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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兰德斯说，在阿拉伯的穆斯林世界，某些文化观念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特别是一些禁止妇女在公共场所露面，禁止她们参与经济活动的观念。在这样的社会里，男人一出生就享有高于其姐妹以及社会中所有女性成员的特权，这对男人们是十分有害的，因为他们会产生自以为是的感觉，进而丧失了提高、前进和实现理想的动力。当然，这种性别歧视不仅存在于中东地区。实际上，在世界各地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都出现过类似的社会现象，即使是在所谓的现代工业社会。
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对全球化的抵触已经受到了一些阿拉伯人的关注。2004年5月5日，在沙特阿拉伯出版的一份英文日报《阿拉伯新闻》上刊登了由沙特阿拉伯记者拉伊德。古斯塔斜的文章，题目是《需要等多久才能迈出第一步？》“在沙特阿拉伯，恐怖袭击事件已经成为新闻里的家常便饭了。每当我希望并祈祷它不要再发生的时候，事态反而更加恶化。”《利雅得新闻》的主编图尔基。
阿尔叙戴利对这些恐怖事件发生的根源进行了分析。他说，“那些执行恐怖袭击任务的人是信朱海曼（Juhaiman）
运动的追随者，这场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席卷了主要的伊斯兰教寺院。这种运动认为异教徒是可恶的，应该放手信徒们对异教徒处以极刑，不管异教徒是西方人，还是不愿意遵从他们意愿的传统阿拉伯穆斯林。阿尔叙戴利谈到：面对这种情况，沙特阿拉伯应该怎么办？如果一个国家拒绝探究深层原因，就像我们过去20年里一直做得那样，那么用同样意识形态武装的另一群破坏分子的势力壮大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我们的文化在帮助制造这些怪物吗？我们的教育体系不培养人们对其他信仰的宽容心，更不用提对其他伊斯兰教派思想追随者的容忍了。这种做法需要有所改变。需要改变的还有沙特阿拉伯文化本身，以及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接受其他生活方式，却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别人的事实。从4年级到12年级，我们不告诉孩子们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的文明，不告诉他们我们只是全球共同体的一部分，我们只是反反复复地强调伊斯兰帝国是唯一的。这种情况不能再持续下去了。“当谈论到经济活动时，人们很容易忘掉对一国发展起到最大推动作用的是文化的容忍度。当宽容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人人都会因此得到好处，因为宽容是彼此信赖的前提，而彼此信赖又是创新和企业精神的基础。增进不同群体、不同公司、或社会之间的信任水平，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印度教的本质就是教人学会宽容，这种文化导致了印度整体的繁荣。“再看看居住在乌干达的那些印度人，他们受到独裁者伊迪。阿明的排斥，最后被宽容的英国社会所接纳。现在，这个群体中产生的百万富翁比英国任何一个移民群体中出现的都要多。回顾历史，当伊斯兰世界学会了宽容，它就会繁荣起来，摩尔人的西班牙就是例证。但是在当代，一些伊斯兰国家已经被某些精神领袖所通知，他们拒绝宽容，拒绝改变或创新。这种意识形态最终延误了许多伊斯兰国家的经济发展。
在这里，我们又要提到我曾经说过的平坦系数。事实是，国家越平坦，国内自然资源如像石油越贫乏，人们的文化就越倾向于适应平坦世界的要求。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在进化进程中，更容易接受新思维，因为这是他们生存和进步的唯一依靠。
