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的脸色极不好看，几次批示近乎喝斥。徐阶只好“乞休”。
休就休吧，隆庆也来了拗劲儿，只给了老相国回家可以乘坐驿车（公家邮车）的待遇，其余的，没有了。经过李春芳的说情，才勉强给了退休金和奖状。
什么“先朝元辅，国之大老”！大臣就是我皇家的狗，太监才是我哥们儿。
隆庆二年七月，徐阶17年的大学士、7年的首辅生涯，就这么结束了，距离他“完胜”高拱仅有一年多。而且，这一去就再也没有返回政坛。这里面，不能排除隆庆这是在为他老师高拱出气。
临走时，徐老爷子把朝政大事和家里的事，都托付给了张居正——这是他布置下的最后一道防线。
国家的事，其实不用说了。退休了，跟你还有什么关系？大佬习惯了操心，一时还改不过来。倒是他的三个儿子，应该让他担心。徐老虽然是个讲“心学”的君子，但儿子们却是乡里的一霸，强占民田，为非作歹，乡民对其恨之入骨。
老子高唱“孔孟”，儿子狂刮民财，明朝的好处真是都让他们占完了。徐阶一退，会不会有人追究这仨小子，徐阶没底，只能拜托张居正好生留意。
徐阶这次，是被“中官”坑了。张居正对此事的心情比较复杂。一则，本应该出头为老师讲两句话，但他估计了形势之后，觉得这么做无益，只能把自己也搭上。二来，老师如果继续干下去，朝局还是温吞水，他张居正天大的雄心壮志，也只能在老师的“心学”影子之下。所以他没有说话。几年后，在他写给徐阶的信中，略表示了忏悔，说自己懦弱！这是虚套，还是实话，真是不大好分辨。
最重要的是，张居正因此看到了“中官”的力量。他决不能重蹈覆辙，对那些没有下半身的，今后一定要拉拢好。除非是皇帝换了脑子。
内阁在这之后，论资排辈，由李春芳顶上，为首辅。李春芳这个“状元”首辅，是个庸才，一级一级升上来的。又信奉“心学”，一味以静制动，根本不知道怎么做最高行政官。张居正对李同学的这种无能，几乎是公开蔑视。
徐阶走后，李春芳心理压力极大，曾叹息说：“连徐公都退了，我也长不了吧！”张居正说：“那不正好？可以保全你的名声。”李春芳目瞪口呆。据说，为此时曾经三次上疏求退。
另一个大员，陈以勤，人还不错。淡泊，低调，但同时也就没有很大的气魄。他们，做人都是好人，做官都还欠点执政理念。张居正呢，位列末相，还轮不到他过多表现。于是，内阁有点撑不起架子来。
隆庆在在这时，便又调了个礼部尚书赵贞吉入阁。
赵贞吉，字孟静，号大洲，四川内江人，是嘉靖十四年的进士。也是一位“心学”门徒。他可是有个性，敢想敢干，然而却是个向后看的人，动不动要人家“守祖法”。因为自己的科场辈份高，不免气势就盛，并不把张居正等小辈放在眼里。在办公室，直呼张居正为“张子”（你去给我倒点水来），并且当面说张的学问不过是“浅学”。
这个赵贞吉，人际关系的学问实在是太差，与各部官员都有些抵触。
张居正当然感到很不舒服。
据说，他在这个时候想起了高拱。《明史…张居正传》上说，因为张居正受了赵贞吉的气，就去找司礼监掌印太监（太监头子）李芳，策划让高拱回来，“以扼贞吉，而夺春芳政。”
高拱果然就是在这个时候回来的。难道张居正真的参与了人事变更？
这是谁也闹不清楚的千古之谜了。
朱东润先生却不信，他考证，那时李芳因为得罪了隆庆，正蹲在监狱里等候判决呢，不可能再推荐阁臣。再者，李春芳又能碍着张居正什么事？张居正如果想引进高拱来抵制赵贞吉的话，无异是“引虎拒狼”，他不会那么笨的。
草民我认为，这事情极有可能。朱先生还是没有吃透张居正啊！
张居正当时在班子里，是负责国防事务的，谁说秀才不知兵？张居正就是一个。他在翰林院里没白白研究山川险要，深谙地缘政治和边防战略。这在他以后的施政手段上可以看得出来。
在边防上，与俺答的或战或和，其实与整个国策的特色有关系。是隐忍韬晦，还是示敌以强，都要与国策吻合，才能做得下去。
