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一，以此痛斥歐美社會的貧富失衡現象，同時誓言中國「不能不激勵奮發，於革命史上，開一新紀元矣」。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陳獨秀對於與國民黨合作十分不安。陳獨秀才剛開始實邸畡擖h理想，即使是馬林堅持認為國民黨「並不是資產階級的政黨，而是各個階級聯合的政黨」，陳依然懷疑與國民黨結盟的用處以及國民黨的合作招拧ｊ惇毿阏J為，「黨與黨的合作將會混淆階級組織並限制我們獨立自主的政策。」（裕Ф├畲筢搫t支持國共合作，他並不像陳獨秀那樣相信中國已有一批龐大的城市無產階級隊伍準備迎接社會主義革命；同時，李大釗將他原來視中國為一「無產階級化」（proletarianized ）民族的概念擴大為一以種族議睿秊橹行牡母拍睢＠畲筢撘庾R到，屬於下層有色人種與上層白種人之間的階級鬥爭已經萌芽，因此團結中國人以對抗白種人的帝國主義乃是首要任務。（裕�
把國共合作與國民黨的改組兩項工作結合一起的是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 Michcal Markowich Borodin ，本名為iMikhail Gruzenberg ），鮑羅廷於一九二三年十月六日抵達廣州，一個星期後被孫逸仙指派為國民黨的「特別顧問」。一八八四年鮑羅廷出生於俄國的猶太家庭，早歲在拉脫維亞（ Latvia ）度過，一九○三年開始秘密為列寧工作。一九○五年革命失敗，飽羅廷流亡海外，後移居美國，在印第安那州的瓦柏拉依梭大學（Valparaiso University ）任教，並在芝加哥成為教授俄僑小孩的優秀小學教師。一九一七年列寧掌握權柄，鮑羅廷返回家鄉，日後為共產國際在歐洲、墨西哥、美國等地從事一連串的秘密任務。到了一九二三年，鮑羅廷已是一位經驗豐富的老革命家，而赴中國的新任務也給予鮑羅廷機會證明他的才幹。
鮑羅廷以嫻熟的技巧，協眨薪晦k任務。他說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階層相信，加入國民黨的策略有利於組織的長期發展，短期內，則有助於採取較彈性的步驟，以便組織城市與農村的勞動者。另一方面，鮑羅廷趁著陳炯明的部隊可能重新控制廣州此一迫切的危機時刻，試圖敦促孫逸仙採取更激進的立場。鮑羅廷論稱，倘若孫逸仙能支持每天工時八小時以及最低工資的計畫，並將洠盏耐恋刂匦路峙浣o農民，那麼工人與農民便會立刻與孫的軍隊站在同一陣線上。
孫逸仙並不敢以如此明確的宣示背棄他的主要盟友，不過他確實命飽羅廷籌辦國民黨的改組及召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等事宜。孫逸仙的說法是鮑羅廷瞭解民族主義對革命的重要性，同時他在蘇聯革命中所獲得的經驗也相當寶貴。事實敚г谘矍埃韲嗣褚呀浢撾x了外國強權的宰制：「吾黨與他等主張，皆是三民主義。主義既是相同，但吾黨尚未有良好方法，所以仍遲遲不能成功。」（裕模�
國民黨海外的支持者電傳孫逸仙，他正遭人陰帧柑K維埃化」（Sovietized ），孫逸仙答道，如果國民黨不能與共產黨合作，那他本人將加入共產黨。此外，亦有他人試圖以反猶太人（anti…Semitic ）的理由詰問孫逸仙是否知道飽羅廷的「本名」，孫逸仙則回答，鮑羅廷就叫做「拉法業特」（Lafayette）＊。一九二四年一月。國民黨大會宣佈列寧的死訊（此次大會共有一百六十五位代表蒞會，其中共產黨員約佔百分之十五），孫逸仙公開稱頌列寧是一位「偉人」，並遙祭列寧道：「所冀與君同軌並轍，敵則不樂，民乃大歡。」（裕澹�
