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什么会有这本书？
这本书的文章，基本上来自南方周末内部刊物上的业务探讨篇什。
在内部，南方周末一直保有一种传统——对专业追求和业务创新的无比看重。从创办至今二十多年，不论是高歌，还是潜行，南方周末在任何局面下都没有放弃这种新闻探索、专业追求。
这样一种“职业共同体”的传统，提醒同仁对新闻报道保持及时地检视，对职业操作有不断地反思。于是，就有了这些文字。
这些文字，是新闻的侧影，是报纸的底色，是对现实的别样映射。
三、这本书想表达什么？
这本书，是想表明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坚持。
中国新闻业的发展，不仅仅是关乎环境、体制。事实上，在新闻的专业操作和职业规范方面，同样需要足够的自省和持续的积累。
很多中国媒体在做年度人物，可是，有没有哪篇达到了时代周刊关于年度人物朱利安尼（9？11时的纽约市长）报道的专业水准？很多中国媒体在东南亚海啸发生后赶赴现场，可是，有没有哪个能达到ＢＢＣ那样了然于胸、调度从容？很多中国媒体在做民情报道，可是，有没有哪家能像纽约时报那样，把“民意调查”作为一种重要的新闻样式上升到科学化、常规化的程度？
至少从技术角度，我们必须承认差距。中国今后的媒体竞争，将越来越不是“胆大者胜出”，专业素养和职业操守势必成为更重要的因素。
这应该是新闻人的“黄金时代”。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由乌托邦梦想慢慢向常识回归，由资源和权力的高度集中慢慢向公民个体分散，宛如一艘大船，正在缓慢而又不可逆转地转向，驶向与她的历史、人口、生产力、民族抱负相称的境地。在这样一个也许是空前绝后的转型和变动的年代，应该诞生出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企业家，也应该诞生出伟大的媒体、伟大的记者。
时代降临时，机会给予理想与技术兼具的人。
这本书，是南方周末同仁对职业操作和专业技术进行总结、思考、探索的部分结晶。这是第一辑。新闻不止，新闻后台操作的探索亦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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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靖（新闻板块，上海）
我始终相信翻检垃圾是一名记者的必杀计。这个杀人现场的保护方式让我觉得非常蹊跷，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出入，可以自由翻检，惟一上锁的是那个嫌犯的房间，但是却没有贴封条，这意味着，人们可以随意砸开这把锁而不用承担责任。
老实说，在我的新闻从业生涯中，还很少碰到因为采访进行不下去而放弃的情况，但十分不幸的是，最近的一个月时间里，我已经两次放弃选题。如果在往常，我会认为这是两次令人羞耻的失败，但是，这次我却不这样认为。我愿意把最近一次在佳木斯的采访经历告诉大家，可以说是教训，也可以说是经验。
那天我正在沈阳，“记者的家”论坛出现了一个帖子，称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发生特大杀人案，一个网吧的网管用十分残忍的手段杀害了28名11－16岁的少年。这个发帖人是其中一位受害少年白金龙的姐夫刘东平，而且他还留下了手机号码。这个帖子显然引起了众多记者的关注，在我的QQ上，不断有同行在交流关于此案的信息，一些同行直接和刘东平取得了联系，证实这个帖子并非恶作剧。
这似乎又是一个黄勇案（发生在河南平與的系列杀人案，计有十多名青少年遇害）。我立即和编辑郭光东联系，他也觉得这个案子很像当年的黄勇案，有一定的价值，惟一的担心是不让报道。不过考虑到我当时的位置离佳木斯比较近，还是决定去试试。
我到佳木斯的时间是3月5日晚11点。这一天是学雷锋纪念日，不过，这一天的遭遇让我觉得反差很大。
我当时的计划是下午2点从沈阳桃仙机场起飞，3点到哈尔滨，然后打车到哈尔滨长途汽车站，坐大巴经高速公路到佳木斯，哈尔滨到佳木斯的路程是400公里，如果一切顺利，到哈尔滨应该是晚上9点。
