回书。＇120＇
经符离（即今安徽宿县北符离集）到达泗州（治今江苏泗洪东南）之后，童贯、高俅带领胜捷兵、禁卫兵各三千名赶到。＇121＇徽宗一行声威顿盛，于当月十五日，经扬州到达镇江，驻跸府治。
钦宗已将童贯任命为东京留守，童贯“闻之，心不自安”，乃率领其胜捷军，倾巢出动，“追从龙德之驾”，＇122＇以致后来童贯的十大罪状中有：“不俟敕命，擅去东南；差留守，不受命。”＇123＇然而童贯敢于藐视钦宗，如此胆大妄为，显然得到徽宗默许。王黼在钦宗即位后，“惶骇入贺，※门以上旨不纳。”他也“不俟命，载其孥以东。”只是由于他与钦宗积怨太深，钦宗一面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籍没其家，衡州（治今湖南衡阳）安置，一面采纳吴敏、李纲的建议，由开封尹聂山暗中派遣武士，将王黼追斩于雍丘（即河南杞县）辅固村＇124＇。钦宗“以初即位，难于诛大臣，托言为盗所杀。”＇125＇高俅的东南之行，也未必报告朝廷。＇126＇
像童贯这样不经朝廷批准，擅自前往东南的官员为数甚多。据记载，“上皇东幸亳州，大臣权贵不闻恤国家难者，皆乞扈驾，将家属从。其余百官家属去者，侍从自尚书而下逃遁者，如张权、卫仲达、何大圭等五十六人。”＇127＇如工部尚书张劝“身为八座，乃求淮南干当公事而去。”于是，出现了“去朝廷者，十已三四，班缀空然，众目骇视”＇128＇的局面。相反，徽宗的行宫以及江南地区则百官麇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逃遁者中有蔡京与朱勔。蔡京一家的东南之行，比徽宗安排得更周密。宋焕“首除发运使，其实护送蔡京、蔡攸家属尽往东南。故京、攸一门与焕之家，中外千余人，无一在京师者。至于京、攸门下之士，弃官而逃者甚众。”蔡京甚至可以视为南逃淮、浙的带头人，“其后公卿士夫遣家出京者，十家九空。”＇129＇南逃途中，八十高龄的蔡京独自留居拱州（治今河南睢县），或许是由于身体健康方面的缘故。他“欲归于浙中”，＇130＇其目的地仍然是东南。靖康元年正月三日，钦宗降旨将朱勔放归田里，他趁机逃离开封，返回平江府（治今江苏苏州）。史称，“朱勔（欲）邀上皇幸其里第，朝廷忧之。”＇131＇
二、徽宗号令东南
岂止百官麇集淮、浙而已，种种迹象表明，徽宗确有在东南另立朝廷的嫌疑。于是，由来已久的徽、钦矛盾顿时激化，大有剑拔弩张之势。
徽宗及其宠臣选择东南地区作为逃窜方向，本身就值得怀疑。这固然是由于“东南之地，沃野千里，郡县千百，中都百需，悉取给焉”，是当时全国经济最发达、财富最丰厚的地区，同时也因为“（蔡）京、（朱）勔父子及童贯等党羽布满诸路”，＇132＇东南诸路是他们经营最久、根基最深的地区。如所周知，朱勔是其老家平江府乃至整个东南地区的地头蛇，“平江府幷二浙诸州县，自通判以上，往往尽出勔门，气焰熏灼，无所不至”，“勔家收养亡命逃军至数千人”，＇133＇有“东南小朝廷”之称。蔡京虽是仙游（今属福建）人，但早已以杭州为老巢。他在熙宁三年（1070）中进士后，一入仕为官，即出任钱塘（即今浙江杭州）尉。元符三年，又贬往杭州，提举洞霄宫。大观三年六月罢相后，出居杭州整整三年。宣和年间，又将其父亲蔡准安葬于杭州附近的临平山。方腊攻占杭州，“遣人发掘蔡氏父、祖坟墓，露其骇骨，加以唾骂。”＇134＇杭州不仅是蔡京先人坟茔所在之地，而且是其家财储藏之处。蔡京“少年鼎贵，建第钱塘，极为雄丽，全占山林江湖之绝胜。”知杭州徐铸居然公开出面“修盖蔡京私第”，幷动用公款，“出纳违法”。＇135＇宣和末年，蔡京又“以平日之所积，用巨舰泛汴而下，置其宅中。”＇136＇童贯不仅在元符末年曾主管杭州明金局，幷且在宣和二年十二月出任江、淮、荆、浙宣抚使，全权处置东南事务，负责围剿方腊。他“受富民献遗，文臣曰‘上书可采’，武臣曰‘军前有劳’，幷补官。”＇137＇据统计，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即封官达4700多人。出于剿抚结合、分化瓦解的战略需要，童贯曾命令其部属董耘“作手诏，称为御笔，四散”，宣布：“自今花石更不取人”，以致“人情大悦”。据说，他得知花石纲旋罢旋复，还发出过这样的感叹：“东南人家饭锅子未稳在，复作此邪？”＇138＇童贯有“着脚赦书”＇139＇之称，这不失为一个原因。所谓“人情大悦”与“着脚赦书”，实属渲染之词，但他在东南或许也多少收买到了一些人心。
更可疑的是，徽宗刚到东南不久，便通过行营使司和发运使司向东南各地接连发布了三道“圣旨”。其一，截递角：“淮南、两浙州＇140＇军等处传报发入京递角，幷令截住，不得放行，听侯指挥。”即不许东南各地官府向都城开封传递任何公文。其二，止勤王：“杭、越两将将兵，江东路将兵，及逐州不系将兵，及土兵、弓手等，未得团结起发，听候指挥使唤，先具兵帐申奏”，“如已差发过人数，幷截留具奏。”＇141＇即不许东南各地驻军开赴开封勤王，徽宗截留路过镇江的三千两浙勤王兵作为卫队。其三，留粮纲：“以纲运于所在卸纳”。＇142＇即不许东南各地向开封运送包括粮食在内的任何物资，甚而至于“江津非给符，不渡。”＇143＇这三道“圣旨”都事关重大，将使朝廷不能号令东南，都城处于既缺兵又缺粮的绝境，开封政权难以维持，而东南将由朱勔的“小朝廷”跃升为徽宗的“大朝廷”。
徽宗在东南发号司令，岂止三道“圣旨”而已。他还按照其自定标准，论功行赏，“增秩赐金”，以致“行宫如市，有再任者，有进三官者，有召赴都堂审察者。恩赏僭滥，非散官之比也。”＇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