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是包藏着致命锋芒的。任何将这种隐忍视为软弱可欺负的人，都将为之付出代价。
张居正一贯的退守姿态，使他能保持冷静，客观判断彼此实力，且有从容心态等待成功一搏的机会。
历来有大成功者，决不会是一个志骄气浮的人。
他终于一跃而上。
但是在这里我要强调，专制皇权下“无权就无法改变世界”的规律，迫使张居正不得不阿附宦官，杂以权术，以此换来施展政治抱负的空间。这一点，是他一生中的一个污点。不仅为当时的清流士人所不齿，也为后世百家所垢病。这是他的名声在此后的四百年中始终不彰的重要原因。
白璧有玷，无须隐讳。政治道德上的这种卑污，是任何理由都不能原谅的。
人不爱惜羽毛，自会辱及后世。
中国人都是无神论者，不相信有最终裁判，不相信有拔舌地狱，不相信有阎罗判官，更不管他娘的身后名声。难道，如此就可以在生前放手作恶了么？
中国的哲学，固然有五花八门的原则，但有一条历史定律百试不爽，永远有效。那就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张居正的误区，足以让后世人审慎思之。
当然，有一个悖论也在这里。就张居正的个案来说，如果他当初珍视操守，赞同高拱，对冯保的擅权和李贵妃的越位持抗争态度的话，其结局，也将与高拱一样“被风吹雨打去”。因而，就不再会有此后“万历新政”的辉煌与施展他个人治国方略的机会。
那样的话，大明帝国与后代史家是否会感到深深的遗憾？
卑鄙，当它成了成功的通行证之后，选择还是不选择？这个命题，充满了历史的迷思。
十、天上掉下来一个“王大臣”
从那无上荣光的平台上走下来，张居正并没有骄狂不可一世。正如他在隆庆五年担任会试主考时说的那样，一流人才必须“严乎内外，审于施应，既不沾沾以自喜，亦不汲汲以从时”（《辛未会试验程策》）。干大事，就要有干大事的头脑。他从这一刻起，每走一步，都是精心所为。
有很多的事，他要一件件先理清好。理清完了屁股底下的事，才能安安稳稳去阔清天下。
首先一件事是“正名”。张居正费尽心机夺来首辅位子，就是要干事的。要想干事的话，“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孔子的话，有用的不多，最有用的可能就是这句。
在平台召见的时候，张居正于感激涕零中也没忘申明要“遵守祖制”，这就是在做“正名”的工作。什么叫“祖制”？在当时条件下，就是高举朱元璋的旗帜。
朱老皇帝在没当皇帝的时候，把人间的苦都吃遍了。为了避免儿孙再吃二遍苦，他制定了一整套国家制度，应该说，绝大部分还是有利于朱家江山永固的。但是将近200年下来，这套“洪武祖制”几乎被他的后代扔了个精光。尤其正德、嘉靖两朝，皇帝为所欲为、宠信佞臣，制度毁坏得也就相当彻底。国号虽然还叫“明”，跟朱老皇帝的那个“大明”已是相去万里了。朱老皇帝那会儿，贪污60两银子以上就要杀头剥皮，到嘉靖年间，凡有能耐的，哪个不捞他个200万两？
张居正要扫清天下的颓糜之风，就必须改革现行的做法。但如果他提出要创新制，全体官僚可能都要蹦起来跟他作对。他就是有天大的能耐，也免不了到头来做个王安石第二。
因此他只说恢复祖制。
恢复祖制，听起来没有那么刺耳，官僚集团暂时不会视他为异端。但是，只要改革动起来，不可能不砍到官僚集团的肉。当官僚们群起反扑时，“恢复祖制”就成为道义上的挡箭牌。贪官污吏们的那些道理，拿不到桌面上来，所以无法在道义上压倒他。
这就是“朱元璋旗帜”的妙用。
第二件事，是要好好培养小皇帝，在培养的过程中，还要让小皇帝不知不觉把绝大部分皇权让渡给他张居正。要改革，仅有相权是远远不够用的。若想压服百官，你必须百分之百代表皇帝。明代的皇权与相权，实际一直在互相制约和争斗，甚至许多言官就是靠这种争斗来吃饭的。张居正不想把自己的才智都花到与皇帝斗、其乐无穷上。因此他在平台上向皇帝提出的一个要求，就是“宫府一体”。什么是“一体”？说白了，就是你得听我的。
