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自想心事的人们在揣摩他们的老板刘长乐。只见他每天来去匆匆，奔走于香港与内地之间，碰了面，顶多慈眉善目地笑一笑，然后擦身而过。他为什么一次会也不开？一次话也不讲？从那时候，凤凰的员工们已经开始称自己的老板为“神秘的大佛”。
开播5个月后，刘长乐才宣布要开一次会。那是第一次由全体管理人员参加的大会。由于台里地方狭小，他们租用了香港一家酒店的会议室。那一天，刘长乐突然高烧38。9℃，脸都烧红了。他敷了一阵冰袋，开始了他的演讲。他的稿子用很大的字写在几页纸上，实际上是一个提纲，是他的政治抱负和理想，他要求他的管理人员与他一起去实现：
一、我们已经做了什么？
一次历史性的整合
一个前无古人的“联姻”
二、凤凰的政治目标：
为中华文化的弘扬
为两岸三地及整个华人世界的融合
为祖国大陆的进步开放
为中华民族的兴盛效劳
三、凤凰三年的经营目标：
财务目标：三年实现收支平衡，力争第四年上市
业务目标：三年内成为除中国中央电视台外最具影响力的华语电视台
四、我们的优势：
地缘优势——地处香港游刃有余
人文优势——三地精英相得益彰
合资优势——实力雄厚后劲十足
基础优势——原体健康市场现成
时间优势——继往开来时逢大运
五、我们要解决的矛盾与问题：
渴望高质量节目和低成本经营运作的矛盾
规范化商业性电视台和不规范、封闭型大市场的矛盾
强化自我宣传和低调谨慎姿态的矛盾
既要迎合观众和又要遵守各种法规、政策的矛盾
要继承更要开始。原始创业时只要挑战公认的正统思想即可，再创业时则须
有挑战本身信念的雅量。
……
在这份讲稿的后边，刘长乐引用了六句著名的中国古训作为他的行为原则：
志不坚者智不达。
（语出《墨子·修身》）
合军聚众，务在激气。
（语出《孙膑兵法》）
大丈夫处世，当交四海英雄。
（语出《零陵先贤传》）
备周则意怠，常见则不疑。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太阳，太阴。
（语出《三十六计》）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
（语出《孙子兵法》）
乐天知命，故不扰。
（语出《周易·系辞上》）
刘长乐虽然发着烧，但是他看得很真切，当他宣布自己的鸿鹄之志时，有一些人在暗自冷笑。估计他们是觉得老板发烧烧昏了头，所以画了一个天大的馅饼。他们觉得，这不过是一些惯常的大话，是在给大股东们讲故事。
刘长乐说，人生无梦，枉过一生。他记下了这种让人心头火辣辣的冷笑，当成自己最好的动力。他想起了中国古代一个造反农民的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没几年，现在是我们上场的时候了，亲爱的兄弟们，为什么要冷笑呢？1943年，毛泽东穿一身土布棉衣，坐在延安杨家岭的一个土坡上，兴致盎然地看着他为了打破国民党的封锁，亲手开出的菜地。虽然那时他还是一个吃不饱穿不暖的“非法武装”的首领，却底气十足地对来访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默多克是美国人，不管他是真老虎还是纸老虎，他还是给了这个中国人——一个并没有真正操作过电视台的年轻人一个很大的平台，这使刘长乐一开始就站在了一个制高点上，避免了万事从头干起的尴尬和无奈。
默多克对凤凰另一个极大的帮助，就是“不管不问”。你摸着石头过河也好，你草船借箭也好，你土鸡变凤凰也好，默多克只是：冷眼向洋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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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多克、刘长乐相关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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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最吸引人的新闻、信息、娱乐并把它们传播到尽可能远的地方。
——默多克把这句话当成新闻集团战略目标的核心。
全球化思考、本土化经营。
全球新闻、西方视点。
同样的游戏、全新的态度。
——支撑默多克大举进行新闻扩张的理念。
凤凰卫视的确是应运而生，我们把握住了大运。所以有人说我“是一个典型的弄潮儿”。我的确很喜欢游泳，而且是蛙泳二级运动员。恰如其分。
——刘长乐对“时势造英雄”这句中国老话的理解很到位。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还没有来得及准备去承担大任的时候，这些大任就砸到你脑袋上了。
