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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一奇特的“国王二体论”来观照孔子的学说，就能看出其中的欠缺。孔子的学说以“仁”为核心，其现世的使命是建立以“仁”为基础的政治秩序。既然“未知生，焉知死”的孔子并不关心彼世，那么他理想的政治秩序是否能在现世建立，就是他的主张成败的关键。没有这样的秩序，社会就将陷于“礼崩乐坏”的乱局，“仁”也无从成长。而建立这样的秩序，则必须依靠他理想中的圣王或者周公这样的实际统治者。至少，他要能找到一个“好学”的，肯接受他的价值观念的统治者。可惜，一读《论语》就知道，他不停地抱怨他碰不到“好学者”或“仁者”，最后甚至周公也停止到梦中造访。
这就揭示了孔子学说的死结：现世的权力并不体现他的价值，但他的价值的实现，却一定要镶嵌在现世的政治秩序之中。更何况，他对现世的权力结构极其尊重。杀国王对他当然是不可思议的了。不用说国王，即使是父亲做了错事，儿子也无能为力。《子路》一章中记载：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此段中，叶公夸耀自己家乡的人正直：为父的偷窃，儿子出来揭发。孔子则不以为然，说父子相互保护隐瞒才是正直。此段未必可以简单地解释成孔子主张为了亲情而破坏法律，而更是突显了亲情与公众秩序的冲突。这一点，《孟子》中有更细致的讨论，在此先按下不谈。不过，此段之深意不可轻易放过。在孔子那里，人类的自然亲情，是政治秩序的基础。子对父孝，臣才能对君忠。那么，儿子对窃羊者的父亲孝，大臣是否也要对窃国者的君主忠呢？
这一难题，在英格兰的“国王二体”论中获得了解决。但在孔子那里，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君主“二体论”，更没有“父亲二体论”。比如，“父”和“父道”是否具有双重性、是否都集中在一个作父亲的凡体之中？当这个父亲的凡体又打孩子、又偷东西、又杀人时，“父”和“父道”能否分离？能否以“父道”的权威惩罚父亲？这一问题，孔子只是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无怨”，也就是说对父母的错误尽可能地却提醒劝说，如果父母不从，也要任劳任怨。至于如何制约父母的无道，则没有给我们提供答案。
《学而时习之》 第一部分 “国王的二体性”（3）
下面我们将要讨论，ErnstH。Kantorowicz所提出的“二体论”，是政治神学，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哲学。只有在基督教文明的体系中才能了解。以这样一个精神框架作为分析儒家政治哲学的参照，是否太不着边际呢？我认为不是。事实上，在早期的儒家的传统中，也有类似“二体论”的概念，只是孔子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概念作为政治哲学的核心的重要意义。后来儒学的传统，在这方面也没有发挥，致使这一精神传统逐渐被忘却。《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述齐国的一场政变，其中齐庄公在崔氏宅中被杀。齐国重臣晏婴的反应，则可以说是上古文献中对君主“二体论”的最经典的论述：
齐棠公之妻，东郭偃之姊也。东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吊焉。见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崔子曰：“嫠也何害？……”遂取之。庄公通焉，骤如崔氏。……崔子因是…………公鞭侍人贾举，而又近之，乃为崔子间公。
