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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释开丰”住持去年陈情时自承，龙发堂迄未办理寺庙登记，虽为精神修院，亦未能向当局办理立案手续，并非故违当局规定，实因该堂现址八笔土地，地目为田，必须办理地目变更，始能办理寺庙登记及慈善事业团体登记，故先后于一九八一年及一九八二年间向高雄县当局申请地目变更及设置财团法人，均未获准。
按此法说，龙发堂的“合法性”，犹值得商榷；据指出，截至目前龙发堂尚未获得任何机构核准在案。
看到了吧，做事的人在排除万难去救人的时候，说风凉话的人，不但袖手旁观；还在浇别人凉水、扯别人后腿呢！
黄怡近作《释开丰的慈悲历程》、《关于龙发堂的补充说明》，是给做事的人的正确剪裁、是给说风凉话的人严厉针砭。看了黄怡的近作，我们真不能不觉得，释开丰和他的使徒们，他们真不愧是现代的地藏菩萨！
八世纪时候，新罗王子金乔觉出家，法名地藏，到安徽九华山结庐苦修，死后人们认为他是地藏菩萨的化身，从此九华山成为地藏菩萨在中国的道场。现在我们 看到释开丰和他的使徒们，他们把道场化为精神病患收容所，他们的菩萨行，岂是古人所能赶得上的吗？
释开丰说：
别的佛堂经常有钱，我们是经常没钱。别的佛堂有钱了拿去建设美现，越美观，就越有灵气，越有灵气，就越有人参观。愿意捐钱的人就越多。龙发堂花的钱是比较看不到的，都在病患身上了。正因为钱都用在病患身上了，所以直到今天，释开丰和他使徒们没有像样的佛堂、没有巍峨的寺庙、没有法律的地位、没有国民党的承认、没有伪君子伪“大悲” 家的肯定，但是，这算得了什么呢？
他们是真正做事的人，他们是真正“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人，他们是真正“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人，他们是真正深通法本愿救人的人，他们的存在，又岂靠大庙大官的假戏吗？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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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小人·打小人
许多人一生都难免遭到小人之患。信命的人说这是〃命犯小人〃，认为是命中注定；不信命的人不相信什么命中注定，但不否认确有〃路遇小人〃的情况发生。
遭到小人之患以后，反应各有不同，大体说来，可分消极与积极二类。消极的反应是置之不理小人，或者采取低姿式，跟小人妥协，或说好话，或出之以利诱等等，总之，最后的目的在使小人远顾为吉。积极的反应则反是。积极的反应是面对小人，采取高姿式、跟小人不妥协，不说好话，甚至出之以威胁以使小人就范等等。总之， 最后的目的在使小人得到惩罚与教训，决不姑息小人。
在积极的反应方面，也有二类，一类是小市民式的做法，一类是大丈夫式的做法。小市民中不肯姑息小人的，他们遭到小人之患，所用以抵抗小人的本领，毕竟有限，因此他们在〃无力感〃之余，最后多求助于神明。这种做法，最有趣的是香港的〃打小人〃仪式，香港的〃打小人'仪式，多在三叉路口行之，传说三叉路口煞气大，可以把小人又住。三叉路口以外，有的也在宙宇进行。被打的小人分两类，一种是不记名式的，一种是记名式的。前者是对付一般小人作祟的；后者是对付特定小人作祟的。因为特定，所以要在小人纸上写出该小人的姓名住址，如有生辰八字一并写出，效果更佳；如有该小人玉照一帧，一并缴出，效果就如神矣！写出姓名地址的公式不外是：〃狐狸精某某某今年三十二岁七月十五日丑时生，晤知时头时尾，是真是假，住在呢个某某道某某号〃之类。〃打小人〃时，当然上香斋供一切如仪，登时以鞋来打破小人纸，有的用小铜剑刺破之，或用香头或烟头烧之。如有照片，则更方便，就小人玉照之要害处使他眼瞎嘴破，以快人心。该小人自此不能为祟或一时不能为祟，也自不消说矣！
