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牛顿以来的科学家--近现代科学- 第65部分

　　第二，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在当时的国际条件下，“两弹一星”事业只能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进行。广大研制工作者充分发挥聪明才智，敢于创新、善于创新。他们攻破了几千个重大的技术难关，制造了几十万台件设备、仪器、仪表。他们知难而进，奋力求新，不仅使研制工作在较短时期内连续取得重大成功，而且有力地保证了中国独立地掌握国防和航天的尖端技术。实践证明，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是我们真正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基石。尖端技术不可能从国外直接拿来，即使有的一时可以从国外引进，但如果我们不能进行有效的学习、消化和新的创造，最终还是会受制于人。惟有自己掌握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才能将祖国的发展与安全的命运牢牢掌握在我们手中。同时，要善于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机遇，有选择有重点地引进国外关键技术，把自主创新与必要引进有机结合起来。

　　第三，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两弹一星”事业，所以能够对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发挥重大作用，关键在于它的成功使中国在一些重大尖端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进入了世界前列。“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者始终注意选准攻关的重点方向，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优化组合，形成合力，重点取得突破。实践证明，在物质技术基础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发展科技事业，必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集中力量发展那些一旦突破就能对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产生重大带动作用的关键科学技术，这样才更有利于赢得时间，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并且首先在一些重点领域力争尽快进入世界高新科技发展的前沿阵地。

　　第四，坚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两弹一星”事业，汇集了中国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工作者。党和国家充分信任和大胆使用来自各个方面的科技专家，委以重任，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在艰苦的研制工作中，培养和造就了年轻一代的科技人才。“两弹一星”事业的成功，这支骨干队伍功不可没。实践证明，科学技术的竞争，关键是知识和人才的竞争，是开发和创新能力的竞争。要在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中取得重大突破，必须有一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高新技术的高素质科技专家。有了人才优势，又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完全可以更快更好地把中国科学技术搞上去。

　　第五，坚持科学管理，始终抓住质量和效益。“两弹一星”事业，技术密集，系统复杂，综合性强，广泛运用了系统工程、并行工程和矩阵式管理等现代管理理论与方法，建立了协调、高效的组织指挥和调度系统，从而提高了整体效益，走出了一条投入少、效益高的发展尖端科技的路子。“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者，始终把质量放在第一位，坚持做到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实践证明，越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防安全的重大科技与建设项目，越要实施严格的科学管理，始终注重质量管理；越是高科技，越要加强管理，讲求质量和效益，这样才能取得成功。

　　4、两弹一星与科学精神

　　每一项事业的成功，都带有它历史的烙印。以下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中国两弹一星成功的经验。

　　1）政治家与科学家在重大科技工程决策中的互补。

　　进入20世纪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的扩大，导致了重大科技工程国家化和政治化的趋势。国家政府和政治家加大了参与和干预科学技术发展的力度，利用科学技术来实现其国家目标和政治目标。美国的曼哈顿工程、阿波罗工程、星球大战计划，原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和载人太空飞行，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欧洲的尤里卡计划，都是科技工程国家化和政治化的典型事例。

　　在重大科技工程中，科学家与政治家的关系变得紧密和复杂，各自在决策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一个政治家不可能用科学家的眼光来看待科学，即使他原来也是个科学家。他对于科学技术的认识主要通过直觉和洞察力进行，在对国际形势和国家实力等综合考虑的基础上，做出进行在他看来是符合国家利益、政治利益的科技工程的实施决策。政治家的决策水平取决于个人和他周围的智囊人物的科技文化背景以及他们与科学家的沟通程度。不管科学家是否参与了决策过程，但他们不能左右决策结果本身。任何一个决策都存在潜在的风险，尽管承担风险的责任者是政治家，但降低风险的责任者却是科学家。政治家的任务是提供实施决策的外部环境，包括物资、资金和人力资源的供给。科学家的任务是在决策过程中提供一系列技术可行性方案，在决策完成后尽可能完美地去实施决策，实现政治家的目标。尽管有时政治家的决策多少有些浪漫色彩和冒险精神，但是科学家不能浪漫和冒险，必须坚持科学精神，以严谨、严密的工作作风，使政治家的决策取得成功。

　　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成为制约别国的有力工具和外交筹码。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意识到，新中国要在世界民族之林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反对核战争、核垄断，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就一定要有强大的国防，包括研制自己的原子弹。为了了解原子能的进展，毛泽东曾请科学家李四光、钱学森等进行专门汇报；为了加强原子能的普及，周恩来曾指示组织有关科学家成立原子能通俗讲座组织委员会。在苏联停止技术援助后，中国领导人决定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原子弹。1958年5月17日，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成功后仅仅半年，毛泽东就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这些都展示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作为政治家的智慧和胆识。