而眼下这个班子的构成，不大像能让张居正施展拳脚的样子。李春芳是靠写青词得宠的，“凡六迁，未尝一由廷推”。6次升官，全是皇上一手提拔（《明史…李春芳传》）。入阁后，唯徐阶马首是瞻；徐阶走后，推行“没有徐阶的徐阶政策”，主张休生养息、“优柔宽政”。他虽没有主见，但毕竟是首辅，你总不能越过首辅去改变国策。
这不是绊脚石是什么？
陈以勤，说来，是张居的“房师”。也就是说，张居正是陈的“门生”。这是个什么关系？即张居正考进士那年，经科考的是《礼记》，由陈以勤批卷子。在过去，这层关系可是不得了，是做官的一个重要关系网。所谓“门生故旧满天下”，就是指这个。
这层关系，又死死压住了张居正，意见不一直也不能太冒犯房师，总要有所顾忌。再说，陈以勤与高拱一样，是隆庆多年的老师，当年顶住严嵩的压力，对裕王的皇储位置“羽翼有功”（《明史…陈以勤传》），离权力中心比张居正要近得多。张也不可能摇撼他。
这两个人，主张“祖宗立业、子孙承之”，“苟非至于大坏，固未易变更也”。视励精图治为“躁竞”，视革除陋习为“紊乱成法”，你还好意思越雷池一步吗？
明朝的发展，其实已经很成问题了，积弊如山，财力枯竭，外敌窥伺，哪里还容得你休生养息？再不振作，再不根除顽疾，就没有时间了。什么“宽政”？无非是放纵贪官污吏；什么“和揖中外”？不就是挨打了也忍气吞声！
国人啊，“渐已醒”了吗？
再说这个赵贞吉，他倒是一条汉子。嘉靖二十九年，俺答袭北京那时候，严嵩、丁汝夔按兵不动，敌势铺天盖地。嘉靖问计于廷臣，久久无人一语。赵贞吉却力排众议，坚决反对议和，并请命上前线劳军。嘉靖一见，心情大振，立刻升了他的官，让他奉旨前去“宣谕诸军”。
史载：“贞吉廷议罢，盛气谒严嵩，嵩辞不见，贞吉怒叱门者。适赵文华（严的干儿子）住，贞吉复叱之。”这个细节，在当时也真是大快人心（《明史…赵贞吉传》）。
严嵩当然为之恼怒，在票拟时故意不写授予督战权，让赵贞吉到前线一个兵也调不动。当时京城附近敌骑充斥，赵贞吉居然敢一个小卒也不带，单骑出城，驰入军营。持节宣慰诸路勤王军，诸军无不感动泣下，愿意杀敌报国。“北虏”听说之后，有所收敛，稍微后撤。赵贞吉大名一时传遍天下。
功臣往往都是白干。敌人退后，严嵩立马构陷赵贞吉。结果，赵老夫子被打了一顿屁股（廷杖），贬到广西去当了典史（明代的县看守所所长不乏名臣啊）。
这样一个人，名气大，辈份高（比陈以勤早三科，比张居正早六科），所以敢于指陈各部、科道矢职违纪的猫腻，得罪光了都不怕。他为官40年，一点儿不懂官场潜规则，书生本色，不给人一点面子。
张居正受他的气大了。每每议论话题，老赵总是朝小张子挥挥手：“这不是你们小辈能理解的。”一谈到经史、玄禅，就笑问张居正：“怎么样，深奥吧？你们光知道韩、柳文（韩愈、柳宗元文章）！”
张居正，能不郁闷乎？
四位阁臣，莫衷一是，这还怎么干？
他一个人，拿这三个人根本没奈何。虽然张居正也当过裕邸的讲官，与当今皇上有一点儿渊源，但权力资源还差得远。怎么才能让这两个没用的离开茅坑，让那个不懂事的闭住嘴？怎么才能让自己离权力中心更近一点，能有个搭档联手做事？
他不会不想到“相期以相业”的高拱。徐相已远走，在朝中，高拱最大的劲敌没有了。普天之下的王臣，谁还能比高拱离权力中心更近？
借助高拱，可做大事。这一定是张居正最后的结论。
高拱的回来，已经具备天时。但张居正不大可能直接居间活动。活动这事，已不是外臣所能及，须得有近侍太监说话。李芳已经失势，张居正在中官那里的能量恐怕还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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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操作，是由一名外号叫“邵大俠”的人主动发起的。张居正，最多是从中策应。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从这时起，我们就可看出他的一个人格特点，就是为了达到做大事的目的，不妨在必要时刻用一点儿权术。关键是，要用得恰到好处。
