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江西蘇維埃因毛澤枺鼈�人而受到密切關注，但當時毛的江西蘇區並不是共產黨在農村的唯一紅色根據地。全中國至少還有十二個農村有這類組織，各自反抗國民黨政府與軍閥勢力，並嘗試推行各種土地政策和社會改革。在江西就至少還有兩個蘇維埃組織：一是在瑞金枺狈剑｝、浙、贛三省交會區；另一是在瑞金西北面，湘、鄂、贛邊界。其中以張國燾所領導者勢力最大。張國燾和毛澤枺惹岸际抢畲筢摗格R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成員，一九二一年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黨黨員。張國燾的蘇維埃政權活躍於豫、鄂、皖三省交界，後來遭受國民黨軍隊錳烈攻擊，才率領殘餘部隊流竄至川北。
共產黨一位軍官（譯按，賀龍）控制著湘、鄂西交會地帶；北方的蘇區位於陝西的保安，由高崗軍隊控制著這一偏僻的山區，其範圍從陝西綿延至甘肅。高崗曾在自法返國的鄧小平所任職的「西安中山軍事學校」受訓。鄧小平離開西安之後，便前往位於廣西百色的蘇區，此地大致與雲南、越南等距離。根據日後鄧小平接受訪問的說法，此地的中國人曾與越南人合作發動越南的「工農」反抗法國人。由於中國人提供越南人藏身的庇護所，於是招來法國軍機轟炸廣西蘇區的報復。一九三○年底，鄧小平或許是奉李立三之命，率部隊向枺鼻斑M以支援長沙、武漢、南昌等地的攻擊計畫。沿途受到嚴重打擊，還洠У侥康牡匦袆颖愀媸。钺崴臍堭N部隊被迹幍矫⒅旖魈K區的軍隊中。
面對國民黨優勢的武裝力量，共產黨成功發展出一套求生之道，要點在於暫時放棄以城市為根據地和對無產階級的依賴，深入農村地區。現在他們仰賴貧農的支持，並與貧農打成一片、生活在一起，因此中共領導人不得不眨扔械乃季S模式。蔣介石同樣必須反省他的作戰方針以及兵力部署的優先順序。蔣介石統治的國民黨已經佔領各大城市，並擊敗北方各大軍閥強人，或與之結盟。然而要奪取農村就必須進行大規模動員，並集中軍事、政治、經濟的打擊面。隨著蔣逐步邁向目標，各個列強的處境也至關重要。英國在華的經濟勢力依然龐大穩固，但不若過去那麼活躍，同時英國也開始重新思索歷經一次世界大戰的國力重創，大英帝國已是虛有其表。法國亦復如此。俄國本身正陷於國內政經危機的泥淖而不可自拔，因此暫時不具威茫浴Ａ硪环矫妫绹⑷毡尽⒌聡髯砸云浞绞綄χ袊磥淼陌l展產生劇烈的衝擊。蔣介石對內政策因而勢必要受到國際舞臺重大事件的牽絆。
中國與美國
國民黨面對世界權力的現實，必須把許多心力放在國際外交的競技場上。日本代表了最嚴重的威茫谖覀冇懻撊毡局埃葋砜纯疵绹驗樗趪顸h的衡量裡也佔了相當的地位。
一次大戰後國際體系混亂失序的十年間，美國對華外交政策出現重大的轉折。隨著凡爾賽和約協商的開展，日本居然取代了中國，成為支配枺鼇唶H體系的主要角色。諷刺的是，美國的威爾遜總統（ President Wilson ）在協商中極盡所能地唤j日本，因為他希望建構一全球性的國家聯盟以維護國際的永久和平。但是在一九一九年，以及一九二○年，國會兩度否決美國加入國際聯盟的提案，粉碎了威爾遜總統的夢想。日本強權地位的確立以及海軍軍備競賽升高所引發的焦懀Р话玻偈姑绹鴽Q定推動新的國際協議來確保美國在枺鼇喖疤窖蟮膰H地位，阻斷日本在國際間的斬獲，並遏止「英日同盟」在亞洲的擴張。英國也渴望保護自己在一次戰後搖搖欲墜的全球帝國版圖，因而樂於加入國際協商。日本希望自己的國際強權地位能進一步被認可，也十分瞭解高達總預算百分之四十九的軍費支出是沉重的財政壓力，所以欣然表示願意參加談判。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英、美、日三國代表與法國等六國代表齊聚華盛頓，會議持續至翌年二月。四彊在會中同意，美、日、英、法在危機時刻應該彼此磋商，以取代過去英日軍事同盟，美國至此終於達成壓制英日擴張主義的目標，四強也同意將所屬太平洋島嶼「非軍事化」（nonfortification ），會後簽訂了「九國公約」（除上述四強外，還包括中國、義大利、葡萄牙、比利時、荷蘭），譴責各國在華劃定勢力範圍，締約國並同聲尊重「中國的主標獨立以及領土和行政權的完整」。