万历年间的沈德符说：“柄国者，非藉手宫掖，安能久擅大权哉？”他说的是首辅必须借助宫内来强化自己的权力。张居正则做得更彻底，他要把皇帝的权力全拿过来。
上天也非常照顾他，让他摊上了个娃娃皇帝。娃娃不会做皇帝，自然就要由他首辅来担任“帝师”。在张居正担任老师的过程中，君臣之间的权力转移就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皇帝本人也不觉得有什么怪异，反而认为自己遇到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大忠臣。
当然，张居正培养小皇帝，也不全是为了功利目的，他认识为这是国家的根本大事。如果小皇帝缺乏教养，成了个武宗那样的混混儿，恐怕大明又不得安宁了。
张居正一点一点地教育万历怎么当皇帝。
第一就是要视朝，去开早会。也就是“有事启奏，无事退朝”那种碰头会。在过去，明朝的皇帝不上朝、不见群臣，几乎成了遗传病。“君臣不相接久矣”，小人进谗言、使诡计，也就“始得行乎其间”。可以说，后来大明亡也就亡在了这个病根上。道理很简单，皇帝常和大臣接触，对于外廷才有所了解，才不至于造成宦官势力借皇权压倒外廷的局面。外廷不受气了，才能好好的管理国家。
君臣要想常见面，就要坚持早朝制度。明代上朝的时间很早，在每天天亮之前。皇帝和大臣都要起五更爬半夜的，极为辛苦。正德皇帝（武宗）和嘉靖皇帝就是因为吃不了苦，才怠工的。张居正在这上面做了折衷，说皇帝是小孩子，就不必天天早朝了。每一旬只要三、六、九日上朝，其余日子就不上了。
万历没费事就同意了。他小时候聪明懂事，知道这是坚持“朱元璋旗帜”的基本要求，从此一直坚持了15年。这样，就使外廷和皇帝始终有一个沟通机会。宦官的作用，在万历初年被大大削弱了。
万历小皇帝视朝，这在当时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明代正德、嘉靖、隆庆三朝，没有一个皇帝是正经上班的。现在可算有个有模有样的皇帝了，虽然刚脱了开档裤。小万历对各种奏疏都看得很仔细，有前后矛盾的、格式不统一的，都能看出来，亲自予以批驳。他亲笔拟的批复，文字上有理有据、温文尔雅。不像他的一些老祖宗，动不动批个什么“拖出去着狗吃了”、“先打了再问”之类的流氓语言。
他处理事务，颇近清情理。先帝的遗孀恭妃派人把宫中的金壶偷偷拿回家去，被守门太监举报。万历批示道：“她家贫，赐给她一百金。但先帝赐她的器具，则不能拿出去。”又有文华殿角门的础柱突现“天下太平”四个字，擦都擦不掉。内阁认为是祥瑞，请他去看。万历去看了看，一脸的不高兴：“假的！”智力比他祖父不知高了多少倍。
就连当时的朝鲜使臣，也在情报里告诉他们的皇上：“天朝民情欣甚，都认为皇上年虽幼冲，决非隆庆之比。”
小皇帝有励精图治的苗头，张居正就抓紧了教育。万历对他也是事事依赖，开口闭口“元辅张先生”。好一对融洽的师生！
这一年，时近年关的时候，张居正在给皇帝讲课后趁机提出，服丧还没期满，春节就免了宴会为好，宫里的元宵灯会也别办了。
万历点头称是：“烟火昨天我就下了指示，不要办了。”
张居正又说：“这不光是尽孝道，也是节财俭用，乃皇帝之美德也。”
结果这一年春节宴会停办，节约银两七百余。
到第二年，万历实在是想看灯会，就试探道：“元夕螯山烟火是不是祖制啊？”
张居正知道他的鬼心眼，便正色道：“嘉靖中偶然有，但那是为了敬神，不是为了娱乐。隆庆以来，年年举办，靡费无益。现在咱们新政应当节省。”
冯保见小皇帝心切，就提议等以后手头不紧了，偶尔办一次也无妨。万历很高兴，接着话头说：“就看一次吧。”张居正决不让步：“搞一次就要十万金！天下民力枯竭，财政部计无所出。还是省省吧。”
万历听了，马上回心转意：“朕极知民穷，如先生言。”（见《明神宗实录》）
——读史至此，草民不禁呆然，泫然欲泣而无泪。十一岁的小孩子皇帝，尚知体恤民穷，天理良心，安在哉，安在哉！
