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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如果有拖延办事的官员，由部院举报；部院注销不实的，由六科举报；六科有隐瞒的，由内阁举报。所有的公务，只要逾期未完，负有责任的官员名单都将上报给内阁，由内阁拟旨查问。无正当理由而不办的，要给以惩罚。
这就是“声必中实，事可责成”——说办就必须来实的，事情才能办得成。
形成如此一个层层监督的网络，内阁对下面的办事效率和进展情况，就心中有数了。六科也有了正经事干，没功夫去胡说八道了。
这个办法，看起来没什么神奇，不过是把一个鸡蛋竖了起来。
但是，堂堂大明朝200年，谁也没想起这个鸡蛋其实是可以竖起来的。
即使是聪明盖世的朱老皇帝，也只是制定了一套要求公文备案的制度，也没想起来要制定相应的落实制度。
朱老皇帝白当了一回农民，他居然会不明白，驴子不抽它是不走的！
考成法出来后，兵部率先执行，其他的部院纷纷跟上，效果奇佳。万历三年正月，凤阳、广东、浙江三地的巡抚因上年未办结事而被罚俸三个月，全国官员震动。万历四年，地方抚按中有63人未完成134事，为此，郭思极等人因未完成11事以上而被夺俸。万历五年十一月，户部分员外郎贾实等48人因渎职而被勒令致仕。万历六年，共查上年应办的137件事，有76人被查出逾期。
考成法，点石成金了！
张居正以一人的意志与权威，终于终结了庞大帝国无效的“空转”。《明史》称，考成法一出，“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虽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万历六年户科给事情中石应该岳说：“考成之法一立，数十年废弛丛积、之政，渐次修。”万历时人沈鲤也曾说：“天下再无不奉法之吏，朝廷亦无制定了而推行不了的法律。”
张居正由此建立了极大的威望，中外无不瞻望其风采。
考成法为帝国的车轴加了油，张居正还对不大灵便的车轴也进行了修理。与考成法相辅相成的，还有以下几个措施——
首先是不拘一格选人才。
明朝的文官，出身有三种途径，一为进士、二为举人、监生、贡生，三为吏员。监生、贡生分别是由地方学官推荐，考入中央大学和省级大学的“大学生”。吏员是通过服吏役而获得做官资格的人。明代农民、士兵家有两三男丁以上的，须抽一名能识字的到官府服役，为期三年，抄抄写写，跑跑总务。三年后，优异者可进入京城各衙门服役三年，而后就可做官了。这种做法实在堪可玩味——几乎是强迫普通的老百姓一定要做官了。
洪武年间，上述三类人都可当官。永乐以后，开始讲究文凭。“吏部用人专以资格”。提拔最快和能升到高位的，惟有进士；举人、贡生则多受限制，吏员更是不用提。部、院和地方正官，全部由进士出身的垄断（老百姓做官哪能那么容易）。
嘉靖皇帝曾经有意改正这一弊病，恢复“三途并用”，但实行了两年，各地巡按保荐上来的官员仍是“进士十之七八，举人百之一二，岁贡则绝不齿及”（《明会要》）。到了隆庆年间，更是发展到进士无论怎样的废物，都是一流人才。持有高学历文凭者，不分青红皂白都是香饽饽；文凭低一点的，则被视为无用之人。比如，进士出身的为政如果宽厚，往往被誉为爱民；若举人为政宽厚，则被斥为姑息养奸。进士为政严厉，被誉为精明强干；举人严厉，那就是暴虐无道了——天生的小媳妇，怎么也没个好！
此种选人办法，可谓比傻瓜还傻。其后果就是，一旦科举考中了进士，即大功告成，人人皆不再求上进，其中有卑劣的更是放纵自己，骄狂不可一世。未得到进士出身的，先天地就被定为劣等人才，注定升不上去，于是心灰意懒、得过且过。
