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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正确回答罗宾·霍格思和希勒尔·艾因霍恩提出的问题，我们就必须认识到：要确定某个事物的真伪，最可靠的办法就是证明其错误性（即证伪）。证伪也是所有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人类能推翻“世界是平的，地球是宇宙中心”之类的悖论，靠的就是证伪原则。证伪原则是最基本的思维方式。然而，这样的思维方式可能是对我们直觉的诅咒，因为最让直觉感到信手拈来的，就是处理“是什么”这样生动可见的现实。面对“不是什么”这样的抽象概念，我们则需要动用思维系统去发掘自己的思维潜能，对纷繁复杂的事物进行比较，对杂乱无章的证据进行评判。这无疑要求我们提出这样的质疑：它在什么条件下不再正确，或是难以为继？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苏珊·菲斯克（Susan Fiske ）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家谢利·泰勒（Shelley Taylor ）把人类的大脑称之为“认知吝啬者”（cognitive miser）：它总是懒得活动，而倾向于享受。如果思维系统不能轻松自如地找到答案，反射系统就会重掌大权，以知觉和情感提示为线索，循捷径而为之。也正是这个原因，即使是专业统计学家也无法正确解答罗宾·霍格思和希勒尔·艾因霍恩的问题：既然不费吹灰之力就认为“答案1”准确无误的话，为什么还要煞费苦心地研究所有4个问题呢？
你在乎股价的变动，还是关注股价的总体水平
“思维”与“情感”之间的冲突，可能会导致不可理喻的现象。马萨诸塞大学的心理学家们曾做过一个实验：
他们把软心豆糖分别装进一个大碗和一个小碗。小碗装有10 个软心豆糖，并且始终保持9 粒白豆和1 粒红豆的组合。大碗装有100 粒豆糖，在每一轮实验中，白豆的数量始终保持在91 到95 粒之间，其余均为红豆。参加实验的人只要能从任何一个碗中取出一粒红豆，就可以得到1 美元。但是，实验人已经事先提醒实验对象：小碗中10％ 的豆糖是红豆，而大碗中的红豆比例不超过9％ （实验示意图见图2…2）。每个人在尝试取出红豆之前，都要摇动两个碗，然后再用遮蔽物把碗遮盖起来，这样，实验对象在取豆糖的时候，根本就看不到豆糖的颜色。
那么，人们到底会从哪只碗中抓豆糖呢？使用思维系统进行分析性思考的人，往往会选择小碗，因为小碗提供的成功概率始终保持在10％ ，而从大碗中抓出红色豆糖的概率永远也不可能超过9％ 。但是，还是有将近2/3 的人选择了只包含9％ 红色豆糖的大碗。
实验中，即使是在大碗只含有5％ 红色豆糖的情况下，仍有近1/4 的实验对象选择了大碗。对于这些人，思维系统提供的逻辑和概率，根本就无济于事。一位实验对象对研究人员说：“我之所以选择红色豆糖数量更多的碗，原因很简单虽然这个碗里的白色豆糖也更多，从百分比上看也不利于我，但我还是觉得，红豆越多，取出红豆的机会就越多。”马萨诸塞大学的西摩·爱普斯顿（Seymour Epstein ）和韦罗妮卡·德内斯拉贾（Veronika Denes…Raj ）认为，实验对象“欣然承认自身行为的非理性……尽管他们知道，从概率上说，大碗的成功概率更小，但他们觉得，红色豆糖越多，成功的机会也就越大”。
如果用术语描述这种“软心豆糖综合征”，那就是“分母盲目性”（denominator blindness）。当然，所有分数无非都是这样的形式：分子/ 分母。同样，如果用最简单的话解释每项投资给我们带来的影响，也都可以表述为如下形式：收益或损失的金额/ 你的财产总额。
在这个最基本的投资分数中，分子始终处于波动状态，而分母随时间的变动则相对较为稳定。比如说，你的净资产总额为20 万美元，投资股票的前一日价值未发生任何变化。如果这些股票今天能实现1 000 美元的收益，那么投资分数的分子就马上从0 激增至1 000 美元，但分母只是缓慢地从200 000 美元增加到201 000 美元。从0 到1 000 美元的飞跃显然令人振奋，而且实实在在，就在眼前，但是从200 000 美元到201 000 美元的变化，根本就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
