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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以行其经尽故也”的明文，所以把六经从经络作解，也不能是错误。但从全论来看，大多数病证与经络关系不大，如太阳病的大、小青龙汤证，阳明病的承气汤证，少阳病的柴胡汤证，三阴病的脾肾肝的虚寒证（还有三阴病的热化证，以及寒热错杂证）等，可以说与经络毫不相涉。因此，持经络说者，认定六经即经络，也就很难尽言。
三、气化说
所谓气化说者，即以阴阳消长的规律来认识《伤寒论》六经病，并且大谈“标本中气”。如陈修园说： “六气之标本中气不明，不可以读《伤寒论》。”他还把“开合枢”也扯进六经病证之中，谓为审证施治的大关键。其实，气化作为脏腑生理、病理的阴阳消长转化的规律而存在，这是可以成立的。如果把气化附会于《伤寒论》六经病，三阴三阳的病理变化，统统用气化和“开合枢”来说理，确实是有点臆想。因为“开合枢” 是经络循行的
路径，阴阳互根的变化规律，而不是研究生理、病理的重要依据．《内经》的“阴阳离合论”讨论阴阳变化，从天地阴阳开始，乃至四时生长收藏等，说明三阴三阳升降出入的道理，并不是为《伤寒论》六经专设；《灵枢》所谓某折即某疾起，取之某经，不已，又取之某经等，与《伤寒论》六经病毫无共同之处。从这个学术渊源来推论，仲景撰用素问九卷，岂有不知三阴三阳“开合枢”之说，而《伤寒论》中只字不提，可见仲只是不强调“开合枢”的。后世医家以“开合枢”的气化关系来解释《伤寒论》的原文精神，显然是不贴切的。
四、阶段说
所谓阶段说者，即认为六经病是几个不同的疾病阶段，如胡友梅说：“伤寒的六经，系病程划分的标志”，又说：“按病证发生，其过程普通分为潜伏、前驱、增进、极进、稽留、减退、恢复各期。”胡氏视《伤寒论》六经病顺序只不过是疾病的不同阶段，抛开脏腑、经络、气化而不问，无疑是失去了六经病辨证的本来意义；且阶段说者是以现代医学的病理阶段来套六经病，不能不说是相去更远。
五、区域说
所谓区域说，乃是以六经病的经脉循行，把躯体分成6个区域，划分各自的疆界。这样无形中把六经病分割开来，成了6个不同的区域，不但是失去了整体性，而且忽视了六经病理的内在联系。这种看法也嫌其太筒单而肤浅了。
此外，陈邦贤等认为“伤寒六经，实际上是6个不同的综合征。”把六经病视为六群不同的证候，以至有的学者把六经病证视为“六病”等，凡此种种对六经的不同见解，应当说是各执一端，存在着某些片面性。
总之，《伤寒论》六经病是仲景继承《内经》六经，发展成为一个辨证论治纲领，对六经病要有比较全面的认识，才能更深入地领悟《伤寒论》六经病辨证施治的精神实质。笔者体会，脏腑是物质基础，经络是络属联系，气化是功能活动。气化就是反应脏腑经络的生理功能活动和病理现象。气化离开了脏腑、经络，就失去了物质基础。脏腑经络离开了气化，就反映不出其功能活动。所以六经病实质即是脏腑、经络、气化三者的有机结合。六经病辨证是从宏观着眼论证疾病的概括，用八纲来统括脏腑、经络、气化所反映出来的病证，有其严密的统一观。
《伤寒论》“六经”的概念
廖厚泽
六经是经络论、脏腑论、标本论、逆从论……等概念的具体应用，四诊八纲无不以经络论作为论证基础。柯琴说六经非经络 之经，其说非是。
六淫之中人也，从皮部以致内舍脏腑，内外相感莫不藉经络之有机联系。故《内经》云：“邪中于项，则下太阳；中于面，则下阳明；中于颊，则下少阳；其中膺背两胁，亦中其经”，故《伤寒论》太阳病有中项中背之别，中项则头项疼痛，中背则背强几几也。阳明亦有中面中膺之别，中面则目疼鼻干，中膺则胸中痞硬也。少阳有中颊中胁之别，中颊则口苦咽干，耳无所闻，中胁则胸胁苦满，此即“中阳溜经”之意。又云“邪中于阴，从臂洐始，自经及藏，脏气实而不能容，则邪还于腑”，故《伤寒论》三阴皆有自利证，是寒邪还腑也。三阴皆有可下之证，是热邪还腑也，此岐伯“中阴溜经”之意（参见柯琴《伤寒论翼？风寒辨惑第四》）。不独六经各有伤寒，且各有杂病。故不论何种疾病，似皆可为六经所统摄，故六经非专为伤寒一证而设也。
六经实统摄十二经，以手经统摄于足经故，是一璘一支的关系。故《伤寒论》不言十二经，但只言六经，足经统摄手经也。例如，少阴病是手少阴心与足少阴肾俱病的见证，其浅者为在表，为经病；其深者为在里，为藏病，表里又可互见。又如，太阳经病即膀胱经病，其标为头痛项强，其本在膀胱与小肠也，故其入里则有膀胱四大腑证（蓄水、蓄尿、蓄血、癃闭）。而膀胱又何尝与小肠无关呢？按子午流注规律，“小肠为膀胱之上游”也。
