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枪、靠钱、靠诡计。在这之后，蒋突然有了一个飞跃，他有了一种“领袖人格力量”，这是一种之于中国的非常现代的东西，一种从未曾出现过的东西。他彻底发生了变化。
Y：这个变化，可以用现在的一个词叫做“驯化君主”，这个“野蛮君主”，一下子就“驯化”了。
C：对，就是这个意思。我认为在当时那种国家和民族状态中，这个戏剧性的转变，一个是有人格力量的而不是传统的野蛮力量的政治领袖就出现了，这也使中国政治结构一下子有了大进化。满清覆灭以后中国政治的不稳定结束了，新的政治权威终于确定下来了。这个进化在随后的八年抗战中，成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依靠所在。
Y：就是讲，民众的所有的力量、想法，要有一个政治结构来容纳体现，抗日没有问题，但没有这个政治结构，再强烈的呼声也无济于事。而这个政治结构的进化，一般都是极缓慢的，但是非常罕见的，有时却可以由一个政治人物自身的原因，而突然地迅速地完成进化。西安事变和蒋介石就是这个现代政治史上的仅有的案例。
C：现在人们对西安事变的研究，太过局限于与红军的关系了。我看这个关系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在蒋这个“领袖人格力量”的构造上。
Y：当蒋回到南京时，所有的政界、知识界人士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当然蒋介石也非常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他关于西安事变的文章、讲话、包括对张学良的处置，都是在无例外的强调他“领袖人格力量”的“感召”。他自己“驯化”了，他还要“驯化”张学良给大家看。蒋在这之后，才获得了领袖人物的感觉的，他有了作为统帅的自信心和安全感。这是他带领中国渡过艰苦非凡的八年抗战的真正力量所在。
C：中共也感到了这个力量的作用吧。
Y：对，没错。中共也强烈的感受到这个力量。在随后与国民党的谈判中，我认为中共这边，应当也是有份真诚在其中，虽然他们不会因此“丧失原则性”，但他们也终于心服口服了。至少到这个时候，中共诸人是不会再认为他们还可以造反成功了。他们有自己的“知识结构”，有自己的“革命法宝”，但到这个时候，他们的认识也就只能到这个地步，他们愿意在蒋介石领导之下了。
C：从招安的角度讲，在理论上、面子上、待遇上、最后在情感上、都是讲的通了。
Y：啊，对，这个“招安”的主题差点忘了，但这难道不是题中之义吗？都用不着再去说它罢。
C：是用不着再说了。
Y：时机上，我是把西安事变之后，2月10日，中共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宣布取消苏维埃、红军接受国民政府整编这件事，当作长征结束的标志。就是讲长征是从1934年10月16日到1937年2月10日这天，共两年四个月的时间。不是党史上讲的一年时间，那个时间的计算完全不是历史学的计算。不能再采用。两年四个月呀，嘴上说一遍，都累得要死，当初他们可是走过来的。
C：我们真是谈了很长时间，还分了上中下。 Y：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非常看重长征这个事件，它是中共革命史或者讲中共生命史的“腰眼”。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饥寒、疲惫、恐惧等等时时刻刻的围绕着这支队伍，几乎每一天它都似乎要倒下去，要完蛋了，结果它都挺过去了，它终于取得了一个哪怕是暂时的安全的处境，居然没有散了架。这样的旅程，再回头去看，无论是当事人，还是观察家、评论家、甚至敌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有神奇之处。蒋介石后来在同周谈话时承认，中共同志有革命精神。
C：我们以前讲过，中共在长征以前，有两层结构，即上层知识分子和下层红军中级以下的指战员，后者大都是几不识字的农民子弟。这两层结构，在长征以前，是有疏离感的。在瑞金时代，我们几乎看不到被留下姓名的活生生的战士形象。有的都是知识分子们的意识形态争论场景中的中共领导人物。对红军战士而言，参加红军，大概是因为可以吃饱，或者是因为乡村社区的排挤，或者有案在身，或是有些眼前的好处，或者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因被某种力量加以胁迫、劝说、动员、依附等等，几乎可以肯定，不是因为懂了什么革命道理才去的，没有什么由具体到抽象的精神提升发生。这个同下层百姓参加其它类型的武装组织也差不多。就传统而论，农家之子都不想当兵，当兵终究是无奈之举。参加红军以后，部队政治工作中那些宣教对他们来讲，“可能挺有道理吧”，不过如此，大多情况下就是如此。实际上，可能性最大的是大多数战士仍然是处于非懂似懂、非信似信的状态中。他们能记得住的一定是些没有系统的、联系不大的只言片语。长征中，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也就跟着那帮知识分子走。