但是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分母，因为只有这个分母，才是你真正的财富，而且代表财产总额的数字毕竟要比任何既定时日的涨跌数字重要得多。即使如此，还是有很多投资者把眼睛紧紧盯在变化最大的数字上，而对总体更稳定的分母置若罔闻。
20 世纪80 年代末，美国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保罗·安德烈亚森（Paul Andreassen ）进行了一系列颇具轰动性的实验。为进行实验，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实验室里建立了模拟股票市场。在实验中，一组投资者只能看到股价的总体水平，另一组只能看到股价的变动趋势。实验结果显示，与只关心价格变动的投资者相比，关注股价的投资者实现的收益率要比前者高出5 倍～10 倍。其原因在于，为避免利润受暂时性波动的干扰，关注股价变动的投资者就需要频繁交易，而注重股价水平的投资者，则倾向于长期持有。
我们还可以用其他方式对“软心豆糖综合征”作出解释。尽管共同基金收费是一个很小的数字，年费率一般还不到2％ ，但收益率是一个大数，有时，年收益率甚至可以超过20％ 。在年费率几乎毫无变动的情况下，业绩数字却永远处于振荡之中。因此，我们自然不会感到奇怪：散户投资者总是说，在挑选基金时，他们对当前费用的关心远不及基金的历史业绩。
即使是对此本应更专业的职业投资人，也难逃“软心豆糖综合征”的“折磨”：最近，理财顾问把费用列为影响共同基金分析的第八大因素，排在基金业绩、风险、基金期限以及当期基金经理的管理时间等因素之后。遗憾的是，在这些因素中，没有一个能帮助这些所谓的专业人士找到实现超级回报的基金。几十年的深入研究已经证明，在决定基金未来业绩的诸多因素中，堪称最重要的因素却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小数字——基金费率。基金的业绩也许会起伏跌宕、时有时无，但费用是永恒的。业绩和声誉之类转瞬即逝的因素，对基金回报几乎毫无影响，但是和基金费用相比，它们显得更生动、更具体，也更易变，因而也容易吸引我们的眼球。
第三部分贪婪：忽悠投资者的伎俩
要想了解股价为何因希望而上涨、因现实而下跌，来看看赛雷拉基因集团吧。如果你不能让自己远离市场中的赌博，那么你至少应该限定风险投资的最高金额。就像赌客为自己设定最大输钱限额把钱包锁进酒店的保险箱，然后随身只带200 美元走进赌场一样。贪图银子的人，绝对不会因为银子而满足，因为贪得无厌是人的本性。——《圣经》。承担风险，无可指责， 但同时记住千万不能孤注一掷！——乔治·索罗斯
天上掉馅饼的感觉肯定更美妙
劳里·辛克（Laurie Zink ）总控制不住买彩票的瘾。劳里·辛克非常清楚地知道，赢取加州超级六合彩的概率只有41 416 353 比1，但她对此丝毫不在乎。“我知道中奖的概率几乎为零，”劳里·辛克说，“但在我看来，这种概率所代表的残酷现实和中奖时那种美妙无比的感觉之间没有丝毫联系。”毕业于范德堡大学人类学专业的劳里·辛克，是一个聪明勤奋的电视制片人，但很长时间以来，一夜暴富的念头始终索绕在她脑海中，让她难以自拔。2001 年，也就是大学毕业的3 个月之后，劳里·辛克成为NBC 的真人秀节目《迷失》（Lost）的参赛选手。她与合作伙伴被蒙起双眼被抛到玻利维亚一个偏远山区的山顶，手里只有100 美元、一个急救包和一个帐篷，以及仅供几天的食物和水。3 个星期之后，在劳里·辛克和队友成功返回纽约港的自由女神像指定地点时，等待他们的是一份惊人大礼物——每人获得10 万美元。