万历的素质强过乃祖乃父，张居正自信孺子可教，所以第二件大事就是就是要叫他好好读书。
本来，大明祖制中包含有皇帝的培训方式，分两种——经筵和日讲。经筵是短训班，分春秋两季各三个月，每旬逢二的日子开讲。场面比较隆重，由勋臣和大学士主持，六部九卿、翰林、祭酒担当主讲，科道官员等也来陪读。讲完了课，大伙还可享用一顿丰盛的宴席（吃不完要打包回家），所以叫“经筵”。日讲是常课，随时举行，由大学士和讲读官主讲，君臣可以讨论，实际上成了小型碰头会。
到武宗时候，这些全都被废弃。连着几位皇帝都懒得读书。张居正现在决心要把这恶习扭过来。他定了一个课程表（《日讲仪注》），规定小皇帝除了上朝之外，其余每天上午都要来听课，除非大寒大暑或者风雨，全年一天不停。而且说干就干，八月份就开日讲，到第二年元年新春正式开经筵。
这年底，张居正让讲读官弄了一本图文本的《帝鉴图说》，是讲历代帝王“善可为法者八十一事”、“恶可为戒者三十六事”，呈给万历做课外读物（此书现在市场上还有刊行的）。万历看到有图，大喜，连忙翻开来看。他也真够聪明，不等张居正解说，自己就能讲出里面十之四、五的内容。此后，这本看图说话就放在了万历的座右，每天日讲完毕，就由张居正解说，每天如此。
小皇帝上课，张居正不仅经常到场，还亲自担任主讲。他重点让万历学的，是《大学》和《尚书》里的“尧典”、“舜典”，还有《资治通鉴》。这是要把小皇帝往圣人方向培养了。君臣这么一开课就是10年，大家都很投入，经常“谈经终日竟忘疲”（张居正诗）。
小家伙天资聪颖，触类旁通。看到《帝鉴图说》上说宋仁宗不喜欢珠宝，他就脱口而出：“国之所宝，在于贤臣。珠玉之类，宝之何益！”这认识水平比他爹可是强了一百倍。张居正连忙跟进，进行荣辱教育：“明君就是要贵五谷而贱金玉。金玉虽贵，但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区区一点点为价却不低，徒费民财，不适于用。《书经》上说‘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贵异物贱用物’，就是这个意思。”
万历马上想了起来：“是啊，这宫里的阿姨们就是好化妆。朕在年节时赏她们东西，常常要节省一点，她们的话就多，什么‘能用爷爷你多少啊？’朕就说了：‘你们可知道，如今国库里还有多少啊！’”
张居正不由感慨万端：“皇上，您只要能这么想，就是国家的至福啦！”
说完这事情，万历又提起，刚才讲官还讲了秦始皇销毁民间兵器的事。他问：“这始皇帝好像很笨啊。木棍就不能伤人了吗，销毁兵器有什么用呀？”
张居住正答道：“治理国家，只有在对百姓施恩德和廉政上下功夫，才能凝聚民心。天下要是有什么乱子，往往出在你防范的重点之外。这大秦帝国，就是几个小兵倡乱，豪杰并起，才亡的。所以最重要的是‘人和’啊。”
万历听到这里，不觉肃然！
张居正施行的帝王教育，抓住了一个根本，就是要让万历明白：你们朱家凭什么拥有天下？
印尼民间哲学有曰：“河里的青蛙，是从哪里来？”
搞不懂这个，迟早会把江山断送掉。
这方面最好的教材，莫如本朝皇帝的作为。张居正建议万历读一读朱老皇帝自己写的《皇陵碑》。这是一篇歌谣体的自传，是明朝人忆苦思甜的最佳读本。万历看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对张老师说：“先生给的《皇陵碑》，朕览之数遍，不胜感痛！”
张居正便启发他说：“自古以来的圣人，没有一个像咱们圣祖吃那么多苦的。那时候他四处盲流，甚至到了无以糊口的地步。老爷子、老太太去世，竟然买不起棺材。这是上天要圣祖拯救苍生，才让他如此备尝艰辛的。圣祖自淮右起义，动机就是为了救民啊！登了大宝以后，他把所有缴获来的珍奇异宝都毁掉，穿的依然是旧衣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