……乙亥，公问崔子，遂从姜氏。姜入于室，与崔子自侧户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贾举止众从者，而入闭门。甲兴。公登台而请，弗许；请盟，弗许；请自刃于庙，勿许。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听命。近于公宫，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逾墙。又射之，中股，反队，遂弑之。贾举、州绰、邴师、公孙敖、封具、铎父、襄伊、偻堙皆死。祝佗父祭于高唐，至，复命。不说弁而死于崔氏。申蒯侍渔者，退，谓其宰曰：“尔以帑免，我将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义也。”与之皆死。崔氏杀鬷蔑于平阴。
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归乎？”曰：“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暱，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人谓崔子：“必杀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卢蒲癸奔晋，王何奔莒。
叔孙宣伯之在齐也，叔孙还纳其女于灵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庆封为左相。盟国人于大宫，曰：“所不与崔、庆者。”晏子仰天叹曰：“婴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与，有如上帝。”乃歃。辛巳，公与大夫及莒子盟。
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我下面不妨将这一段讲的故事夹述夹译地介绍如下：
齐棠邑大夫的妻子是东郭偃的姐姐。东郭偃是崔武子的家臣。这位棠邑大夫去世时，东郭偃驾车送崔武子去吊唁。结果崔武子在吊唁中为齐棠邑大夫的妻子姜氏的美貌所倾倒，让东郭偃为他把姜氏娶过来。东郭偃说：“男女婚配要分辨姓氏。您是丁公之后，臣下则是桓公之后。这样不可以。”［崔武子求助于卜筮，结果都是不吉利。］崔武子则说：“一个寡妇有什么危害？［那些不吉利都被她死去的丈夫承担了。］”于是娶了姜氏。
但齐庄公立即与姜氏私通，每每造访崔家……崔武子怀恨在心……庄公还鞭打他的仆人贾举，事后又亲近他（也许属于同性恋式的性骚扰吧）。贾举于是主动为崔武子寻求谋杀庄公的机会。
十六日，庄公到崔家探望称病的崔武子，并乘机又要和姜氏偷情。姜氏进了屋后，马上就和崔武子从侧门出去了。庄公轻拍着堂屋的柱子哼歌［似乎是感觉到不妙后的故作镇定］。此时他的仆人贾举阻止庄公的随从进入，并自己进屋把门关上。崔武子的甲士一拥而上。庄公登上高台请求免除一死，没有人答应他。他又请求盟誓，也没有人答应他。他最后请求在太庙中自杀，还是没有人答应他。这些甲士说：“君主的臣下崔杼［即崔武子］病得厉害，不能来听您的命令。他叫我们在君主宫室附近捉拿淫乱之人，我们不知道有其他命令。”庄公跃墙而走，但被箭射中大腿，跌落在墙内。于是甲士们把他杀掉。他的亲信贾举［和关门的仆人同名但不是一人］、州绰、邴师、公孙敖、封具、铎父、襄伊、偻堙八人也全被杀死。［他的另一个亲信］祝佗父本在高唐祭祀，回来向庄公报告，结果祭祀的帽子未及脱下就被崔家的人杀死。申蒯是为庄公管理渔业的人。他逃出来，对管家说：“你和你的妻儿逃吧。我准备一死。”管家说：“我如果免于一死，就对不起您的义气。”于是两人一起自杀。崔家还在平阴将庄公的另一个宠幸鬷蔑杀死。
《学而时习之》 第一部分 “国王的二体性”（4）
晏子站在崔家门外。他的随从说：“您准备死吗？”晏子说：“他唯独是我的国君吗？我为什么死？”随从又问：“逃亡吗？”晏子说：“我犯罪了吗？我为什么要逃亡？”随从又问：“回去吗？”晏子说：“国君已经死了。我们回哪里去？作为一个国君，岂能用自己的权力还凌压人民？他应该是管理社稷的人。作为臣子，怎么能是为了俸禄？应该呵护社稷。所以君主要是为社稷而死，我就跟着他去死。如果他是为自己死、为自己逃亡，那么除了他的宠幸之外，谁敢为他承担？况且有的人［指崔杼，庄公本为崔杼所立］自己立了一个国君，又把他杀掉。我为什么要跟着去死？为什么要为此逃亡？我又能回到哪里去？”此时大门打开，晏子进去，头枕着庄公的尸体哭起来。然而他站起身来，跳三步后出了崔家。有人对崔武子说：“此人一定要杀掉！”崔武子说：“他是众望所归之人，放了他才能得民心。”