飽羅廷著手強化孫逸仙在黨內的地位以及國民黨的組織訓練。孫逸仙的三民主義——反帝的民族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被奉為黨的意識形態，孫逸仙本人則被國民黨員尊為「總理」。鮑羅廷自蘇聯引進「民主集中制」（democratic centralism ）的既念，在此原則下，國民黨內的任何決議只要得到相關委員會成員的多數同意，則對所有黨員均產生約束作用。鮑羅廷在中國各大城市遍植國民黨的黨組織，並統合各地方黨部的負責人積極招募新進黨員。飽羅廷在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下設置各部，其功能在於徽募農村與城市地區黨員，以及有關青年、婦女、軍事等政策。專責人員也開始蒐集社會民情相關資料。同時，國民黨特別強化工會的力量，而黨內的共產黨員開始積極向農村的農民進行宣傳活動。
除此之外，同樣重要的是蘇聯決定強化國民黨的軍事武裝力量，使國民黨成為中國政治上的活躍力量。離廣州十哩之遙的黃埔島被選作設立軍校的校址，蔣介石被任命為黃埔軍校的首任校長，前不久，蔣介石才被遴選為國民黨的特別代表之一，遠赴莫斯科停留數月，研習俄國的軍事組織。另外，鮑羅廷藉由指派甫從法國返華的共產黨員周恩來擔任該校政治部主任，巧妙地平衡國共兩黨在黃埔軍校的力量。首批軍校的學生主要來自廣枺⒑蟽傻氐闹挟a階級青年（入學資格須有中等學校畢業證明，這項條件自然就把所有工人與農民排除在外）；他們使用現代化裝備，並接受像蘇聯顧問瓦西理·布魯徹（Vasily BIyukher）將軍＊＊這類身經百戰的軍人的嚴格軍事訓練。
黃埔軍校的學生也必須接受民族主義的國家目瞟與孫逸仙的三民主義的灌輸教化。雖然部分軍校學生是共產黨員或已被吸收加入共產黨，像是一九二五年畢業的湖北青年林彪；但大多數的學生並不認同共產黨，而是效忠於蔣介石個人。這群忠肇夂返那嗄贶姽偌磳⒃诮酉聛淼臋嗔︳Y爭中展現出驚人的影響力。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五日，他們首次向世人證明了實力。在那一天，黃埔軍校第一期的八百名學生在蔣介石的指摚拢瑓f同地方警衛軍以及其餘小型軍事學校的學生，包圍廣州商團的武裝力量，因為他們之前曾對國民黨示威群眾開槍，並企圖扣押一船被洠盏奈淦鳌�
鎮壓廣州商團一事嚴重破壞孫逸仙在此地的名聲，而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孫逸仙接受北方軍閥的邀請，參加在北京召開的「善後會議」。孫逸仙此行由妻子宋慶齡以及汪精衛、飽羅廷陪同，首站抵達上海，並對當地的擁護者發表演說。孫逸仙取道日本，但因病而結束行程，火速前往北京。一九二五年一月，群醫會葬徇M行手術，發現孫已是肝癌末期。三月十二日，孫逸仙於北京溘然長逝，享年五十九歲，身後留下一份簡潔、充滿愛國熱涨矣H蘇的遺囑以及致蘇俄遺書。一般咸信，這份遺囑是由汪精衛代筆起草的，但汪精衛是否能承繼其領導地位仍是未定之數。不只是汪精衛，黨內的其他同志也洠в腥擞邪盐漳芾^承孫逸仙的領導權，因為孫在黨內的崇高地位是來自他在清末及流亡日本期間，長期從事建黨工作。
＊譯裕б唬篗arie…Joseph La Fayette，法國政治家。在北美獨立戰爭期間擔任美國陸軍上將。孫用這位法國政治家參加北美獨立戰爭的功績來形容鮑羅廷對中國革命的作用。
＊＊譯裕Ф涸谥袊剪攺貙④娛褂谩讣觽悺沟幕�
就在十四個月前，孫逸仙才親自寫祭文悼念列寧，不久後卻旋即踵繼列寧的步伐殻剩珜O逸仙的溘逝並未稽延國民黨原定策略的進展。即使一九二五年二月孫逸仙病危之際，在布魯徹將軍的建議以及新進獲自蘇聯的來福槍、機搶、大砲的補給下，蔣介石率領黃埔軍校師生向陳炯明部隊主力所在地汕頭挺進，並贏得數場勝戰，三月，陳炯明部隊全面潰敗。三個月後，蔣介石的部隊擊垮企圖攻佔廣州的兩名軍閥：擄獲一萬七千名戰俘和一萬六千支步愴，又是一大勝利。經過這幾場戰役的洗禮，這支部隊已向世人展現他們具有逐鹿中原的實力，杖绮剪攺貙④娝f，只要給他三到四支精銳部隊，他便能橫掃中國，看來並非誇大之辭。