——刘长乐在解释这句话时说，比如“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去串联，才十四五岁就跑遍了全国。十五六岁的时候父母又突然被抓起来，当成“革命”的对立面被揪斗，我们的心灵很小时就受了刺激。然后又经历了很多，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都干过，这些经历是最宝贵的财富。
我喜欢“2”，我的电话号码都有“2”，我的手机号码也有“2”，我在我们家也排行老二。这倒并不见得我不想名列前茅，不想争第一。我的意思是我喜欢低调做人，低调做事。
——刘长乐用“2”告诫自己懂得江湖险恶，时时小心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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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勇敢者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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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古老的波斯谚语有点意思：“当一个人不得不跳过一条河时，如果他知道河有多宽，他不会跳；如果他不知道河有多宽，他会跳过去，而且十之八九他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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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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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古老的波斯谚语有点意思：“当一个人不得不跳过一条河时，如果他知道河有多宽，他不会跳；如果他不知道河有多宽，他会跳过去，而且十之八九他会成功。”
一位西方作家则这样写道：“大部分普通人都生活在自己的茧壳里，就如同蜜蜂生活在蜂巢里。”
大多数人安于现状，而只有少数人敢于打破茧壳。
他们是梦想家，是冒险者，是赌徒，是疯子，是野心家，是颠覆者。他们走出茧壳，要么摘取胜利的果实，要么舔舔失败的伤口。
默多克视商场为战场，赢得胜利才是最重要的。正如《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新闻集团令人惊奇之处是“征服一切的雄心以及它是一个人奋斗的产物”。
大头大耳、面目和善的刘长乐除了一个“神秘的大佛”的称号之外，还被人称作“疯子”。他带领他的团队左右突围，不仅在境外媒体视为畏途的中国市场站稳了脚跟，而且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赌徒也罢，疯子也罢，也许正是赢的激情和冒险精神保证了他们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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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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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之二：狐狸型的人和狮子型的人
默多克：意大利经济学家帕雷托说，每个社会都是由狐狸型和狮子型这两种类型的人组成。狐狸型的人大胆、有冒险性，他们把谨慎二字抛在九霄云外，靠闯荡和机灵过日子。他们为了最高额的利润而甘冒风险，迷恋于一个又一个创新计划。狮子型的人则踏实、保守，珍视传统和旧的习惯，喜欢倚重实力，不大依靠机敏。他们有固定收益，他们的经济生活的特点是谨慎、节俭，满足于稳当的小量投资，不愿进行赌博。我不知道为什么帕雷托把敢闯敢干的人称为狐狸型的人，而把谨慎守旧的人称为狮子型的人。因为很多人可能觉得狮子是敢闯的那一种类型。我这里不纠缠帕雷托的分类法，总之，我觉得我自己是前一种类型的人，或者按帕雷托的说法，是狐狸型的人。
帕雷托说，这两种类型的人都可能成功。这要看当时社会上是哪一种需求占上风。在社会需要改组，需要创新，需要重新整合的时期，第一种人就会得势，他们代表了改革。当稳定因素占上风时，就把第二种人推向前台，代表了维护秩序的需求。
