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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确实，你在西方主流经济学那里是看不见关于“二元结构”的研究的。对于他们而言，这个“二元结构”是后进国家的问题，对主流经济学者来讲，是个引人兴趣的事，而不是个待研究的问题。大部分有份量的相关研究，名之曰发展经济学，大多是在国际性组织赞助下进行的。
C：那么，这样的“二元结构”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的呢？
Y：让我来做点发生学的分析吧。正如我们前面对“二元结构”的现象分析，它一定是传统乡村文明与异质的来自西方的城市文明并存的一种社会结构。所以，它的来源，或是发生的机理，一定就是西方文明对传统社会的进入而形成的。进入的方式，或动力有三种。第一种是西方殖民化，这是源自欧洲内部的力量，向外扩张，结果就在各大洲都形成了一系列的“二元结构”化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或地区，不用举例，比比皆是。第二种，是全球化条件下，直接源自传统国家内部的现代化方案。这个比第一种要复杂一些，比如日本、韩国、台湾、马来西亚都有这个特点。也有一些港口城市先是在第一种情况下发生的，后来又成了所在国家内地的现代化的样本，从而变成了源自内部驱动的结构发展，这个现象在当下就比较多。它是来自传统社会当中一批精英阶层的人，作了一个以西方国家为榜样的“国家方案”，因为这个方案的实施而产生的。这种情况下形成的“二元结构”，往往是所谓的现代性危机的主要来源。因为，这种“二元结构”恰恰是传统社会中的内部力量主动的设计，是一种自我分裂。它造成的精神危机远远大于前一种情况下造成的殖民地。你可以从中国与印度的对比中看出来这种区别，你也可以从香港和大陆的对比中看到类似的区别来。
C：我们以前专门谈论过全球化。这个全球化尽管是九十年代热起来的词，但作为事实，它早就存在了。因为就资本主义本质讲，它就是一个开放结构，或是要求开放的结构。资本主义内在的就是全球化。
Y：马克思《资本论》未完成的一个部分就是题名为世界贸易体系，这个就是全球化。我特别想指出的是，全球化散发出的浓重的犹太性。这个东西值得深究。
C：在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各种试验也不过就是全球化的若干运动形态之一罢了。全球化，第一波大致是疾病的全球化，接着是武器的全球化，再接着，就是一系列乌托邦方案的全球化，现在的还不好说。
Y：对，这个就是我要讲的第三种“二元结构”的形态，就是源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所谓计划经济体系实行的结果。因为从共产主义理论的本义上，它讲的就是全球化，所谓“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指的是既然资本剩余价值的生产是全世界化的，所以无产阶级就必须在世界范围内联合起来。但是当列宁把欧洲的共产主义给大大的修正一番，用到俄罗斯这样的落后国家的时候，这个马克思主义，就变异为一种关于后进国家如何实现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现代化试验了。这紧接着就被斯大林在实践中，就以计划经济全面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想当然的不用实行资本主义而同样达到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的一整套社会试验。这个东西，就带来了第三种“二元结构”，即传统乡村同规模巨大的国家工厂之间的异质。这同样是一种“二元结构”。这个国家工厂存在的全部依据都是源于西方文明的。这第三种“二元结构”特别显著的存在于中国大陆。当然，朝鲜、越南也存在，但可以用中国大陆来代表。斯大林的计划经济在东欧实行的时候，它不是我们要讲的“二元结构”，因为东欧国家原本就是西方国家，所以在经互会国家里，这个“二元结构”是不同于计划经济在中国实行的情况，大大的不同。同时，中国大陆实行计划经济而出现的“二元结构”，也大大的不同于49年以前中国大陆存在的“二元结构”。