“邵大俠”名叫邵方先，丹阳人，涉黑分子，能量之大相当惊人。他居然能为阁臣一级的官员“跑官”。张居正与邵大俠事先有没有勾结，没有证据，但不排除在事情进程中有呼应。
隆庆三年，大俠先跑去与徐阶商量：您老愿不愿意复职？徐阶不干（我不愿看皇上那张冷脸）。邵回头又找到高拱，两下里一拍即合。大俠立刻进京，找了当时权势熏天的中官滕祥、孟冲、陈洪，上下其手，把事给办妥了。
这三个“没下边的”，都是鼓动皇上一到晚上就泡宫女、观灯、熬夜喝扎啤的主儿。太监们为什么要管高拱的事？这就是所谓的“内外勾结”。一是可能当场收钱，二是高拱肯定承诺了将来会投桃报李（后来的事情可资证明）。
于是，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世界上的得意事，最美不过当“还乡团”了吧？
七、文渊阁终于飘起一片祥云
隆庆三年（1569年）十二月，白雪覆盖了静静的北京城。与这瑞雪一同到来的，是一阵强劲的政治旋风。高拱重归紫禁城。
“高老又回来了！”京中官僚们对高拱的称呼，显示了这个人的分量。
高拱的回来，同时也显出了政治游戏的诡异。民间都知道，是“邵大俠”使了回天之力，才有高拱咸鱼翻生的奇迹。这件事史有记载，说是邵大帮主因此“名倾中外”（（《明史》），估计今后可以以此为生了。但是，我以为，隆庆可能不这么简单，几个“下半身”不大能把他唬住。当时情况是，老成练达的吏部尚书杨博致仕，朝中需要有一个能压得住的人来管人事，隆庆便选了高拱，让他既入阁，又管吏部。
吏部尚书这个官，是六部首长中地位最高的，俗称“太宰”，主宰一切官员的命运。首辅弄不好是辖不住他的。到后来的万历年间，首辅地位略跌，吏部尚书就完全不听首辅的了。
高拱回来，以大学士兼掌吏部事，这在明代是破例，非常少见。因为这样一来，该大臣的权力就太大了，大政方针和人事考核任免全在一个人手里，要是把江山给颠覆掉了，皇帝也有可能还不知道。
但隆庆百分百地相信高老。我就这么用他，天下人你们就看着吧，这就是我的擎天巨柱！
至于张居正如何对待高拱的复出，恐怕很难以猜度。他是一个日夕忧虑国事的人，看问题往往看大局，因此期待的成分大约多一些。
在高拱刚回来时，他在给一个地方官的信中说：“喜高老起用，素在同心，世事尚可为也。”他没忘记，这是他一生中仅见的一个与他气味相投、旗鼓相当的人。
后来在共事了几年后，他在对高拱贺寿时说：“即余驽下，幸从公后，参预国政，五年于兹，公每降心相从。”像我这样的低劣之才，有幸跟着高老您参与国家大事，五年来（实际只有四年多一点）您老总是放下架子跟我交往——这当然是客套话，但多少透出，他还是很感激高拱给了他一个施展的机会。
待高拱死后，张居正对他们之间关系的评价就更高了，达到了“生死之交”和“虽子弟父兄，未能过也”的高度。人死了，生者自然是其言也善，但他感念高拱的一份同僚之谊，还是真实的。
相比之下，他对李春芳、赵贞吉之类的书生宰相，则嗤之以鼻。他后来在万历初年回忆，隆庆四年一次“北虏”犯蓟州，京城戒严。堂堂金銮大殿之上，朝臣们就研究起如何守城的技术问题来了。赵贞吉甚至私心庆幸有敌人来犯，以证明不按他的主意整军，就没有好结果。首辅李春芳呢，不知所措，控制不了会议局面。大家七嘴八舌，提出的措施都极为可笑。最后敌人连影子也没来一个，京城防守了一个月后，解严了，白白花了几十万两银子。
很难以想象，当时地球上最大的国家，竟是由这样一群废物在管理。一次小小的边境战役，就闹得中枢乱了套，还有脸说什么天朝上国？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