值得我们高兴的是，文化不仅仅对社会的发展很重要，而且一个社会的文化是可以改变的。文化没有渗入到我们人类的DNA中，它们是每个社会中地理环境、教育水平、领导人能力和历史经验的综合产物。既然形成文化的各个因素可以发生变化，文化本身也可以改变。最近50年，日本和德国从高度军事化的社会转变为和平主义者和民主社会。巴林是阿拉伯世界里第一个发现石油的国家，也是第一个石油资源耗尽的国家。最终巴林成为海湾地区第一个实行议会民主选举的阿拉伯国家，并且妇女和男人一样拥有选举和被选举权。由穆罕默德信徒组成的西班牙在世界历史上是最宽容的国家之一，西班牙是个崇尚贸易和经商的国度，在那里，人们不得不靠智慧以及学会与别人合作才能谋生。而沙特阿拉伯靠卖石油就可以过上富裕的日子。所以沙特阿拉伯法律会禁止修建其他信仰的教堂或庙宇。
然而，紧邻沙特阿拉伯的迪拜却利用其石油美元修建了海湾地区的贸易中心、旅游中心、服务中心和计算机中心。迪拜是世界上最宽容的大都会之一，在那里，寿司和高尔夫球场看上去比清真寺多，旅游者甚至不需要签证。是的，文化很重要，但是文化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不是人类的基因，既然社会是不断前进的，领导认识不断改变自己的治国方针的，那么文化也是可以改变的。
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像很多美国籍印度人一样，风险基金经理迪尼克。辛格经常回印度看望家里的亲人。2004年冬天，他又回到了新德里。几个月之后，他告诉我，这次回家后，他明白了为什么除了高科技部门，印度的经济在整体上还是没有实现飞跃。
“我住在新德里一家宾馆的6层，”他回忆说，“可当我站在窗前，我可以眺望很远。为什么呢？因为在新德里，电梯供电没有保证，所以这里的建筑都不会很高。”
有远见的投资者不会在电力不足的城市修建高层建筑的，否则一旦电力中断，你不得不爬20层楼梯。在这样的城市里，由于低层建筑大面积平铺，所以对空间的利用率很低。我对辛格说，他的故事使我想起了我曾经在中国大连的旅行。我曾经于1999年去过大连，当2004年再次来到这里时，我竟然已经认不出这座城市了。
这里有许多新的建筑，包括很多现代的采用玻璃幕墙和金属架构的摩天大楼。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曾经于1999年来过这里。接着，我又想起了1974年夏天，我曾经访问过开罗的中学，当时，整个城市中最著名的三个建筑是尼罗河喜来登酒店、开罗塔和埃及电视台大楼。2004年，即使已过了30年，它们依然是当地最著名的建筑。这些年以来，开罗的地平线几乎没有改变。无论我什么时候回到开罗，我都知道自己身处何方，不会走丢。结束在大连的访问后不久，我来到了墨西哥城。已经5年没有来这里了，这次回来后的感觉是这座城市比我记忆中的干净了许多，真应该感谢市长为此所做的工作。我也发现了一些新建筑，但是数量不像我预想的那么多，尽管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已经有10年时间了。而且，我发现我的墨西哥朋友们有点沮丧。他们告诉我，墨西哥已经过了发展的最佳状态，今后再也不会有像以前那样的高增长了，而且人们的自信心也逐渐衰退。
所以在新德里，不管怎样建设，你都能在城市里一眼看到天边。在开罗，地平线永远不变。但是在中国，如果时隔一年之后再去某个城市，其快速的变化会使你发觉自己好像从来没有到过这里。对于墨西哥城来说，当人们觉得自我感觉良好，并遥遥领先时，却在转弯处猛然撞到了中国，这才发现原来中国走的是另一条道路，速度比自己还快。
怎么解释两者之间的区别呢？我们知道经济成功的基本公式是：经济成功=批发型改革＋零售型改革＋良好的管理＋良好的教育＋完善的基础设施＋把全球化与本土化相结合能力。而我们不知道的是为什么有的国家可以同时把各个方面调动起来，使其持续地发挥作用，而有的国家就不行。为什么有的国家的地平线能够在很快发生改变，而有些国家的地平线历经半个世纪也没有什么变化。我所能找到的唯一答案是“国家的内在能力”。这种能力主要指社会聚拢所有资源和为经济发展做出牺牲的能力和意愿，以及这个社会的领导人以权力谋发展而不是为自己谋取利益或保持社会原状的意愿。有些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看上去能够把所有的能量优先集中于经济发展。有些国家的精力则完全被意识形态和地方各个势力之间的长期争斗所分散如埃及和叙利亚。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在任期间大力推进国家现代化，不为自己谋一丝私利。
而有些国家的领导岗位靠金钱就可以买到，这些贪官污吏在位期间只顾搜刮民财，然后再把资本投资于国外项目。为什么印度的领导人能够修建技术学院而巴基斯坦做不到，其原因只能用我所说的“国家的内在能力”来解释。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不容易比较衡量，但却非常重要。
