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极不均等的赌博游戏：获得了在纽约经营的权利。
据说，默多克一生中只崇拜两个预言家，一个是克拉克，一个是列宁。他在许多时候总是有意无意地引用克拉克的预言：“在争取信息自由的斗争中，是技术而不是政治成为最终决定胜负的力量。”1979年，默多克在拥有了10多家报纸之后，在墨尔本买下了他的第一个电视频道。紧接着，他买下了英国路透社5％的股份。路透社的卫星设施就设在纽约城外，它能使数千用户在4秒钟之内完成一对一的秘密货币交易谈判。默多克会长时间地注视着这些卫星设施，并为之神魂颠倒。那时，全世界的政府首脑只有极少数人能意识到克拉克的制胜秘诀，默多克却看得清清楚楚：卫星传播是新时代的挪亚方舟，它不仅会带来滚滚金钱，还会带来一种新的魔力，试图控制人的心灵。
一旦能够控制人的心灵，默多克就不再是普通的赌家，而是成了大赌场的老板。这才真正是赢钱的绝招。
％％％220世纪最后3位世界名人
20世纪80年代是震撼世界的10年，是里根、撒切尔以及戈尔巴乔夫的时代。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使那个年代充满变数。美国作家威廉·肖克罗说，随着里根在1980年11月的当选，默多克在白宫和唐宁街10号有了志趣相投的人。结果表明，默多克自己成了那个过程的一部分。
这一切都是默多克善于博弈的结果。
1953年，22岁的默多克在接下父亲留给他的两家濒于破产的报纸和一家小电台时，他的报纸《新闻报》正面临父亲以前的同事——拥有《广告人报》的劳埃德·杜马的威胁。杜马显然想利用默多克年幼无知、缺乏经验，将他挤出这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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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例与故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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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是巨大的，因为《广告人报》较之《新闻报》及其属下的《星期日邮报》规模更大。《广告人报》一周的销量比《新闻报》要多一倍。杜马的目的是迫使默多克家族把报纸卖掉。
默多克没有别的退路，如果他想要以家庭的报业作为日后扩张的基地，他就必须接受这场战斗。因此，默多克反应迅速，面对对手的威胁，他说：“让他们的主意见鬼去吧，我们要与他们作斗争。”
两家报纸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竞争，激烈的发行大战持续了近两年。最终默多克的《星期日邮报》没有被摧毁，反而是他的对手放弃了竞争。这是默多克赢得的第一次胜利。
站稳脚跟之后，默多克开始扩展在澳大利亚的地盘，并将视野投向欧洲大陆。
20世纪60年代后期，默多克的公司开始向海外拓展，进入英国市场，拥有了英国天空电视台，并掌握了英国６张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泰晤士报》《每日电讯》《镜报》《卫报》和《太阳报》等，日发行总量达到2500万份。
默多克在70年代打入美国市场，买下了低俗的市民小报《纽约邮报》，踏出了他在美国扩张传媒帝国事业的第一步。此后，他的一系列惊人之举让骄傲的美国人刮目相看。1980年他组建新闻集团（NewsCorporation），在全球52个国家拥有789个企业，其中包括132家报纸，是世界第三大报业集团；新闻集团的数10个电视频道、电台，已经覆盖了全球面积的三分之一和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二；还有电影厂和出版业务、音像制品业务。
在多年征战之后，1987年，鲁伯特·默多克又杀回澳大利亚，收回了父亲曾经拥有的《墨尔本先驱报》。这场交易的成功，让他控制了澳大利亚所有中心城市的主要报纸，也就是说，他控制的报纸数量已经超过全国报纸数量的60％。
默多克的母亲说：“我很高兴鲁伯特经过努力，重新得到了他在那个公司中的位置。这正是他父亲对他的希望所在。”接着她解释了儿子永无止境攫取财富的动机，“他的父亲去世很早，这对鲁伯特是个挑战。他下意识地希望证明他值得受到父亲的信任，值得受到父亲的夸赞。或许这就是他成功的秘密。”