从这种香港模式看来，小人打了半天，其实只是一种精神胜利，当然是很可怜的。但是这种小市民式的做法，既然不肯姑息小人，其一念愚诚，倒也不无可嘉呢！在另一方面，大丈夫式的做法则另有一套。大丈夫〃打小人〃的方式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是〃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三脚〃，是以色列式的大力报复主义、快速报复主义。大丈夫决不姑息小人，决不让小人横行，决不纵容小人，决不让小人陷害他、诽谤他、妨碍他后而能免于惩罚，当然，大丈夫的做法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的，他展示实力，但用的是合乎正义与法律的手段、用的是正常的奇兵，大丈夫是不用下流手段的，当然也绝不用香港模式的精神胜利手段，胜利是全面的，只有精神，怎么够呀！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三日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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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敌人出版
骆宾王（约六四○…约六八四），浙江义乌人。他年轻时就会写文章，尤其精于五言诗，〃尝作《帝京篇》，当时以为绝唱〃。唐高宗时候，〃为长安主簿。坐赃，左迁临海丞，快快失志，弃官而去。〃徐敬业起兵讨武则天，他参加了，代徐敬业主持宣传与军中书檄，最有名的《诗武（明空）檄》，就出于他手笔。传说武则天刚看到这篇骂她的妙文时候，满不在乎，并且还嘻嘻哈哈的，但是读到其中〃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狐安在〃两句时，睁着眼睛说：〃谁写的？〃左右告诉她骆宾王写的，武则天埋怨说：〃宰相安得失此人！〃（宰相怎么把这样的人才没给注意到！）
徐敬业起兵失败后，《新唐书》说：〃宾王亡命，不知所之〃。《旧唐书》说〃伏诛〃，显然是被杀了。
骆宾王死后，武则天找人寻访他的作品，找到了十卷，〃盛传于世〃。
骆宾王任侍御史时入狱，写了《在狱咏蝉》，说：〃无人信高洁，谁为表子心？〃他死后，决没想到〃表〃他〃心〃的竟是他的头号政敌！武则天的度量，真不简单！像武则天这种度量，在后代的统治者中，也有效法者可寻。
明末清初时候，明朝的孤臣孽子史可法（一六○一一六四五）复多尔衮书，拒绝招降，终于以四十三岁盛年，乱军之中就义而死。他死后，他这封复多尔衮书，淹没不彰，清初修《明史》，在史可法传中甚至不载此事。到了乾隆皇帝时候，敕修《历代通鉴辑览》，开始出现〃先是我睿亲王多尔衮今南来副将韩拱薇参将陈万书等赍书致史可法，可法旋遣人答书〃的话。乾隆〃御批〃说：幼年即羡闻我摄政睿亲王致书明区史可法事，而未见其文，昨辑宗室王公功绩表传，乃得读其文，所为揭大义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辞严，心实嘉之。而所云可法遣人报书语多不屈，因未尝载其书语也。夫可法，明里也，其不屈，正也，不载其语，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语不载，则后世之人将不知其何所谓，必有疑恶其语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因今儒臣物色之书市及藏书家，则亦不可得，复命索之于内阁册库，乃始得焉。卒读一再，惜可法之孤忠，叹福王之不慧，有如此巨而不能信用，使权奸掣其肘，而卒致沦亡也。夫福王即信用可法，其能守长江为南宋之偏安与否，犹未可知，而况燕雀处堂，无深谋远虑，使兵顿饷竭，忠臣流涕，顿足而叹无能为，惟有一死以报国，是不大可哀乎？且可法书语初无垢谇不经之言，虽心折子睿王，而不得不强辞以辨，亦仍明臣尊明之义耳！余以为不必讳亦不可讳，故书其事如右。而可法之书，并命附录于后。夫可法即拟之文
天祥，实无不可，而明史本传乃称其母梦文天祥而生，则出于稗野之附会，失之不经矣！
汲修主人（清礼亲王昭（木边））《啸亭续录》卷三也记此事，说：纯皇帝（李敖按：乾隆被尊为〃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尝阅睿忠王传，以其致明文忠正公书，未经具载回礼，因命将内阁库中所贮原稿补行载入，以备传世，真大圣人之用心，初不分时畦也。尝闻法时帆言，忠王致书，乃李舒章（雯）捉刀，答书为候朝宗（方域）之笔也。二公皆当时文章巨手，故致书察时明理，答书义严词正，不惟颉颃一时，沟足以传千古，亦有赖忠王阁部…人之名节昭著故也！