我们以墨西哥与中国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从理论上说，墨西哥占据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非常有利于其在平坦的世界中生存。它是世界上最大、最有活力的经济体美国的邻国，并在20世纪90年代与美国、加拿大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因此成为这两大经济体向拉丁美洲扩展的跳板。墨西哥还盛产石油，石油产值占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一。相比之下，中国远在万里之外，背负着沉重的人口负担以及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各种包袱，自然资源稀少，最好的劳动力集中在沿海地区。10年前，如果你不对他们的发展前景进行预测，大多数人肯定会把赌注押在墨西哥身上。然而事实是，中国最终取代了墨西哥成为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即使在墨西哥人当中，也存在一个共识，即虽然中国远在天边，但其在经济联系上却与美国越来越近；虽然墨西哥近在眼前，却在经济方面与美国渐行渐远。
我并不是说墨西哥一蹶不振。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墨西哥有可能会在中国墨西哥版龟兔赛跑中最终取胜。中国还需要继续推进艰难的政治体制改革，在这个过程中的任何波动都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而且。墨西哥有许多像中国人一样富有创业精神的企业家，否则墨西哥不会每年向美国出口数十亿美元的商品。此外，中国的农民不会比墨西哥农民生产效率更高。但是，当你分析一下双方各自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你会发现中国正在成为兔子，虽然墨西哥在比赛开始时在自然资源方面有更多的优势。为什么？
墨西哥人不断地问。当你现在来到墨西哥城，墨西哥人将告诉你，他们听到了两个巨人吮吸养料的声音。墨西哥前外交部长豪尔赫。卡斯塔涅达2004年曾经对我说，“我们受到了印度和中国的两面夹击，”“除了高附加值的工业，要我们同中国竞争是很困难的。在我们本来应该有竞争力的服务领域如办公业务外包和呼叫转接中心，我们又受到了印度的冲击。”毫无疑问，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受益于其仍然存在的中央集权管理体系，这种体系可以强行压抑各种利益之间的争斗和无政府行为，为国家政策做出统一部署。北京的领导人可以从上而下实施许多改革的具体措施，不管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还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中国也许是个中央集权国家，但不可否认中国在进行零售型改革方面的能力更强，它有更强大的国家组织体系和官僚机构，从而可以把大量有才能的人放在关键的政策决策岗位，同时中国还有某种民众精神，广大人民的热情可以很容易地被调动到国家建设中来。中国官僚体系中依然保存着对为国家建设鞠躬尽瘁的官员进行提拔的传统。
经典著作《历史的终结》的作者弗兰克。福山说：“中国有按照政绩对官员进行赏罚的传统，韩国和日本也沿袭这类似的传统。在这种传统下，所有官员头脑中都有‘国家’的基本概念，官员的行政行为要考虑到国家的长远利益，这种行为的后果会导致政策制定者在官场上步步高升。”
相比之下，墨西哥在20世纪90年代刚刚从一党专政的中央集权国家转变为多党制民主国家。所以当墨西哥要召唤全国人民的意志和能量进行微观层面的零售型改革时，它不得不要通过虽然合法、民主，但漫长的表决程序。换句话说，任何一个想改变政策的墨西哥总统，不能像他独裁的前任一样自己说了算，而是必须照顾到社会各方的利益，然而这就像放牧一群猫，每一方都各行其是，很难取得一致。在改革过程中，很多利益集团——不管是众人联盟还是少数人垄断的组织——的利益都会受到触动，而这些集团势力强大，他们拒绝配合会导致改革计划的失败。像其他很多拉丁美洲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