六经又非孤立为用，又如太阳为寒水之经，阳明为燥金之经……，故有太阳寒水、阳明燥金、少阳相火、太阴湿土、少阴君火、厥阴风木等口诀。何以言太阳寒水呢？以太阳发热恶寒，始因冬不藏精而阴亏，继而为风寒所束，反作用于肾，故阴元最易为之所伤。其病因寒于外，实因阴亏于内；因寒化热，热伤肾水，故以寒水二字统其意。故太阳伤寒，桂枝汤中比佐芍、草、枣以“存津液”，太阳温病必注意清热育阴等。所谓阳明燥金者，以阳明为燥土，然何以与肺金相干呢？以肺胃在气化上关系至大，故有阳明随太阴之均衡与否而升降之说，肺气不降，则胃气亦不降也。承气汤用硝黄必伍枳朴（调胃承气汤之用神不在攻下，故不伍枳朴，仅伍以甘草，以甘缓之），他经准此，不赘，这是气化论。
以上是六经之常道观，亦即“有”部之学问。如细究外感热病之机转，从“无”以观“有”，则规律更加复杂。试观《伤寒论》论阳明有“伤寒三日，阳明脉大”，论少阳又有“伤寒三日，少阳脉小”之说，岂不与《素问？热论》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之说相悖乎？如果把《伤寒论》的这种论断，说成错简或传抄之误，未尝不可，如果不这样轻率，就此深入研究一下三阳经之机转，亦可导致一下几个论断：
（1）太阳为阳中之阳，少阳为阳中之阴，两样合明为之阳明，故其传变规律为太阳——少阳——阳明，故曰“阳明为中土，万物所归，无所复传”，有的读者，认为此话意为伤寒传至阳明则无所复传而自愈。其实是说有死之虑，下之则愈。正因如此，在临床上是否在阳明清下之后还有可能再来一个“往来寒热” 的少阳证呢？阳明为里，里实已成，复出半表半里的可能性有多少呢？由是观之，伤寒传变当是太阳——阳明——少阳的规律了，于是就不能以《伤寒论》行文的撰次而拘其说。
（2）少阳居于太阳（表）与阳明（里）之间，是两端中的任何一点，但不必绝对是中点，可能偏于表，也可能偏于里，其具体所在，当以临床见证定之。如是说来，论少阳的口诀当是“半表里”，而不当是“半表半里”。了彻是意，方可理解少阳篇的处方大都是偏表偏里、寒多热少或热多寒少的不同见证，以药味之阴阳或其比量的不同来加以校正，以收补偏救弊之用。例如小柴胡汤，“君”柴胡以行诸药入少阳，升清以化浊；“臣”芩夏以解寒热，热盛口苦甚者，重用黄芩；寒多呕多者，重用半夏。寒多者加桂姜，热多者加芒硝、牡蛎。柴胡桂枝汤、柴胡加芒硝等汤之法，亦皆由是而起也。此丹医关于柴胡汤之胜义也。
（3）从“有”部观之，外感热病皆起自太阳，但亦有直中阳明、少阳或直中三阴或“两感于寒”者等等之类。但从“无”部观之，大可非是。人中外邪，当其始见六经形证之前，其人是否仍处于阴平阳密、天地交泰的“中和”状态呢？当然不能这样认为，故《内经》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是其意也。这是要注意的第一个问题。再说在外邪既中之后，尚未见六经形证之前（即在医学上处于所谓潜伏期之时），人身形证，可用六经中哪一经来解释呢？这是第二个问题。以上第一个阶段，当属阴阳失和，六经俱病；第二个阶段，是即少阳病阶段。盖经曰少阳属胆，为十二经之主，为三阳之枢，亦曰祖气。祖气病，则阴阳随有偏胜，枢纽病，则阴阳争战，因而发热恶寒或往来寒热，或但热不寒。由是观之，三阳传变次第，岂不该是少阳——太阳——阳明的规律吗？
以上观念非为诡辩，实有助于对六经正义之全面了解。纵观以上各论，“六经非为伤寒而设”实有胜意也。
温热家所谓的卫气营血以及三焦之说，其体仍不离六经，唯用上有殊耳。试观叶天士所谓“温病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之说，苟与伤寒六经拘求其异，大可作许多文章，但从“体”上观之，根本则同。其所以“上受”，亦因头项部位口鼻之见证而言。首先犯肺，不亦在表吗？逆传心包，以心胃在经络“里支”乎为表里，不亦阳明乎？陆九芝所谓“自来神昏皆属胃家”，是其意也。复观叶氏所谓“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到气才可清气，入营尤可透热转气，入血直须凉血散血”此虽下里巴人之音，亦不过六经之变说耳。所谓卫者，不亦表乎？汗之者，不亦解表透热以和荣卫乎？在气者，治以清气诸药，不亦阳明清法下法之变称乎？所用汤剂不亦白虎、栀子、承气之类乎？卫之后方言气者，《伤寒论》不亦有“本发汗而复下之，治之为逆，若先发汗，治不为逆”之论乎？所谓清荣法者，亦下后之变证，其治主在阳明，叶氏用犀角、元参、羚羊角，是适应温病热盛之特征的用法，其法可采但非必采，不论如何亦不能说神昏不在六经之内。所谓“入血直须散血凉血”者，所用丹皮、地黄、知母、百合不亦在《金匮》中有之？所用加减复脉汤不亦《伤寒论》之炙甘草汤去归、桂之类乎？所加“甲”者，不亦在伤寒火逆变证之中乎？总而言之，不能因治方之异，而说明卫气营血与六经正义有何本质的不同。至于吴鞠通《温病条辨》的“三焦”论治立说，其实全书无出仲景绳墨之外，“新瓶旧酒”徒乱后学耳目，无甚可取。王孟英说他“未读《内经》”，徐霖说他“医道罪人”，诚属正见。况吴氏尚不知三焦在名象上究为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