乾隆皇帝不但为史可法出版了遗作，并且在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史可法就义以后一百三十一年，赐谥〃文正〃，建祀立碑，题像赋诗，在敕赐专谥文里，乾隆说史可法〃砥行能坚，秉诚克裕，遭时坎坷，恒仗节以无挠；殉义从容，竟捐生而不悔。朕览披信史，轸念忠徽，予褒显于崇祠，用隆秩祀；示表章于往籍，载锡嘉名，象厥生平，溢为忠正。于戏！溯流芳于顽廉懦立，节或重于泰山；彰定论于世远风微，荣更迫于华衮，幽光特阐，鉴当年（白敫）日之心；正气成伸，励万古疾风之节，钦兹茂典，慰尔英灵。〃虽然史可法死后，被他所反对的敌人如此礼遇赐谥，未免滑稽，但是古代统治者对敌人的度量，比起小气的国民党来，却足以发人深省了！
一九八四年九月七日
＇附记＇关于史可法答多尔衮书，捉刀者有不同说法，据邓之诚《史忠正答摄政工多尔衮书》（《骨董琐记》）：〃摄政王致史忠正书，为华亭李舒章雯笔，见《啸亭杂录》。史复书，乐平工纲笔也。纲字乾维。见南昌彭士望《耻躬堂集》。
按谈迁《枣林杂俎》云：出自沔阳黄曰芳笔。曰芳庚辰进士。忠正俾答书，词颇峻。忠正手删之云：'不必角口。'曰芳曾刻其原草。《借庵偶笔》云：乃新建欧阳五敕笔，江都强惟良脱稿。未知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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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了再说
尉缭（前四世纪）的《尉缭子》，是一部被小看了的著作。它一直被视为假书，不被重视。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号、二号汉墓里，发现了一批竹简，由于竹简中有汉武帝元光元年（前一三四）的历谱，可以断定这批竹简是两千一百年前就已流传的文献。又由于竹简中用字不避汉朝皇帝的讳，又可以断定竹简的古书，都早于汉朝。再往上推，秦二世在位三年，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上距战国，不过四十多年，四十多年又值秦始皇统一思想，没人有闲工夫造假书，所以竹简中的古书，都是战国以前的原装货，应无疑义。这批竹简中，有古书《尉缭子》。《尉缭子》一直被许多大牌学者如钱穆等人怀疑是后代假造的书、是伪书，并且说得头头是道。但是这批竹简一出土，证明了真金不怕众口铄，大牌学者也者，不过大言欺人而已。
如今《尉缭子》出土了，我们当然要恢复它在古书中的应有地位。《尉缭子》已确定是梁惠王年间（前三七○——前三三五）的作品，它的价值，是大可肯定的了。
《尉缭子》虽然是一部以兵学为主的名著，但是它的论点很宽，讨论到人间许多问题，例如在《将理篇》中，就有这么一段：
笞人之背、灼人之肋、束人之指，而讯囚之情，虽国士，有不胜其酷而自诬矣！
这就是说，在刑求之下，即使英雄豪杰，也受不住而要承认自己并没犯的罪。《尉缭子》这段话，显示了早在战国以前，中国已经不乏用刑求造假案的普遍现象。这是细读古书所得到的一个结论。
在另一方面，细读古书，却又得到另外一个结论。《旧唐书》狄仁杰传，写“国士”狄仁杰被来俊臣诬以叛乱，在牢中承认造反。
武则天乃召见仁杰，谓曰：“臣反何耶？”对曰：“不臣反，死笞掠矣！”《太平广记》来俊臣条下引《御史台记》的对话是：乃召见杰等曰：“卿承反，何也？”杰等曰：“向不承，已死于枷棒矣！” 。
这就是说，在牢中若不先承认叛乱，早就被刑求致死了，再也没机会出来喊冤了。狄仁杰的例子，说明了“国士”有时自诬，不在“不胜其酷”，而在“爱其死有以待也”、而在出狱以后跟你算帐。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君子志在多活十年，不志在死于来俊臣的手下。
我第二次做政治犯的时候，在牢里碰到卡车司机吕德，他被当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