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论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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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论剑- 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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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活动自由程度的对比,以及默多克先生谈到的公民权利的对比等等。这样回过头去看的时候,真觉得今非昔比。每一个在中国长时间生活的人,都能体会到这些进步和发展的沉甸甸的分量。中国人曾经经历过太多的苦难,经历过那些让人透不过气来的窒息。我们现在确实已经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2004年8月22日,是邓小平先生100周年的诞辰,为了制作邓公的节目,我去了他的家乡。我非常敬重邓小平,觉得是邓小平使中国人真正地富了起来,能够在世界上与其他民族、国家的人民一起,平起平坐地谈论生活和幸福。
  我听说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学者正在撰写多卷本的巨著《邓小平时代》。主要内容是写邓小平改变了中国。我觉得,像这样研究中国是很有意义的。邓小平运用高超的领导艺术,说服中国的官员和民众,抛弃闭关自守的思想,丢开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争论,一门心思搞现代化。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大胆采用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大胆引进国外资金,引进了股份制,并且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其中,最具创造力的是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实行市场经济的思想。在此之前,全世界都陷入到一个传统的怪圈中:资本主义等于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等于计划经济。是邓小平打破了这个传统观念,从而使中国真正步入现代化时代。
  当然,现在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是不容回避与否认的。如贫富分化、金融坏账、法治观念淡薄等等,都是客观存在的。怎么办?我认为,要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地推进改革来解决问题。有些人预言中国将要崩溃,而且对此还带着快意,这就不能令人接受。中国崩溃对谁有好处呢?对谁都没有好处。
  默多克:我们期望在中国的变革中能扮演积极的角色。媒体正在日益全球化,传输技术日新月异,我们不做,别人会来做。你必须非常谨慎地迈进中国,中国领导人充满智慧而且富于自豪感,目前非常关注如何在急剧的社会变化中保持社会的凝聚力。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样应该得到理解的是,我们新闻集团也可以在其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帮助中国解决前进道路上的问题。这是我们的初衷。
  刘长乐:现在,中国在经济上提倡用跨越式的、跳跃式的方法来发展,因为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许多可以直接借鉴过来。但是,在民主化这一部分,我个人主张中国应该用渐进式的办法、用改良的方式来不断地调整。中国毕竟有13亿人口,有悬殊的贫富差别,农民的文化水准还比较低。在这样的一个水平上考虑中国民主化进程,应该有更宽松、更包容的尺度和标准。现在中国的领导人,对于民主化进程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他们理解他们的目标在哪里,他们也理解他们的步伐应该是稳健的,渐进的。这里我要谈一点,就是对话与沟通的问题。针对西方一些媒体对中国的误解,应该加强华语媒体的声音,介绍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也包括介绍亚洲的进步与发展。这也许要发生话语争夺战,但这样的争夺战,有助于世界人民获得更全面的信息。
  默多克:我这一生,就是在话语争夺战中度过的,所以我对刘先生的提议很感兴趣。中国的话语要走向世界,世界的话语也应当走进中国。这是一个双向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正像刘先生所指出的,可以增进人们的相互了解,减少误会,促进合作。新闻集团正是把这一点当成自己的重要任务。