C：中国目前现存的正在迅猛发展的“二元结构”，似乎是三种类型都有，都在近百年的近代史中交错出现于中国大陆。这是否给中国“二元结构”带上了特别的复杂性呢？
Y：确实，无论从规模上讲，还是从内容上讲，大陆的“二元结构”都是独一份的，你几乎可以肯定地讲，也是世界最难以解决的“二元结构”。
C：解决？你的意思是消除“二元结构”？做得到吗？
Y：这个用词不当，我收回。我的意思是，“二元结构”的历史的可能走向是什么呢？你可以看看有些二元结构演变的个案，做个对比。例如讲，日本也曾经有“二元结构”，在明治初期，横滨就是一个完全西化的口岸城市，同日本传统乡村形成明显对比，这种对比也曾引发了很严重的文化冲突，在经济上，明治时期，曾经有过几个大型口岸城市经济发展引发出乡村传统手工业的破产，但这样的结构，从来就没有严重到不可收拾的程度，而且不久之后，异质程度就开始减弱，直到今天，我们在日本已经看不到“二元结构”了。同样的事情在南韩也正在经历中，台湾也是类似的例子。另外一些例证，比如泰国、马来西亚，我们都可以容易观察到都市经济与传统乡村的对比。但你总归会感觉到，同中国大陆的“二元结构”似乎很不相同。我们也可以从历史资料中观察20—30年代，大陆江浙地区与上海之间形成的“二元结构”、华北地区同天津之间形成的“二元结构”。你同样可以发现那个时期的“二元结构”同现今大陆“二元结构”的不同。
C：你的意思是“二元结构”就其产生过程讲，有三种形态的“二元结构”，？“二元结构”一经产生，就其历史发展的趋势而言，又有不同的类型？
Y：对，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似乎可以观察到有两类不同趋向的“二元结构”，一种？“二元结构”经历一个足够长的时期，它的城乡异质程度就开始趋向减弱，以致消除；而另一种则不同，这种城乡异质程度，或者讲用比较通用的词，城乡差距的程度，则有个相反的趋势，愈演愈烈。“二元结构”，不论其来源的类型如何，不管是殖民化，全球化，还是计划经济，只要产生了城乡异质的“二元结构”，就可能有这样两种不同的历史趋势。
C：你等等，我们是不是再详细的描述一下这两种不同趋势的“二元结构”，它们的现象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Y：这样吧，让我们从身边开始。我们都来自内地，应当讲对内地乡下并不陌生。前些日子有个朋友，是国务院工作人员，到云南山区去探看扶贫款的使用情况，他直接下到一些山村里。他回来后，说是赞同以前我给他讲的一个观察结论，就是沿海大城市同内地落后地区的县城之间的差距，要远小于这个县城同其周围乡村之间的差距。这个特征我名之曰中国“二元结构”的差序混乱。你同样可以从离上海不过50—60公里的苏州的乡村里，也看到一些让你很吃惊的“二元结构”，例如村子里几乎没有规划整治，到夜晚黑灯瞎火，进到一些民居里，几乎也是家涂四壁，几件东西简陋得很。苏州乡村与上海之间形成的“二元结构”，同上海与云南山村之间形成的“二元结构”，是同构的，有些程度上的差异。在这个“差序混乱”之下，有四个可以观察到的景观差异，上海同省城之间的差异，省城同县城之间的差异，上海同县城之间的差异，县城同乡村之间的差异。城市之间的差异都比较小，作比较的两个城市你可以任意选取，都是如此。巨大的差异是体现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哪怕这个城市是西部落后地区的。这就是前面讲的那个朋友在云南山区的观感。这种“城乡差异”给人一种强烈的混乱无序的感觉。而与此不同的是，你比如讲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是个繁华都市，同传统乡村有差异，但从吉隆坡到中等城市、小城市、小镇、再到传统乡村，差序结构很严整，这个差异是递次的。小城镇同乡村的差异远远小于城镇同吉隆坡的差异。与中国正好相反。我叫它“差序严整”的港口型“二元结构”。C：建筑界的人讲，现今大陆是“千城一面”，只要是个城市，那几个“现代化”的元素就齐全的，宽马路、广场、绿地、开发区、居民小区，等等。既然城市是“千城一面”，自然城市只有大小之分了。