一直到走出哈尔滨太平机场、乘坐大巴到达长途汽车站都很顺利，而且这中间还因为没有坐出租车、改坐大巴而节约了40块钱。正在为如此顺利而暗自得意的时候，又碰上了更加“顺利”的事情，一下大巴，就有两个东北小伙子说包车去佳木斯，三缺一，只要100块。这种拼车现象非常普遍，在江苏、上海、浙江、湖南我都这样干过，还没有碰到过问题。我正要赶时间，因此，想也没想就跟着上车了。一坐上车，这两个小伙子就开始问我是干什么的，是哪里人。久在外混，我也知道这些问题不能轻易回答，因此，我用刚在沈阳学的东北话跟他们说：“不要多问，只管开车就行了。”
车一直往哈尔滨市外开，眼看就要上高速了，还没有接另外3个人的意思，我心里有点犯嘀咕了。果然，到了高速公路入口，出租车找了个地方停下来，司机假模假式地出去打电话约那3个人，车上还留下一个人陪着我。我也赶紧下车，绕着这辆车转了一圈，发现这辆车的前后号牌最后两位数都用光碟挡住了，我一下就明白了，这是“黑车”最明显的标志，因为急着赶时间，竟然连这都没有注意观察，真是太大意了，看来今天免不了要吃亏，硬拼是不行了，只有想茅招。
回到出租车上，我也开始掏出手机假模假式地打电话，先打了一个给“黑龙江省公安厅”，说我不等他们的车了，和别人拼个出租车直接去佳木斯，车号是XXXXX，最后一位看不清楚，让他们联系一下佳木斯那边，派个车在佳木斯出口等我。然后又打个电话给“公安部刑侦局”，说是为了佳木斯杀人案，暂不回办公室，直接从沈阳去佳木斯了。电话没打完，在车上陪我那个就下车了。他俩嘀咕了一会儿，回来跟我说，那3个人不来了，只能送我一个人去佳木斯了，我只要出800块钱就行。我说那不行，我的经费只够拼车，让我一个人包车，谁给我报销啊？最后那俩说，干脆这样吧，我们给你拦一大巴，你坐大巴走，你只要付我们已经开的这段路钱就行了，连大巴带我们这出租车，一共200，你看怎么样？我说那你拦到车我再给钱。在拦车的当口，其中一个跟我说，你别装B了，你真是公安？是公安咋不坐警车呢？我歘地从上衣兜里掏出一个《警官证》……的皮，诈唬说，不信试试？“行了行了，走吧走吧。”他们拦的不是大巴，是一辆路过佳木斯、终点到鹤岗的很破烂的卧铺车，我几乎是逃命一样地上了这辆脏车，车主说，这车到佳木斯也就60块，那俩东北人拿了140，你还是被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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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佳木斯地界，已经是晚上11点了，比我预定的时间晚了2小时，多花了100块钱，所谓“欲速则不达”，就是这样的教训。
从离开卧铺汽车门、踏上佳木斯土地的时刻起，我就提醒自己，一定要提高警惕，再不能上当。原来我的计划是住佳木斯饭店，现在，我决定改变计划，通过114，我了解到佳木斯最好的宾馆就是四星级的佳木斯大学宾馆，因此我决定晚上住到那里，先安定一下我的惊魂。
佳大宾馆虽然号称四星级，不过在我看来，应该相当于南京的二星半。好在这里还算干净，而且保安多，估计也会比较安全。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免费宽带。在凌晨2点之前，我在网上落实了几件事，一是确信第二天《南方都市报》将会发表记者韩福东的报道，并且他的原稿和采访对象的联系方*在10点之前到达我的邮箱；二是确信《华商晨报》的3名记者还在佳木斯，他们的联系方法也会在10点钟之前发到我的手机上。做完这一切之后，我在佳大宾馆美美地睡了一觉，直到3月6日上午10点醒来。
韩福东的原稿早已到了邮箱，韩福东就是黑龙江人，在当地人脉很广，3月4日当天，他在北京打了N个电话，采访到了所有受害者家属，并且拿到了刑警队给上级的破案报告，这份报告中有详细的破案经过，还有包括报案者住址在内的详细信息。韩的稿子中说，嫌犯名叫宫润伯，1973年7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是东风区佳东派出所，现住向阳区松林派出所管内砂石场三线公交车终点站附近。一个受害儿童从宫手中逃脱，向警方报案，带着警察在一家网吧抓到了宫，从宫的住处找到了4具尸体，内脏均被掏空，已经和宫同床共枕多日。宫润伯招供，这几个受害儿童在死前都遭受到他的性侵犯。之所以人们会认为被害儿童可能有28个之多，是因为他们从警方那里看到了大小式样不一的28双鞋子。韩的报道应该已经十分详细。