  刘长乐:我想,在未来的中国媒体开放的进程中,凤凰卫视和新闻集团将扮演更加杰出的角色。




案例与故事(1)



  1媒体世界大战
  一只取名史瑞克的新西兰绵羊,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逃避剪羊毛,在阿尔卑斯山的山洞中“隐居”了6年;两只暂时还没取名的英国小猪,为了证明维护“猪权”的重要性,勇敢逃出屠宰场以捍卫自己的生命;最终唤醒了人类的良心与怜悯……这本是两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经过媒体特别是卫星电视的传播和炒作,顿时成为世界超级新闻。在这个充满了战争、残杀、敌视的世界上,这种新闻是对善良、美好和纯真的期盼和回归,同时也再次证明了媒体影响世界和左右世界的力量与能力。面对居高临下的卫星电视,地域似乎已经消失,它甚至强迫人们接受“地球村”的概念,改变自己的感觉和行动方式。
  ●呼啦圈与“漂流族”
  1958年的夏天,呼啦圈在美国西部城市首先出现,接着迅速向全国传播。这件看上去微不足道的小事,让美国科学家意识到“这是一种轰动一时的令人不安的事件……”
  因为,在信息时代,流动的速度会带动起排山倒海般的力量,巴西美丽的蝴蝶翅膀扇动,可能让美国的德克萨斯刮起龙卷风。
  历史总是散发出流动的气息。“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全球化呈现在每个人的生活面前的,是越来越快的流动:人口的流动,语言的流动,文化的流动,人性的流动,信息的流动,美与爱的流动。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人们在流动中,主动或被动地闯入了世界的舞台,参与了跨文化的交流,使地球和人类闪烁出多元的色彩和柔韧的力度。
  当今世界,产生了一个新的族群:漂流族。漂流已不再是凄苦、孤独、思念、忧郁、伤感的代名词,而是成功、机遇、金钱、新潮的信心与希望。据德国一个研究机构统计:当今世界范围内的移动人口总共有1。2亿,每年约有300多万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跨出国门,漂流在世界各地。
  研究人员预测,从现在起到2030年间,世界范围内的人口迁徙将出现引人注目的增长,估计每年的净迁徙人口将达到400万以上。而在中国国内,漂流一族最少也有1亿人。
  人口的流动,将产生新的文化血型。
  在古代,罗马人是公元前后西方第一个领土横跨欧、亚、非三洲最大的帝国的创立者。正是他们使西方人了解的世界越出了地中海的范围,向北到达英国,向东到达印度河流域,甚至了解到东方中国汉王朝的存在。
  默多克和他的新闻集团就是漂流一族,他们从澳洲漂向了欧洲,然后又漂向美洲,并以美洲为基地,漂向世界各地。许多跨国公司的案例证明,漂流一族正在垄断我们的世界。
  默多克制造的垄断是:独揽电视节目进入观众家庭的唯一途径。默多克说:“为了确保我们出版的报纸、书籍等产品的发行以及确保没有人能卡我们的脖子,我们要从生产的那一刻起,直到把产品送进千家万户那一刻止,进行垂直整合。”
  为了在美国一统江湖,默多克需要美国最大的卫星电视公司——直播电视公司(DirecTV);或者另外一家卫星广播公司——回声之星公司(EchoStar),要不就创办一个与它们规模相当的公司。2003年12月,经过与通用汽车公司长达5年的谈判交涉,默多克终于摘到了一颗“皇冠上的明珠”——以66亿美元的价格取得了直播电视公司(DirecTV)的绝对控股权。1220万用户、300亿美元的年产值和遍布地球每一个角落的电视网络,使得默多克完成了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全球卫星电视网的战略布局。
  默多克还梦想着发动一场卫星电视对有线电视的“歼灭战”,为卫星电视赢得压倒性的优势——彻底打破该行业的现有格局,这是默多克一贯的方式。
  默多克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美国的国际公民。他不断地“漂流”,使更多的人了解他的世界观,同时也使新闻集团更加强大。他认为他负有一种使命,这就是无论他的帝国扩展到哪里,他都要去传播和宣扬以自由经济理论为核心的梦。
  凤凰卫视更是一个漂流族组成的群体。他们从海洋漂向陆地,从农村漂向城市,从中国漂向外国,再一个个漂向香港这个世界信息最发达的自由港。在凤凰卫视的近千名员工中,很少有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他们像默多克一样,身不由己地漂向四方,认为自身负有一种使命——传承文明,传承智慧,让世界和谐与富足。
  但是,当他们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时,他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他们的声音传之不远。
  ●英语威胁世界文化