Y：中国这种差序混乱的“二元结构”几乎就是独一份。其他国家可资比较或是现存的“二元结构”大都是差序严整的。这当然自有其原因了，这是我们紧接着要谈的事。在此之前，我们还要指出中国“二元结构”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城乡异质的程度似乎是处在愈演愈烈而不是收窄的趋势上。甚至你都很难发现，有什么正面的因素，有可能会减弱这种城乡差距。而在其他国家，你很容易观察到很多相反的例证。特别是，有那种趋势存在，在减弱或即将减弱。
C：中国“二元结构”的这样两个特征是否有内在的联系呢？是不是可以讲，在城乡差异有收窄的趋势下，才可能出现差序严整的“二元结构”。而如果城乡差距是持续扩大情况下，差序混乱的“二元结构”就容易出现。
Y：这可以作为一种猜测啦。至少讲从现象上看，你讲的这种联系的可能性应当比较大。但从内在生成的机理上讲，我倒是认为另有乾坤，这恰恰就是我对中国“二元结构”观测的核心。我们前面是从动力角度去观察“二元结构”的现象。殖民化，全球化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二元结构”的三种起源。而“二元结构”一经产生，就有两种不同的历史趋势，即差序混乱的和持续扩张的中国式的“二元结构”以及差序严整的有差异收窄趋势的港口型“二元结构”。这两种不同趋势的“二元结构”，在政治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角度讲，是有严格的价值分野和判断的。一句话，中国式“二元结构”必须设法转换到港口式“二元结构”。否则，走下去岂不是有两个中国啦？这是非转不可的。所谓“三农问题”，其实就是这个转换的问题。
C：那就是讲，如果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决定“二元结构”不同趋势的内里机制，那也就可以看到中国“二元结构”的转换的可能性，从而看到所谓中国“三农”问题的趋势。
Y：对，是这么回事。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内在的机制吧。我们回到先头的假设。假设一个纯农业国，只有乡村经济而无城市经济，也无外在力量强加一个经济体在这里。那么，这个农业国家如果逐步演化到有工业城市，那么这个工业城市会怎样出现呢？首先，它是要有人投资工业的，谁来投资，当然是农民，投资的钱是哪来的，当然是乡村的剩余产品；其次，工业的内容是什么？起初当然同乡村农畜产品的加工有关，同农民生活物资直接相关的，后来就此演进，如先有织布，后有了织布机，再后有了动力机，工作母机等等，现代工业就发展起来了；再次，劳动力从哪里来，当然是从农村来。最后上述三点，都是在自愿的条件发生的，没有强迫的。那么，这个工业经济还不就是乡村经济的衍生物嘛。从中而起的城市社会在生活方式、文化方面上也就不过是乡村的衍生罢了。
C：那当然啦，你还可以进一步地讲，那个工厂红利到哪里去啦，到乡村去啦。
Y：对，对，红利到不到乡村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分红的权利，这个红利的所有权是归属乡村的，它的一个部分一定是用于乡村投资了，这种双向的自愿的投资过程，保证了对乡村投资的回报，与对城市投资的回报之间，一定是动态平衡的。这样城乡经济本质上就是一体的。在这种情况下，动态平衡的投资回报率背后就是平衡的城乡劳动生产率。从这个假设的例子中，我们大体上可以看到西欧国家中，从乡村发展到城市的历史。这期间最重要的是两条：①城市最初的投资是来自乡村，②乡村分享城市发展的红利并且获得在收益比较条件下的投资。那么，在后进的国家中，情况就不同了。首先，城市经济是全球贸易体系的一个环节，往往是港口经济，这个港口经济的收益比较，是以全球经济或是西方经济为基准的，从开始就不以当地乡村经济为比较。其次，城市的投资中有个很大部分不是乡村经济提供的，而是外来提供的，比如国际资本，比如国家资本。再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