Y：我看到后来一些采访老红军战士的文章，长征前半段，在渡过大渡河以前，逃亡的人很多，真正战斗中损失的人数比逃亡的人少得多。大概，逃走的人，特别是带头逃走的人，是自认为回到家乡还能有办法过日子的人。
C：留下来继续走的人，在进入四川之后，面临了不同的情况。环境改变了，即便你有机会逃亡，也不会选择逃亡，因为离开大队你死掉的可能性更高。在进四川之前，这个情况不严重。进四川以后，情况很严重。这种环境下，情况开始有变化了。除了少数高层领袖以外，其他知识分子干部和红军战士一样，都开始面临着一种共同的命运考验，恐惧、伤病、饥寒、疲惫，等等，开始共同的去体验，相互看得更清楚了。
Y：也许一个战士对军长是否与自己同甘共苦可以不在乎，但他对团政委和自己一个样，他会有很多感觉。
C：这些感觉，同他们下面记住的那些只言片语，就挂上钩，成了启示录似的觉醒。这不是那种知识分子的那种基于理性推断的接受，而是经过苦难和“得救”的奇迹后顿悟式的接受。这就使中共与红军在内部结构上起了变化，有了内在的坚信不疑的“信仰”，这种信仰在知识分子们那种自我扩大的奇迹解释之下、在长征后半期不断的转危为安的过程中、经过不断的奇迹见证而被强化，使得一种排他性的命运共同体终于得以形成。
Y：在延安，是否长征干部，不仅是一种资历，更多是一种“我们自己人”的认同。
C：这样的中共和红军同长征前的红军、中共是大大不同的，让其具有了一种内在的统一性。一般而言，当人对某个共同体的认同强烈到一定程度时，他自动的会升华自己在这个共同体的共同历史形成中的作用的记忆，进一步，他就会升华关于这个共同体的经历为奇迹，用这些奇迹来佐证他关于自己的奇迹的想象，更况且，中共主要由那些原本就有激越思想倾向的青年知识分子所组成，他们更是会由于原生就有的那种历史感和使命感，而去刻意的不仅升华并且神化这个共同体的历史，从而给这个共同体赋予神示的命定和目标，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自我神化。类似的过程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形成过程中大概也可以看到。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有了与众不同的、而且往往也是人们不与闻知的经历后，往往会有夸大其词、小题大做的描述，有时，可以达到传奇式的程度。
Y：当红军和中共有了这种共同体认知以后，中共就变得更有力量。而随着关于这些奇迹以及不断的制造新的奇迹的传播，这种力量就不断的增长，变得越发的坚强有力。这就是1937年2月10日即便是诏安了，也根本不会出现散架的原因。不会有哪个红军指挥官会讲，听蒋委员长、南京军委会的命令，不会的。
C：长征故事的奇迹化、神化，并非某个人，比如毛泽东的有意为之，它实际上就是由每一个参加者的下意识的行为的总和而成。当他们中间那些最会讲故事、最会编制戏剧性情节、最能由小见大的人站出来，宣示这些奇迹的时候，自然会引起最普遍的共鸣。这样的人，当然大部分都是那些知识分子。他们在宣示这些奇迹的时候，也就完成了他们与这些战士融合的关键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确实实地认识到，长征是神奇之旅。
Y：然而，这样神圣、纯洁而又罕见的精神现象，却从延安时代开始，经由权力的功利化，而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在党史的描述中，长征中那些只可能与恐惧、逃避、盲目、错中出错等等或然性因素相关联的奇迹，都脱去了神奇的光环，变成某个人的事先的百发百中的安排，变成了完美计划的执行过程，或者变成计划被坏人破坏的过程。而这些坏人无例外的也如这个人一样的先知先觉，他们事先就憋足了劲要使坏。可笑的是，这些坏人，比如其中那个最著名的张国焘，无例外的以同样的方法做着同样的事，他在回忆录中那样痴迷于自己的事先的计划，以至于就如同先知一样的预言了毛泽东的灾难，嘿嘿，他还真是全说着了。这些人全都走过了头。奇迹只有同意外相关联时才是奇迹。事先的计划，不论多么先知先觉，那都与奇迹、与神奇无关的。他们试图借用已经成为奇迹的那种共同体历史意识去证明某个人和某个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方案的唯一性、必然性和不可抗拒性，从而在为一切新的苦难、错误、乃至罪恶订立“神奇”的光环的同时，解脱了自己的一切责任。
C：当我们把长征重新放到常人可以触摸到和理解到的生活场景和心理过程的时候，当我们把长征同恐惧、绝望、求生和意外的幸存这样的生命现象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清除了加诸其上的心怀叵测的解说，我们就复原了这一现代史上最为壮观的奇迹。当然，在这样的奇迹面前，我们充满了敬畏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