这种“文凭=才干”的选干制度，根本就不是激励机制，而是反激励机制。导致士人在考试前，人人皆思进取、想报国。一旦考完，中了进士的就不用再努力了，有恃无恐；未中进士的，前途无望，纷纷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两种人都缺少认真干活的动力，国家哪里还有什么可用的人才？
幸亏当时还没有什么“进士后”学制，否则连进士也要“贱如狗”了。
早在隆庆年间，高拱就开始了用人方面的改革，要求“授官之后，则惟考其政绩而不必问其出身”。张居正主持内阁后，并不因人废政，继续执行这一政策，主张“良吏不专在甲科（进士），甲科未必尽良吏”。曾有明文规定，推荐官员“毋得偏重甲科”。
为了对付官僚群体对新的选拔思路的抵制，他对科道官员的推举干脆规定了比例：进士占四分之三，举、贡占四之一，确保总能有一部分优秀的举贡人才进入科道。对太常寺（礼乐司）、鸿胪寺（礼仪司）及五城兵马司（首都警备区司令）等衙门的主官，均取消了出身限制，非进士的也可担任。
有一个他“破格用人”的例子最为抢眼。吏员出身的黄清曾任通判，为官一贯清廉，被誉为“天下第一等清官”，且富有才智，善于应变。后任嘉兴同知，主持修建2700余丈长的海盐县海塘，工程至为坚固，费用最为节省（因为不贪污）。此人什么都好，就是与上级、同僚的关系处不好。张居正不顾下面的议论，将其提拔为两淮盐运使同知（副省级），让他主持修建漕河关键部位——高宝内堤。此堤在这之前长期完不了工，黄清一去，两年即告完工。张居正激赏此人能力，又提升他为太仆卿（马政司主官）。黄清死后，张居正应总理河道大臣潘季驯的请求，为黄清立了祠，以供百姓纪念。小小一名吏员，“编制之外的”，竟受器重若此，对当时官场震动极大。
明代的官员任职，还有一大弊病，就是任期过短。本来明初洪武至正德之前，官员任期一般是九年，叫做“考满”，考满了才能调动。如果政绩卓著，上下都很满意，则任期也可能长于九年。各时期都有任期超过十五年的地方官。永乐至正统年间，任吏部尚书的蹇义甚至连任三十三年，几乎干了一辈子“太宰”。
到正德年间，这个好传统被武宗毁坏，任职更调过于频繁。一官到任，屁股还没坐热就走了谈何了解一方民情？办妥一件实事？官员在任时，都毫无长期打算。只要“无过”就可升迁，谁还愿意多事？所以皆“不以民事为急，崇尚虚文，计日待迁”。有那说得天花乱坠如孔孟再生、实际事务一样不干的，也许反而升得更快。
嘉靖年间也曾经有过规定，官员必须期满才调动，“不许无故更调”，但却实行不了。隆庆年间，有所好转。张居正则在万历二年，明确了久任之法，规定知府通过两考（三年一次考核）才能升职，如满了三考也就是任职九年，就可升布政使、按察使（正省级），不满九年的只能升副职，这中间差了两个级别。还规定，各省提学官没处理完本年科举事宜，不得升调
各部官员也是如此，如有贤能称职者，就地加官，不必纷纷更换部门，免得客观上鼓励奔走谋肥缺的欲望。
当然，占着茅坑不干事也不行。张居正还规定，知府知县“有才不宜于官、官不宜于地者”，省长可以自行调换。
这久任之法一实行，官员想坐火箭也难了，必须得在任上干出点实事，否则影响升迁。
——驴子是怎样跑起来的？很简单，就是用鞭子赶的。
张居正在考成法之外，对吏治采取的第二个办法，是整顿考核制度。
大明帝国的官员考核，在制度上可以说是很严谨的，但好制度就怕歪嘴和尚。本来，“考满”制度相当科学，三年初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只要有成绩，就升两级，跨了一大步。另外还有“京察”，每六年对全体京官考察一次；“外察”，每三年对外官考察一次。“考满”制度是看你政绩，京察外察是挑你毛病，侧重点不一样。
这一套制度，遇到了歪嘴会如何呢？就是走过场，考语不实，赏罚不公，甚至到期不考的也有。