我随后和《华商晨报》的记者取得了联系，他们已经去采访了佳木斯市公安局、向阳公安分局以及松林派出所，全部吃了闭门羹，这意味着警方那里不可能提供什么有价值的信息。
我决定去现场看看。于是我和其中一位受害少年白金龙（16岁）的妈妈陈玉芳取得了联系，然后和中央电视台社会记录栏目的沈亚川一起到了现场。
陈玉芳和我们简单地寒暄了几句，就把我们带到了案发现场。我原来以为这样一个大案现场一定戒备森严，到处贴着封条，但事实并非如此，这里站满了围观的人群。这是佳木斯北郊的一片棚户区，案发现场是一座2层2底的楼房，楼前有一个面积不过6个平方米的小院子，院门没有锁，犯罪嫌疑人就租住在一楼的一间房子里，房门上了把新锁，窗户开了半扇，都没有贴封条。从窗口看进去，可以看到这个房间大约10个平方，分里外两进，里面是一张脏得发黑的炕，炕已经被掏了一个大洞，旁边还放着一只黄色的小书包——正是在这张炕上，警方发现躺着4名儿童的尸体；外面乱七八糟地堆放着各种衣物，靠窗的桌子上还放着一件看来不错的西装，我翻了翻发现，居然还是冒牌的“阿玛尼”。我尽力从窗口把里面的衣物拽出来，并且翻了每个口袋，但是并没有什么发现。院子里有一个东北人腌菜的地窖，上面盖着一张木板，据说这个地窖里也曾经挖出几具儿童的尸骨，但是警方对此坚决否认。我掀开木板，发现地窖并不深，里面大约有10厘米深的积水，闻起来没有什么异味。
这个杀人现场的保护方式让我觉得非常蹊跷，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出入，可以自由翻检，惟一上锁的是那个嫌犯的房间，但是却没有贴封条，这意味着，人们可以随意砸开这把锁而不用承担责任。我想着是否晚上回来好好翻检一回。
顺带说一句，我始终相信翻检垃圾是一名记者的必杀计。2002年仰融出事之后，我曾经去浙江一个城市采访，希望搞清楚他留在当地的那些资产如何处置、项目如何收场。可以想象的是，当地并不愿意透露这些消息，一概给我吃闭门羹。后来我没办法，只好在当地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旁边的废纸篓里翻，皇天不负有心人，竟然让我从里面翻出一份没有撕碎的关于仰融资产善后的会议纪要，还有一份已经撕碎的手写的仰融与开发区之间资金往来图表以及日后的偿还办法。这份图表显示，仰融在当地的投资其实并没有掏自己一分钱，全是当地借钱给仰融或者帮助仰融从银行贷款。仰融走后，这堆烂账其实还是当地自己来还。当时我那家报纸的副主编、《南方周末》原首席财经记者陈涛说，这真是NB的猛料。这两份“垃圾”我至今还保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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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远了。看完现场，我们跟着陈玉芳来到另一位受害者王胜利家。在她家，我们见到了其他受害者的家属，他们给我讲述了每个孩子失踪的经历，他们如何向警方报案却得不到重视，如何自发地结伴四处寻找孩子。主讲的基本是女人，与她们涕泪俱下所不同的是，男人们都站在一边静静地听，一些人神情憔悴，面色枯黄，一言不发，时不时会捂着脸走出房间，过一会再红着眼睛走进来。很快，我就弄清楚了事情的经过。家属们还告诉我，那个杀人犯宫润伯因为和一个15岁的女孩谈恋爱并且同居，被以**罪判了8年刑。
晚上，我给郭光东打了个电话，向他通报了当天采访的进展。但是郭光东给了我一个坏消息：不能直接报道此案。他建议我考虑一下能不能从其他角度来做报道。听到这个消息，我顿时蔫了，本来我还在琢磨着晚上是不是要再去一趟杀人现场，现在看来，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
我相信每个记者这时都不甘心就此放弃。我和郭光东认真地商量了一下可能的报道思路，但是最后都被我们否决了。不妨列出来给大家看看：
1．反思公安在案件侦破中的问题。按照受害人家属的说法，警方至少曾经有3次机会发现犯罪嫌疑人，但是由于警方不立案、不并案侦查、侦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