我的看法与帕雷托略有不同。我认为，即使在稳定发展时期，也不能缺少第一种人。因为社会是在动态中获得平衡的，不可能死水一潭。如果处于死水状态，民族就会退化。社会需要的是鼓励创新和维护稳定两种因素交相并用，这样才能获得真正的动力，真正的平衡。我们看美国社会，一直是比较稳定的，但在这个社会中勇敢创新的人很多。我的勇气一直保持不衰，尽管有的人说我是赌徒，我也不在乎。新闻集团的事业之所以发展到今天，与我的勇气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刘长乐：当然，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我在凤凰提倡过“疯子”精神，媒体上对此也有报道。大家不要误解，以为提倡“疯子”精神就可以乱来，我可以用中国著名的文学作品打个比方。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写了个疯子，那实际上是个叛逆者。疯子是外表，是一个象征。鲁迅通过这个形象，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展开了猛烈的批判，提出了几千年来的历史是“吃人的历史”，要掀翻这个“人肉的宴席”等等。鲁迅笔下这个疯子的形象，代表了五四狂飙突进的文化批判精神。我在凤凰所提倡的“疯子”精神不是这个意思。我想举出另外一位文学家徐迟写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这个作品描写了中国年轻数学家陈景润以巨大勇气和毅力，全力以赴攀登数学高峰，研究如何解决“哥德巴赫猜想”这个著名的数学难题。当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陈景润这样做要冒很大风险，他只好躲在小黑屋子里偷偷地搞，不敢告诉任何人。当时科研设备也很落后，连电脑也没有。他成天茶不思饭不想，就靠一个脑袋一支笔，写了几麻袋算草纸，设法解决这个难题。“哥德巴赫猜想”是全世界数学家攻关多年未能解决的大难题，就靠着陈先生这样的环境和条件，能解决吗？在外人看来，简直就是个疯子。我提倡的“疯子”精神，跟陈景润的精神比较接近，就是要用“疯子”般的勇气和拼搏精神，全身心地扑在事业上，不搞出点东西不罢休。没有这样一种勇敢的精神，没有这样的毅力，是搞不好卫星电视的。
默多克：现在，很多人看到新闻集团的辉煌，但是这条奋斗的道路是艰难的，只有一般的勇气还不够，可以说真是出生入死。我在伦敦买下了《太阳报》《泰晤士报》和《世界新闻报》之后发现，这些报纸印刷设备陈旧，生产效率低，职工冗员充斥，财政危机非常严重。当时唯一的办法是采用先进的电脑印刷设备，提高效率，裁减工人，降低成本。不然的话，我将会破产。但是我遇到了空前的阻力。这几家报社的印刷工会抵制裁员，在1986年1月动员几千工人上街游行，围堵在新的电脑印刷厂门口，撕毁了当天新印刷出来的报纸，并且要砸烂新印刷厂。愤怒的工人还用碎酒瓶把一个在新工厂里工作的《泰晤士报》记者的喉咙划开了。在这样激烈的动荡面前，我没有退缩，顶住了压力，坚持使用新的电脑印刷设备，裁减冗员。结果，使成本大幅下降，仅裁减冗员一项，每年就能节省1亿英镑。英国全国的报业都注视着这场斗争。因为当时很多报社畏惧同样的阻力，没有几家敢于采用新的电脑印刷设备。英国报纸就此报道说我是英国报业技术改革先锋，说我以大无畏的精神，给英国报业改革开了先河。还有的报纸说我把报业从沉重的人员负担中解放出来，在这次行动中显出强者的风范。在我的新闻生涯中，类似的压力在不同层面和不同领域都遇到过。所以我对我的竞争者说，你如果想同我竞争，最好先问问自己是否经历过真正的战斗。这并不是恐吓，而是我的夫子自道。
刘长乐：我认为凤凰卫视和新闻集团一样，有一种走出去的雄心和勇气。我们曾经是一个被形容为“县级台规模”的电视台，但是我们现在发展成了一个国际化的华语媒体。我们不会把目光仅仅局限于两岸三地，从创立凤凰台开始，我们就立志要拉近全世界华人的距离，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我虽然没有遇到默多克先生那样尖锐的罢工风波，但是我们的困难和风险也并不少。有些问题相当严重，折磨得你如坐针毡，吃不下，睡不着。尤其是当我们在2002年创办资讯频道的时候，造成一段时期资金亏损，电视空转。资讯台当时没有在中国内地的落地权，收视率上不去。整整两年，我们仿佛面壁而谈，这是非常痛苦的。我们内部有人要求这个频道停办，他们也有道理。本来凤凰卫视中文台经营得很好，广告日益增加，搞好中文台不就行了吗？当然，我们挺过来了，靠的是勇气和拼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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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与故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