  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是中国的汉语,大约为13亿人。但是,由于汉语在长时间内过于稳定,使它在与英语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和守势。中国2003年的《国家信息安全报告》称,在全球信息资源中,80%以上是凝结着西方文化的英文信息,而华语信息资源则不到0。4%。有着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在占有信息资源上,比韩国还要少。英文媒体在全球传播体系中不容置疑的强势地位,使得他们在日常报道中对受众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发出压倒性的声音,拥有对世界解释的权力。
  英语正构成新的文明中心。400年前,使用人数不过500万的英语,现今已经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性语言。据统计,以英语作为母语的国家有7个(英国、爱尔兰、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圭亚那和加拿大大部分人),人口有3。6亿以上。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国家有印度、巴基斯坦、印尼、马来西亚、埃及等国家。这些地区约有6亿多人懂得英语。




案例与故事(2)



  英语的强力流动与扩散,带来了丰厚的政治效益和经济效益。
  在英语几百年的“强权”下,世界的数百种语言纷纷灭亡。英语的声音、形象和观念悄悄地占领了人们的脑袋。
  英语媒体有很好的批评传统,但是,他们对中国的报道常常被集中在触动西方读者深层情感的消极面上。似乎一提到中国,他们维护民主尊严的义务感就骤然升温。据中国研究者的统计,美联社、《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CNN关于中国的报道中,负面报道约占77。5%(引自《国际传播和国家形象》,333页)。
  一位曾在美国《华盛顿邮报》供职的中国人认为:“世界上没有中国的声音,因为中国的声音最终还是要通过西方媒体来体现。中国的形象就是美国媒体上的中国形象,由于美国的媒体在世界上占压倒式的优势,中国的声音或者是沉默的,或者是扭曲的……”
  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认为,中国的语言文化已经到了需要“救亡”的程度。
  为了显示存在,凤凰卫视在新世纪开始时,实施了一系列穿越地球的行动,组织了《千禧之旅》《欧洲之旅》《两极之旅》《走进非洲》,气势不可谓不大。但是,凤凰卫视的编导们发现,在他们引以自豪的时空跨跃中,非洲和南美不少国家的人们,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中国的存在。
  中国人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中国是地球上的“中央之国”,5000年文明,10多亿人口,雄踞亚洲,万方来朝,在天有宇宙飞船,在地有原子武器,还积极援助各国难民,号称第三世界的领袖。普天之下,谁人不知?可是,这些让他们难以置信的事实就在眼前:中国媒体虽然理论上已经可以覆盖全球,实际上却传之不远。
  刘长乐对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印象深刻:1999年,他率凤凰卫视《千禧之旅》的拍摄队伍来到埃及卢萨卡,和导游谈起1996年一群游客在开罗被激进派组织枪杀的事件。没想到,那位导游非常气愤,问他是不是听美国电缆新闻网讲的,声称这个电缆新闻网“到处造谣”,埃及人掌握的证据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们说话没人听”,这位导游摊开两手说。
  刘长乐说,且不论事实是不是真的,但这位埃及导游不自觉地表现出一种传统国家、传统文明对强势文化的抗拒与无奈。这种情况,对中国是一种警示,因为你的形象是通过别人的嘴展现在世人面前的。
  上帝说,要有天,于是有了天。上帝的意图是用声音表达的,因此,这成了一个值得怀疑的命题:如果上帝的声音是通过广播和卫星电视表达的,那么它的旨意将被更广大的人群所接受。但是如果这个声音的真实性和公正性被打上了问号,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在那些拥有辉煌过去的民族与国家里,人们有着完全自己的、其他民族无法进入的思维和内心。这一点,上帝是知道的。
  世界上只有西方的声音,只有英语的声音是危险的。世界需要多种声音,媒体需要世界大战,真理越辩越明,仗越打越精。虽然华语媒体力量还不够大,目前只能打游击战和持久战。这种战争的目的不是要消灭谁,而是为了让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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