默多克的敌人称他为“肮脏的挖掘工”“野蛮人”“冷血的剥削者”甚至“撒旦”。德国传媒巨头莱奥·基尔希直截了当地把默多克形容为一条“鲨鱼”。原《星期日泰晤士报》总编，曾在默多克手下效劳达11年之久的安德鲁·尼尔曾撰文说：“为了事业的发展，他（默多克）不仁不义，冷酷无情。”而另一位深知默多克的人写道：“默多克被形容为无情、善良、左翼、右翼、吝啬、大方、自命不凡、害羞、毫无希望、聪明绝顶。所有这些标签都有一点真实的成分，但本质上，只有一张标签最为贴切——赌徒。”
但是，默多克的确悄悄影响了世界，用自己的实力影响了世界，显示着新的世界秩序中传媒的力量。美国《时代》周刊把默多克和比尔·盖茨、克林顿并列为20世纪最后3位世界名人。
％％％3拍马杀到的两个中国人
1994年的一天，两个中国人走进了香港亚洲卫星公司。他们开一辆金色的沃尔沃，洋装在身，一副很隆重的样子。卫星公司看了名片，知道他们一个叫刘长乐，一个叫崔强，中国内地人，身份是香港乐天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总裁和副总裁。
面对不知身为何方神圣的大老板，卫星公司很兴奋，认定这是一桩送上门的大生意。果然，刘长乐开口就要出250万美元，租用亚洲一号通信卫星上的转发器。
卫星公司问：何用？
办电视台。
卫星公司顿时面有难色，这……这，我们做不了主啊。
原来，当时适合刘长乐办电视台的卫星只有亚洲一号。可是，上面的转发器大部分都被默多克租用去办香港星空卫视（StarTV），默多克还掌握着亚洲卫星公司三分之一的股权，亚洲一号的控制权实际上已经握在默多克手里。默多克的条件是，凡有来租用亚洲一号者，如果是搞电讯，可以随便租。出什么价格，用多长时间，卫星公司都可以做主。但是办电视，得经过他，他不同意不能批。
刘长乐就这样与默多克撞了个正着。自从默多克买下李嘉诚家族的香港卫视并改名为StarTV后，刘长乐就知道，自己早晚是要与默多克碰面的，但没想到，自己还没出山，人家已经横刀立马，拦在眼前了。
刘长乐时年43岁，比默多克小了整整20岁。他1951年出生于中国的上海，后在西北长大。初中毕业时适逢“文化大革命”爆发，父母被揪斗，他下放到甘肃武都农村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后回城当工人。1970年，政治局势缓和后，刘长乐选择入伍参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当时，中国的大学全部瘫痪，不能正常招生，而军人的政治地位是最高的。解放军的军帽、军衣、军鞋、军用挎包是70年代最时尚的服饰，中国的优秀青年大多通过进入军营来改变自己的命运。1980年，29岁的解放军营级军官刘长乐调入位于北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初涉记者行当。那一年，雄心勃勃的默多克正在为成为世界传媒大亨而奋斗，大举进军美国市场。而刘长乐则在此后不久进入北京广播学院学习，从新闻理论的ABC开始学起，一砖一石地搭建他日后走向世界的舞台。毕业后，他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并很快成为最年轻的部门负责人之一。自1989年起，刘长乐出国到新加坡经商，从事房地产和石油等贸易，在赚取了第一桶金后，他重回传媒业的企图心又开始蠢蠢欲动。他有两个“90％理论”：个人90％的财富来源于非传媒产业，个人90％的精力都用在了办传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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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例与故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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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乐骨子里是一个记者，他说，遇到大事发生，每次我都恨不得自己是站在第一现场的那个人。刘长乐骨子里又是一个爱国者，他对中国在世界传媒格局中的弱小地位是不甘心的，他说，我要向世界发出华人的声音，哪怕仅仅是一声叹息。