在華盛頓會議所簽訂的第三個條約（即五國海軍條約）中，規定三個主要簽約國家的主力艦噸位比例固定為五比五比三。美、英兩國各為五，日本則為三。日本原初設想的比例是十比十比七，但也欣然接受新的計算法。乍看之下，日本似乎被劃入二等國家之列，然而美、英艦隊實際上均集中部署在大西洋（英國更要顧及地中海和印度洋的防禦），也同意不在太平洋的島嶼上構築重要軍事基地，所以這一條約似乎已確立了日本海軍在枺鼇喌膬瀯荨６惨驗榇藯l約既未影響到她在新加坡、澳大利亞、紐西蘭的基地，更提昇了既有的艦砲優勢，因此也深感滿意。美國則自認締造了世界新秩序，並為亞洲國際關係的和平帶來一線曙光。
北京政府派出陣容堅強的代表團抵達華盛頓，由前駐英全權公使、時任駐美公使施肇基（Alfred Szc）為首。施肇基的人生歷練豐富，提醒著中國人在世界舞臺也可以有各種不同以往的經驗。施肇基的父親是江蘇人，十分富有，曾中舉人，也是成功的絲綢商人，可謂兼顧了儒家傳統與商業世界。施肇基生於一八七七年，九歲入當時新創辦的「北京同文館」求學＊，之後便轉到上海一所西式學校，即「拢s翰書院」（ Si。 John's Academy ）就讀。施曾擔任中國赴拢说帽ぃ⊿t。 Petersburg）和華盛頓大使團翻譯，也曾就讀康乃爾大學，一九○一年自康大畢業，並入選「優良畢業生學會」（Phi Beta Kappa ）的會員。施筆基在清未隨從五大臣赴歐美各國考察憲政制度，爾後施肇基服務於「度支部」（ Ministry of Finance ）負責鐵路管理＊＊，一九一九年以資深代表的身分參與凡爾賽和平會議。
＊譯裕б唬焊鶕妒┱鼗缒昊貞涗洝芬粫┱鼗鐨q曾於設在南京妙香庵之江寧府立同文館學習英語、法語。
＊＊譯裕Ф焊鶕敖視┱鼗鴵巍妇h鐵路局總辦」，然清季時期，鐵道業務實歸「啵鞑俊拐乒堋�
施肇基在華盛頓擬定一份「十點原則」提案，意欲界定中國領土範圍；重申各國應尊重中國主權獨立以及行政權的完整；取消治外法權，並恢復中國的關稅自主。最後兩項提議是由列強在別的會場討論，會議結果嚴重損及中國人的尊嚴，不過或許也不能全然怪罪列強伲墒┱鼗淼摹副本┱鼓転槿w中國人發言。孫逸仙被視為合法政府的發言人，他下令國民黨拒絕接受華盛頓會議的任何決議，而由於俄、德非華盛頓會議的簽約國，所以有關中國治外法權與關稅自主權的條約仍另由俄國和德國簽署始能生效。
日本在會議中表現出驚人的彈性，知悉在南滿特殊權益並未受侵犯後，同意撤出蘇聯海域和庫頁島等地，以對抗蘇聯軍隊；另一方面也表示尊重中國領土與主權的完整，允諾歸還一九一五年「二十一條款」中規定之膠濟鐵路管理權及一九一四年奪自德國的「膠州租借地」給中國政府。
一九二○年代中葉之後，美國對華政策仍然低眨９伯a國際在華的進展最初受到美國政府的嚴密關切，美國政府也普遍贊同蔣介石壓制日益膨脹的共產勢力。不過，美國人對於中國的極端民族主義深感憂心，一如一九二七年間漢口和南京兩地所爆發的排外事件。面對國民革命軍逐步逼近上海，雖然上海工部局董事會的美籍會長費森登（ Stirling Fessenden ）強烈訴請美國政府派兵保護上海，並成立地方武裝力量，不過美國務卿凱洛格（Frank Kellogg ）表示無意介入，同時美國的輿論界也普遍反對採取干預行動。費森登顧懀У健父锩妗箍赡軙膭印溉罕姳┝Α蛊茐纳虾Ｗ饨纾妒寝熥屖Y介石的部隊自由進出租界，使蔣氏得以夥同青幫和其他組織發動「四月清共」（April coup ）。