张居正了解这里边的症结，他说“吏之难，非治民之难也，（而是）事人之难也。非得下之难也，悦上之难也。”看来，官儿也不好做啊——不是治理老百姓难，而是伺候人难；不是物色能干的下属难，而是取悦上级难。
张居正，太了解官员的痛苦了！
乌纱革履夜夜饭局，那是表面光；迎来送往、笑到脸僵，才是全无脊骨反类犬，不如平头老百姓有尊严！
可是，“为人上者又以爱憎喜怒”来评定名次，“说你是不是也是、是也不是”，你有甚办法？谁叫他官大呢！
把大官伺候好了，不管你干得好坏，他都给你下个“称职”的评语，你就算没白朝他笑。
本来明初时规定，官员考语由各衙正官来写，“察其行能，验其勤惰，从公考核明白，开写称职、平常、不称职词语”（《明会典》）但是各衙正官一般谁肯得罪人？你好我好大家好，到后来通通写上“称职”。大明称职的官员，你要是只看考核记录，那是成麻袋的装，但没几件事情是干明白了的。对此，张居正严令，考语必须分出等级，“大家好”就是大家都不怎么样。他还提出了好官坏官的区分标准：“惟以安静宜民者为最。其沿袭旧套，虚心矫饰者，虽浮誉甚隆，亦列下考。”
安民为上，其余免谈。玩花架子工程的，无一例外，都是劣等官员。
张居正要求，考察官员“但当察其事之实否，不必问其曾得罪于何人也”；考核必须依据事实，勿杂以爱憎；“不许偏执成说及出身资格，任意低昂，致枉公论”。得罪了什么大官，不能影响提拔；一般的舆论评价，不能作为依据；出身资格更不能作为标准。由内阁及六科监督部、院，部、院监督各省长官，考察一旦失实，就是“不称职”。你不好好考察别人，我就要考察你。这样一来，哪一层都不敢马虎。
官员分出好坏后，对好的要奖励。根据张居正的建议，从万历二年起，皇帝亲自接见列入“廉能”一类的官员，赐宴并奖励。皇恩浩荡啊，小小官员何尝想过能目睹天颜？因此这是对廉能官员的最大激励。而对“贪酷异常者”，则要移送法司问罪。
即使是勋贵犯法，张居正也敢于来硬的。开国功臣、朱老皇帝的义子沐英的后裔，世袭黔国公，世代镇守云南。当时的黔国公沐朝弼屡次违犯国法，按律应当法办。但一般人顾忌他在云南根深蒂固，怕引起变乱，主张姑息。张居正力排众议，他认为此事用一使者就可以办，沐朝弼必不敢反。于是派一使者前去云南宣读诏书，宣布由沐朝弼的儿子继承爵位，然后逮捕了这位老爵爷。沐朝弼果然乖乖就擒。
向一个庞大的惰性群体开战，从张居正这一面来说，是一场十足的“一个人的战争”。自从高拱被驱逐后，从隆庆六年到万历三年八月，与张居正同在内阁的，只有一个吕调阳。后来陆续增加了张四维、申时行、马自强。但“江陵柄政”时期，只有他一个人有实权；内阁和全体上下官员只是在执行他一个人的意图。
两宫太后与皇帝将“中外大权悉以委之”，这就是一把所向披靡的利剑。这场不对等的战争，也因此以张居正的大胜而告结束。
帝国这辆破车，终于让他给修理出个样子来了。
所有的问题，一旦说破，竟然简单到难以置信。
所有的问题，原来，都是人的问题。即便恢复到老祖宗的体制，只要人的工作有效率，国家也一样有朝气。
张居正说过：“法之不行，人之不力也，不议人而议法何益？”
他多年潜心钻研典章制度，知道帝国的软肋在哪里——办公效率。他的考成法，就是把考核与办公效率结合到了一起。交给了你几件工作？办完了几件？没办完的是什么原因？三个问号解决好，就万事大吉。
反观之，所有复杂的事情，都多少有些可疑。法律法规千万条，有几句话是真正能操作的？几句话是真正能起作用的？各种“主义”前仆后继，哪个主义能在低效率下创造“高产田”？更不要说吹牛、粉饰、搭花架子哄上级玩的勾当了。
张居正不是现代人，但不等于不是现代人就不聪明。聪明跟现代不现代的没有关系，只跟能不能痛痛快快的办事有关系。
万历二年正月十九日，大明皇帝宫内的会极门张灯结彩。文武百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