［庄公的另外有两个党徒幸存。］其中卢蒲癸逃到晋国，王何逃到莒国。
叔孙宣伯在齐国的时候，叔孙还将叔孙宣伯的女儿献给齐灵公［即庄公之父］，此女受灵公的宠幸，生下景公［也就和庄公成为同父异母的兄弟］。崔武子立他为君，自己当了丞相，并以庆封做左丞相，和国人在太公庙盟誓说：“有不亲附崔家，庆家的……”晏子对天长叹，打断了他：“我晏婴并不是仅仅忠于国君，而是献身于社稷。社稷就如同上帝一样！”他［只有在此条件下］才歃了血。二十三日，齐景公和大夫以及莒子盟誓。
太史记载道：“崔杼杀死了他的君主。”崔武子杀了太史。太史的弟弟继任，继续这样记载，于是先后两人为此而死。另一个弟弟继任，还是这样记载，崔武子只好住手不再杀了。南史氏听说太史全死了，拿着写好了“崔杼杀死了他的君主”的竹简前来，听到事件已经如实记录，这才回去。
这一经典故事，回肠荡气，已经为许多人所熟知。但是，很少有人从“国王二体性”的角度来分析。这里的齐庄公和崔杼，都是破坏礼法、滥用权力、荒淫无度，甚至夺人妻子的恶棍。当时崔杼已经把持权柄，庄公就是他所立。但庄公当政后，觉得自己是一国之君，可以为所欲为。崔杼在葬礼上看到人家死者的妻子漂亮，不顾一切地刚抢到手，庄公竟明目张胆地插进来，与崔杼的这位新抢来的妻子私通。他这样被杀，自然是为私欲而非为社稷了。
晏子也正是在这里阐述了和欧洲的“国王二体论”很接近的理念。君主有两个：一个是为社稷的君主，一个是为自己的君主。晏子视社稷如“上帝”般地神圣，愿意与之生死与共。［这里的“上帝”是中国上古天帝的概念，和基督教的上帝不同。］但是，那个为自己的君主，却和晏子无关。晏子回答随从的问题时，三次用“君”，意义却不同。第一次他说：“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这里他指的君，是作为一个私人的君。他作为私人给你了恩惠，你理应报恩。庄公为自己的私欲而死，和他生死与共的，应该是为他所嬖（即接受他的私人恩惠）的“私暱”，不是晏子这种守护社稷的人。后来崔杼立景公，要大家盟誓效忠崔家和庆家，晏子当场拒绝，称他只效忠于社稷，所坚持的也是一个原则。他和君主的关系只是公德而非私恩。不过，他第二次提到君字，意义已经不同，并且自己还做了解释：“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这里他界定的，是一个“社稷是主”的君。他愿意和这个君同生共死。接下来再提君，意义又转：“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暱，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这里的君，又成了作为私人的君，不值得他晏子献身。所以，他一方面对作为个人的庄公不屑，一方面又不把庄公看作一个纯粹为私欲而存在的个人。庄公被谋杀后，崔家的人已经杀红了眼，庄公的亲信如数遇害。但晏子却昂然走进崔家，到了庄公被杀的现场，“枕尸股而哭”，几乎为此丧命。显然，他这里所哭的，是一个死去的社稷之君。这个君的死，使他成为无家可归者。庄公在这里是一君二体。甚至崔杼本人，也部分地认同晏子的理念。晏子哭庄公，使崔家人误认为他是庄公之亲信，也要杀掉，崔杼则懂得晏子对庄公没有私人的忠诚，忠于的是社稷之君。既然晏子无意于崔杼和庄公之间的个人恩怨，为什么要杀呢？所以，崔杼视晏子为“民之望也”，舍之不杀，以得民心。果然，崔杼立了景公后，只要景公服务于社稷，晏子仍为之效力。
晏子这里表述的政治哲学，发源于殷周革命之际周武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理念，后来孟子则归纳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原则。《荀子·子道》中则说得更明确：“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这是说，回家孝敬父母，出门尊重兄长，这是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