一九二八年夏天，宋子文與美國駐華公使在北京會晤，雙方簽訂條約（譯按，〈整理中美兩國關稅關係之條約〉），美國同意中國恢復關稅自主。嗣後，全面修訂關悅細則，關稅稅率提高至百分之七點五到百分之二十七不等，為國民政府帶來救急的財源。就華盛頓看來，這一條約不啻在事實上和在法理上承認國民政府的合法性；一九二九年二月參議院批准該條約後，國民政府正式獲得美國官方的承認。不久之後，美國亦開始與中國談判在華的治外法權。
宋美齡擁有麻州韋思禮學院的學位，加強了她的家庭與美國的關係，美國人一般樂於見到蔣宋連姻。宋美齡的兩個弟弟時正歸國襄贊宋子文，兩個姊姊更經常是公眾焦點，因此宋氏家族就成為國民政府爭取美國支持最有力的撸дf團。一九三○年十月，蔣介石在上海正式受洗成為基督徒，宋氏家族在美國的公共形象更受肯定。然後，蔣與其年輕妻子眩b婚姻誓約，並聲言恪守基督教義，終身不渝。
美國對中國的好感反映在他們對華投資的穩定成長，儘管投資步伐和規模仍然遜於英、日兩國。若是只看在華製造業的投資，相對於整體貿易、金融、公用實業、不動產的投資，這個差異就更明顯。美國在華投資的收益其實不下於英國和日本。
許多美國的在華活動是早期基督教會事業的延續，一九二○年代末和一九三○年初集中在教育訓練和醫療照顧等方面，進一步擴展了基督教青年會、基督教女青年會等社會導向計畫。隨著一九○五年廢除傳統科考制度，一九二二年有三萬四千八百八十人進入到三十七所國立大學、省立院校、私立教會學校就讀，中國逐漸接受大專教育的價值。（相對而言，十九世紀每年約有一千四百人中舉人，不到一百人中進士第。）雖然教會學校所招收的學生少於國立和省立院校，但是根據下表，前者所錄取的女生比例遠勝於后者。
許多教會學校都是由美國教會團體興辦的，他們盡量壓低入學人數，課程設計偏向傳達基督教知識和教義。但隨著中國民族主義的高漲，這些特色不免造成學校的沉重壓力，釀成學生颍齺y、暴動，最後退學。北京的燕京大學是由美以美教會、公理教會（Congregational）、長老教會等團體所贊助的四所學院合併而成，在新聞學和社會學方面聲譽卓著。好幾代中國學生在此或習商，或學管理，或參與鄉村重建計畫，學習去分析、造福社會。
＊單位：百萬美元：括弧內為百分比。
非教會的天津南開大學是中國人興辦的，創辦人（譯按，張伯苓）曾於清末赴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研習，後來南開大學接受來自美國的私人贊助與「洛克斐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 ）的支持，逐漸發展成為經濟和社會研究的重鎮。清華大學的前身即清朝為赴美留學學生預作訓練的清華學堂，在一九○九至一九二九年間共有一千二百六十八位學生，留學獎金則得自近乎一千二百萬美元的庚子賠款。國民政府北伐後把清華學堂改制成國立清華大學，並在原本已富盛名的文、理、法三個學院之外增設工學院。一九二四年美國國會進一步投票通過止付庚子賠款未付款一千二百五十萬美元，而指定十個中國人、五個美國人組成委員會共同管理，用以贊助發展中國的文化和教育事業。
當時中國的醫療設備也有長足進步，這得歸功於若干私人慈善團體的大力贊助，特別是洛克斐助基金會於一九一五年在中國贊助成立一所醫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受益於洛克斐勒基金會的這項決議，成為全國最大的醫療研究和教育訓練中心。雖然該院傳授的是西醫，摒棄傳統中醫的把茫龁栐、草藥、針灸治療等方法，且以英語教學，但他們所處理的仍是中國特有的或是中國特別流行的疾病。在這所擁有精良設備醫院的醫學院裡，教學過程嚴謹而從容不迫，同時所費不貲：一九二四至一九三年間，醫學院的教職員共計一百二十三位外國人、二十三位中國人，管理六十四位習醫的中國學生。洛克斐勒基金會在一九二八年又捐助一千兩百萬美元，使得北京協和醫學院確保它在中國醫療研究的領先地位。唯一可與北京協和醫學院媲美的是日本在滿洲所成立的醫學院，不過該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