一九二五年五月上海爆發事件後，一股新的愛國主義精神再度瀰漫中國。這場危機是由一群因參與罷工而遭到日商棉紗廠解雇的工人所引爆的。盛怒的工人強行進入棉紗廠搗毀機器設備。日本警衛對工人開槍，射殺了其中一名工人。就像其他類似事件的模式一樣，死亡之後緊隨著一連串的群眾暴動、學生示威、罷工，以及逮捕行動。五月三十日當天，在上海的「公共租界」，數以萬計的工人和學生聚集在簦^的警察局外面。示威群眾要求釋放被英國人逮捕的六名中國學生，並抗議軍國主義與外國帝國主義的欺凌。情勢似乎一樱窗l。最初，儘管示威隊伍群情激憤，鼓譟不已，但並不具攻擊性。不過後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聚集警察局外，他們不時高喊著某些目擊者看來其實無傷害的口號——「殺死外國人！」而英國的巡官帶領一支由中國人和錫克教徒組成的巡捕隊伍，大聲喝令示威群眾解散。數秒鐘過後，在群眾還來不及聽命散去之前，這位英國巡官即下令部屬向群眾開膾。於是巡捕遵從命令，共開了四十四槍，有十一位群眾被射身亡，二十幾位受重傷。
對這場屠殺的憤怒立即傳遍全中國。至少有二十八個城市在「五卅慘案」之後發動示威撸校渲卸鄶颠�發生攻擊英國人與日本人的事件。上海地區發動總罷工，外國人不得不迅速召集船艦軍隊往來租界巡邏。嗣後，五卅慘案隨之復又牽引出廣州爆發的罷工抗議，此一事件導因於共產黨和其他勞工領袖發動香港地區的總罷工，抗議英國人在上海屠殺中國人。六月二十三日，由港澳各界，包括大專學生、軍人、工人、農民、小學生、童子軍、黃埔軍校學生所組成的撸嘘犖樾薪浥R近沙面島的外國租界區時，即刻遭到英國軍隊的開槍射擊。沙基慘案中英軍共射殺五十二名中國人，傷者逾百人。中國人開槍還擊，射殺了一名外國人。
各地的憤怒情緒漸次升高，而持續十六個月的香港罷工也不斷加溫，最後演變成全面抵制英國貨。五卅慘案呼應五四邉樱矔N華為愛國的象徵以及重振士氣的怒吼，然而一九二五年的中國局勢已與一九一九年之際大不相同。不管是國民黨、共產黨，抑或是兩黨的合作，正準備將中國人心中的憤概與挫折迹胱约旱狞h組織中。中國人固有的民族主義正召喚著俄國的組織專才策動有意義的政治行動。或許這才是孫逸仙的真正遺產。
發動北伐
一九二四年，國民黨與共產黨在廣州的合作已經出現初步成果，而北京的政局也邁入新階段。崛起於一九一三至一九一九年間、控制滿洲的大軍閥張作霖與北方其他幾位軍閥纏鬥數年。張作霖治軍嚴明、足智多郑瑸榱遂柟痰乇P，他周旋於日、俄兩國之問，充分展現出權術致浴Ｒ痪哦哪晔卤本┮粦穑瑥堊髁叵魅趿藙艛硡桥彐诘臋嗔A，經由山枺鼡＇兵南下。雖然張作霖未必能如多爾袞和清軍一般，以滿洲到北京地帶作為他逐鹿中原的根據地，但是經由津浦鐵路，張作霖將兵力迅速推向長江流域。張作霖逐步鞏固他在北京的權力根基，加上軍事成功佈署，讓以民族主義為統一號召的國民黨備感壓力。一九二六年，張作霖透過與昔日敵人吳佩孚的聯盟強化對華北的控制，並開始採取強烈的反蘇立場，使得國民黨的急迫感更是高升。另一方面，吳佩孚也掌握了冀南及湖北等華中地區。
當時，許多知識分子對於撥亂反正的可能性已感絕望。作家魯迅善於譏諷社會病態，而非政治行動家，他同樣對紊亂的時局充滿無力感。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魯迅刻在北京教書，當時他有數名學生在一場抗議政客面對日本要求枺钡貐^經濟特權時卑躬屈膝的示威撸兄性鈽寶⑸硗觥．斕欤氖呶恢袊嗄瓯粴ⅲ斞干罡袘嵖幔瑪y同年輕的妻子先到廈門，後至廣州，尋找安全的庇護之所。在一篇文章中魯迅寫到：「我向來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竟會下劣兇殘到這地步。」然後悲哀地補上幾句，「至於此外的深的意義，我覺得很寥寥，因為這實在不過是徒手的請願。人類的血戰的前行歷史，正如煤的形成，當時用大量的木材，結果卻只是一小塊，但請願是不在其中的，更何況是徒手。」（裕Я┝簡⒊贻p時即是清末民族主義的代言人，共和肇建之初梁繼續為中國的富強奔走，現在這位五十一歲的老人悲慟地目睹這類事件一幕又一幕地在家鄉天津上演。他給赴美讀書的兩個兒子的信中形容，「北京正是滿地火藥，待時而發」。（裕撸�
如何採取有效行動來統一中國，這樣的問睿趪顸h、共產黨，以及共產國際的顧問團之間廣泛討論。如發動軍事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