　　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采取了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中央制定发展核武器的方针是立足有限目标、先进技术，即用先进技术打破核垄断，因此我们集中力量突破重点，并不追求核武器的多样化；而美国采取进攻性战略，需要各式各样的核武器来满足，研制了７０多种型号。在这种战略指导下，科学家贯彻了在“严肃认真，稳妥可靠，周到细致，万无一失”的科学精神，由于每次核试验要耗资数以亿元计，而中国还比较穷，因此科学家们选择了既有发展前途又踏实稳妥的途径，大多时间是在计算机上做模拟试验，集思广益，保证了技术路线几乎没有走过弯路，所以中国进行的核试验次数少而且几乎次次成功。

　　2）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深厚感情。这种感情集中地表现为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表现为人们为争取自己中祖国的独立富强而英勇献身的奋斗精神。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在各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的基础上产生，随着历史的发展，又反过来给予各民族的历史发展以更大的影响。它是一种伟大的凝结力和向心力，是推动各民族向前发展的巨大精神力量。

　　“两弹一星”研制者们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怀着强烈的报国之志，自觉把个人的理想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的志向与民族的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许多功成名就、才华横溢的科学家放弃国外优厚的条件，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自1950～1957年，约有3000名留学生回国。这一段时期回国的科学家有李四光、吴自良、朱光亚、王希季、赵忠尧、钱学森、邓稼先、程开甲、黄昆、杨承宗、杨澄中、谢希德、唐敖庆、徐光宪、吴文俊、郭永怀、张文裕、林兰英、师昌绪、杨家墀、陈能宽等。有些科学家回归的路途遥远而曲折。如1949年10月，着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从英国辗转瑞士、意大利，于1950年5月回国。赵忠尧回国时曾被无理监禁两个多月。钱学森排除美国当局的种种干扰，在被无理滞留5年之后才回到了祖国。其中的部分科学家直接领导和参加了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

　　3）相对自治的科学技术研究环境。

　　新中国的科学家伴随着大批判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走过了建国后漫长的一段时间。对各种“资产阶级伪科学”的批判一直不间断地弥漫在科学领域，到文化大革命达到了极致。从化学共振论、摩尔根的遗传学到量子力学的根本哈根解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受到了批判，一批科学家们在无所适从中被迫放弃了自己的学术观点。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全国范围的反右斗争就此开始。7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驳斥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的文章，使科学界感到极大震动。该文批判了曾昭抡、华罗庚、钱伟长、童第周、千家驹等教授关于保护科学家和要求科学研究自由的观点，指责他们向党夺取科学工作的领导权。当时科学组织的负责人例如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等人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专门写了报告请求中央对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进行区别对待。

　　后来中央列了一份知名科学家特别是新近从美国才回来的一批科学家的名单，使这些科学家受到了保护。也就是说，在比较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两弹一星的研制还是保持了科技自治的环境。尽管大跃进、浮夸风盛行，面对政治时科学家也不得不做出违心的表态（例如，钱学森曾在《中国青年报》发表过一篇“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的文章），但他们回到科学研究中后仍然坚持着科学精神。

　　4）集体协作与艰苦奋斗精神。

　　像美国的曼哈顿工程一样，“两弹一星”的研制也是一个大科学工程。在研制“两弹一星”的伟大历程中，全国各地区、各部门，成千上万的科学技术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后勤保障人员，团结协作，群策群力，汇成了向现代科技高峰前进的浩浩荡荡的队伍。广大研制工作者求真务实，大胆创新，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技术，使中国科研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

　　“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者们，是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他们在茫茫无际的戈壁荒原，在人烟稀少的深山峡谷，风餐露宿，不辞辛劳，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经受住了生命极限的考验。他们运用有限的科研和试验手段，依靠科学，顽强拼搏，发愤图强，锐意创新，突破了一个个技术难关。他们所具有的惊人毅力和勇气，显示了中华民族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坚强决心和能力。许多研制工作者甘当无名英雄，隐姓埋名，默默奉献，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5、几位着名科学家

　　1）钱三强。

　　钱三强是“中国原子能之父”。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7年赴法国留学，在巴黎大学镭研究所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工作，1940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42年在里昂大学物理研究所工作，1944年后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导师。在法国留学期间，钱三强在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从事原子核物理的研究工作。这期间，钱三强在原子核物理学领域中做出了很多成就，最大的成就是与妻子何泽慧、两个法国研究生沙士戴勒和微聂隆合作，发现了铀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并对三分裂现象从实验与理论两方面做出了全面的论述。这一发现被人们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第一个重要成果。钱三强回国后培养了一批从事研究原子核科学的人才，并且建立起中国研究原子核科学的基地。从1955年起，他参加了原子能事业的建立和组织工作，将近代物理研究所改为原子能研究所，领导并促进了这一事业的发展以及有关科技工作的开展，对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建设、计划和学术领导都做出了贡献。

　　2）钱学森。

　　钱学森因在国防科技方面特别是火箭技术方面的贡献，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5～1938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留学，1938年获博士学位，导师为近代力学奠基人冯·卡门。钱学森是卡门领导的美国最早的火箭研究机构－“喷气推进实验室”的主要成员。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