从此之后，赢取大奖的兴奋和刺激，便在劳里·辛克的大脑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现在，只要加州的任何一个彩票头等奖“足够大”，她就会忍不住由自主地买上一张彩票。准确地说，劳里·辛克并不是一个彩票迷，她每年也只是这样让自己放纵几次，但是一旦那种刺激感触动她的心弦，就会变成一种不可阻挡的冲动。“我自己也知道，这种’一夜暴富‘的感觉完全是不理智的，”劳里·辛克说，“但它总能鬼使神差地推着我走进7…11 杂货店，让我掏出钱包买下一张彩票。平心而论，我知道自己赢不了，但这些彩票仿佛是在召唤我——’嘿，说不准就能走大运。‘不管怎么说，我知道那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肯定非常美妙。”对于这种飞蛾扑火的彩票梦，劳里·辛克再典型不过。通过对俄亥俄州各类抽奖中得过百万美元以上奖金的中奖人进行调查，研究人员发现，在大发横财之后，82％ 的人会养成一种经常性购买彩票的习惯。
无论像劳里·辛克这样的人是否撞过大运，我们都能想象得到，赚钱的感觉肯定非常奇妙，但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幻想赚钱的感觉有时比真正把钱拿到手里更美妙。
当然，任何人的头脑里都不可能有一个只能被财务收益激活的特殊仪表。实际上，对于潜在的投资利润（或是赌博利润），大脑只是把它们简单视做与食物、水、住所、安全、性爱、音乐、令人心旷神怡的香味、美丽漂亮的容颜、甚至是学着去信任某个人或是取悦母亲这种社会交往一样的基本享受。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总会发现，金钱是创造快乐的基础，因此人类大脑的反射系统对金钱的反应，绝对不啻于对实现基本生存条件的渴求。对此，德国吉森大学的神经学家彼得·科尔什（Peter Kircsh ）是这样解释的：“尽管金钱不能满足任何基本需求——我们不可能吃钱，也不可能和金钱结婚，但金钱和享受之间的关系仍然密切无比。”
对财务收益的期盼，会让投资大脑的反射系统处于高度警戒状态，让我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于眼前的任务上。比如说，在买进一只股票之后，我们似乎只能看到它继续上涨的可能性。你的想象力有多丰富，你就有多兴奋。但结果本身（比如说股票买进之后的上涨）很少会如此令人振奋，尤其在我们始终抱着一个目标的时候更是如此。而最有可能的结果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贪婪的欲望就像我们忍不住的哈欠，会慢慢渗透到我们神经系统的深处。即使已经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报酬，欲望也不会就此消失。赚钱的滋味的确很美妙，而那种幻想赚钱的感觉更美妙。我们的投资大脑里有一种特殊的生理机器，和实际得到的利润相比，盈利预期更能加速这台机器的运转。对于金融行为学的研究来说，这样的现象显然有着深刻的含义。
马克·吐温一夜暴富的美梦也会破灭
早在神经经济学开始研究人类大脑的内部活动之前，马克·吐温就已经知道，梦想一夜暴富的感觉要比真正一夜暴富更美妙。在他的早期文集《艰苦岁月》（Roughing It ）中，马克·吐温回忆起1862 年他和伙伴在内华达发现银矿时的情形。马克·吐温彻夜未眠，“就像用蓄电池给自己充了电一样”，令人心醉的幻想栩栩如生地呈现在眼前：在旧金山的中心地带建起一座巨大的庄园，悠闲自在地在欧洲玩上3 年。“未来的幻景在体内不断升腾，让我不能自已。”在这10 天灿烂辉煌的日子里，马克·吐温幻想着自己成了的百万富翁。之后，合伙人提出的银矿所有权申请突然遭到当地技术部门的否决。马克·吐温永远也忘不掉那种发财美梦破灭时的心情：“痛苦，绝望，心如刀绞。”
在晚期一篇精彩绝伦的寓言小说《三万美元的遗产》（The 30 000 Bequest）中，马克·吐温再次落笔同样的主题。萨拉丁·福斯特和伊莱克特拉·福斯特夫妇俩不知道从何处听说，自己能继承一笔3 万美元的遗产（相当于今天的60 万美元）。于是，伊莱克特拉开始用这笔还没到手的遗产进行投资，反复向“想象中的股票经纪人，发出想象中的投资指令”，福斯特夫妇的财富“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这笔幻想中的投资居然膨胀到了24 亿美元（按照今天的美元价值计算，几乎相当于比尔·盖茨的财产）。在“如痴如醉的梦幻中”，卑微贫寒的小店主和妻子做着白日梦居住在豪华宽敞的宫殿里，“成天悠哉游哉地泡在私人游艇上”。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