身在商海却一直关注着传媒发展的刘长乐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新加坡，虽然官方语言是英语，但在两个主要的电视台——英文台和中文台之间，后者的广告收入远远高于前者。刘长乐为此想了很长时间，终于领悟：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华人，最感亲切的仍然是自己的母语与华人的文化。身为华人，他们不是“拥有”一种自己的文化，而是代表着自己的文化。他们的信念与经验是共同的，甚至连表情和动作都能被人一眼认出。
这家新加坡电视台的状况使刘长乐萌生了办一家面向全球华人的卫星电视频道的想法。
仰望天空，不会飞的刘长乐思想跟着卫星跑。也许，从天空俯视地面，会看到许多以前看不到的机会，会看到许多以前看不到的事情。他希望通过卫星电视来个一箭双雕，既传播文化理念，又赚取金钱。这，也许是野心，也许是雄心，但不论是什么心，对华人世界来说，有益无害。
那么，默多克会给刘长乐这个机会吗？
％％％4从StarTV中文台到凤凰卫视
刘长乐要租卫星办环球华人卫视的事儿传到默多克耳朵里，职业敏感立刻使默多克警觉起来。新闻集团于1993年从李嘉诚的儿子李泽楷手中收购香港卫视后，一直赔钱，如果再从自己眼皮底下站出一个强劲对手，办一个与自己的卫视中文台相似的电视台，岂不是与自己为难？
香港卫视原是李泽楷在父亲的支持下，于1991年3月创办的。李嘉诚任卫星电视公司主席，马世民、李泽楷任副主席，具有多年电视经验的陈庆祥任行政总裁，总投资为4亿港元。1991年4月，卫视开始试播；到年底，卫视已用5个频道播映节目。李氏家族占有亚洲卫星公司三分之一的股权。
李泽楷野心勃勃，欲做传播大王。对于他的心高气盛，美国《华盛顿邮报》1994年1月24日的一篇文章中说道：“莫看香港只是一个繁荣的小都市，当中不乏自命不凡的青年才俊。在芸芸众子中，最瞩目而又最惹众人羡慕的，当算是香港首富李嘉诚27岁的次子李泽楷。这位身材瘦小，神情紧张，头发修剪得极短的富家子弟，讲英语时带着极夸张的腔调，使他本身看来像富贵圈中骄纵的小公子。”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李泽楷会把香港卫视卖掉。
1993年7月23日，李泽楷被邀至默多克的一艘泊在科西嘉海面的豪华游艇上密谈。7月26日，新闻集团宣布：以5。25亿美元（约折40。6亿港元）的价格，向李嘉诚家族购入香港卫视63。6％的股权，一半以现金支付，一半以新闻集团的股份支付。据行家估计，成交价是原有投资的6倍。
默多克显然是买了个烫手的山芋。明眼人都知道他买的是进军亚洲、进入中国的跳板，但是，跳板必须马上把人弹射到想去的地方才行，不然，它就会从摇钱树变成无底洞。有人替他们算了一笔账，5个不赚钱的频道一年下来差不多要花掉1亿美元。
从这个意义上说，刘长乐来得正是时候。默多克抓牢亚洲一号卫星的控制权，是不希望上面有一个他的对手，当然他也不希望租用卫星的人是连租金都付不起的窝囊废。他想找那种既不会成为对手，又不会付不起钱的人。于是，他们请了非常专业的公司来调查刘的业务经历、人脉关系，甚至他的背景，一概要弄清。
默多克是不会轻易认同什么人的，他认定刘长乐是一个有前景的人，证明了他的眼力。刘长乐说，当时StarTV做得不是很好。进入21世纪后，默多克在中国内地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有人说这与我有关。这话虽然有点调侃，却也不无道理。我与新闻集团的合作，使默多克借助我对中国问题的了解，少走了弯路。同时，我花了很多时间向他讲述中国的一切：让他理解中国的概念和中国市场运作的哲学，包括儒学和道学。默多克对中国政府、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了解，有一部分是通过观察凤凰的节目和凤凰的运作得来的。
也许有人认为，刘长乐和默多克并不是一个级别的对手，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刘长乐的成就和资历都嫩了点。但是，难道对手之间只能是“数量”“体量”的交锋，而不能是“意志和智慧”的比拼吗？真正的合作伙伴往往是那些有资格做你对手的人。
于是才有了艰苦的50多轮谈判。默多克一直在彷徨犹豫，从亚洲卫星的角度来说，转发器一定要租出去，不租给刘长乐也要租给别人，他要么同意，要么不同意。当然还有第三条路，就是走到一起。中国老话讲，不打不成交。最后，默多克从商业角度考量，与这个前来租转发器的人成了合作伙伴。双方商定，将StarTV的中文台更名为凤凰卫视中文台，交由刘长乐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