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十二日，终于有旨下：着锦衣卫逮捕吴中行等四人，在午门前打屁股。吴、赵二人，杖责六十下，遣返回原籍为民，永不叙用。
艾、沈二人杖责八十下，遣送极边远地区充军，遇大赦亦不恕。
四个人的待遇之所以有等差，是因为吴、赵二人只是主张首辅暂时回乡葬父，再伺机召回，而艾、沈二人则是主张首辅永久辞职，罪状有轻重之分。
吴中行早有万死不辞的心理准备，闻圣旨下，面向南方拜了拜家乡的老母，朗声道：“儿死矣，还有孙子可以伺候您！”又托付妻子说：“我知道你能事母抚孤，我就是死了亦无憾！”然后从容出门，跨马而上，前去受刑。
此时恰好锦衣卫缇骑凶神恶煞地赶到，吴中行遂弃马，回首家门大呼：“儿子，拿酒来！”
一碗烈酒一仰而尽！
刚烈的翰林书生随着缇骑，昂首向午门走去。
当天，天气阴惨，隐隐雷鸣不止。长安街上数以万计的市民争睹犯官模样，众人表情木然。
受刑者陆续从人墙中走过，至午门。此处已有左右“羽林卫”千人层层环绕，铠甲鲜明，各执戈戟，如林而立。中间只留一个行刑的空场。锦衣卫打手亦是肃立，手执木杖已等候多时。
犯官到齐后，司礼监太监十数人手捧“驾帖”（逮捕证），从午门内鱼贯而出，站定。
只听为首的太监大喝一声：“带犯人！”千余羽林卫壮士齐声呼应：“带犯人——”喊声直冲斗牛，连京城之外都能听见。
这场面若是胆小的，早就吓得晕死过去。
而后，太监宣读由刑科签署的驾帖，将各人事由、罪状、处罚逐一申明。
锦衣卫校尉当即扒下犯官的衣裤扔于地上，将诸人按倒在地，做好了行刑的准备。
张居正对吴中行等“门生造反”的行为尤为愤恨，暗中已经有话给锦衣卫，将几人往死里打。
既然有话，那还客气什么，只十几下后，犯官的屁股就皮开肉绽，继而血肉模糊！
酷刑过后，校尉们将四人裹以厚布，拽出长安门，任由家属用门板抬出都门（驱逐出京）。
一出禁宫，立刻有不怕死的官员围上来慰问。东厂人员便逐个叫住询问，并记下姓名，以便日后算帐。
吴中行受伤相当严重，抬到半路已没了气息。中书舍人（内阁中书科文书）秦住恰在此时带了医生赶来，连忙给他灌药，稍后才苏醒过来。
随即，厂卫又有催促出京的命令下来，家属只得仓促为吴中行裹了一下伤，又抬着他出城，踏上南归故乡的里程。路上，家人挖去吴两股上的腐肉数十坨，大若手掌，深至一寸，其中一股已经几乎没有肉了。吴中行痛得彻夜呻吟不止。
赵用贤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他身体肥胖，受刑后，腐肉溃落如掌。其妻一路拾拣，后“腊而藏之”，以做刻骨铭心之忆。
艾穆和沈思孝受刑后，戴上械具押入诏狱，都因伤重而昏死过去。三天后，家属用门板抬出都门，远赴戍地。在出城门时，艾穆身上鲜血淋漓，然意气如常，当着押解官和厂卫数十人的面，“犹厉声大骂江陵、冯保不绝口”。
士可杀，气不可夺也！
——华夏的浩然正气，全赖如此志士仁人一脉相传。即使在最黑暗的政治年代，亦有猛士奋不顾身。是男儿，岂能如犬豚苟活？斧钺加颈，又焉能令万人吞声？两千年的衣冠传承，文明灿若星汉，何以能让遍地的生灵都成无骨的蒿草！
艾穆是张居正的湖广同乡，张居正对他的发难尤为耿耿于怀，曾黯然对人道：“昔日分宜（严嵩）尚未有同乡攻击者，我不得比分宜矣！”（《明史》）
自张居正于十三日提出“在官守制”起，至二十二日四人受杖刑止，十天内，朝野人情汹汹，众人对张居正侧目而视，民间也流言四起。恰在张居正再次上疏乞归那一天，夜有彗星长数丈，街谈巷议更是加以附会。有人在西长安门贴出谤书，指张居正要造反！
看看乱得实在不像样子，万历皇帝赶忙于二十三日对群臣下了一道敕谕，以正视听。他说：朕身为君主，有权决定大臣的进退予夺；张居正身任天下之事，岂容一日去朕左右？群奸小人借纲常之说，行排挤之计，就是要孤立朕。今后若有邪恶之徒再欺君罔上，定罪不饶！
通告下来后，舆论才稍微平息了一些。
然而，张居正这次采用的强硬手段，效果并不佳，反对意见仍未压制得住。
十月二十四日，又有一个自愿送死的跳了出来。观政进士邹元标在四人受刑后毅然上疏，把炮火又升了一级，对张居正的人品、执政作风全盘否定，要求立即罢免张居正。他说，对于自己的亲人，生时不照顾，死时不奔丧，犹自称是“非常人”也。这不是丧心病狂，就是禽兽，怎么就能说是“非常人”呢？
他讽刺道，幸亏居正只是丁忧，尚可挽留；要是不幸因公捐躯，陛下之学将终不成、志将终不定耶？其实，居正一人不足惜，关键是后世若有揽权恋位者，必将引居正故事，甚至窥窃神器（阴谋篡位），那遗祸可就深远了，一言不可以尽！
这个邹元标，春天时才中的进士，被分配在吏部实习，与朝中政争本没有任何关涉。但因他是王学的信徒，所以对张居正素有不满。初生之犊不怕虎，在众人惴惴之时，偏要以卵击石！
他前一天即将奏疏写好，入朝时正逢吴中行等受刑。他远远看去，不禁怒发冲冠。杖刑一结束，他就向随值太监递上奏本。此刻正是敏感时期，太监怕事，不肯收。邹元标撒谎说：“我这是告假本。”又掏出银子来塞上，这才将奏本递入。
后事如何，不用说也知道。当天就有诏下，命杖责邹元标八十，发配极边卫所充军。
五人受刑后，“直声满天下”，而张居正在士人中的威望却急剧下降。这是他万万想不到的。
在这之后，仍有布衣韩万言、南京浙江道御史朱鸿谟，先后上疏为吴中行等人鸣冤，皆被严厉处置。翰林院张位、赵志皋等人也因论救吴中行相继被贬谪。
最为悲壮的是，宛陵（今安徽宣城）生员吴仕期十分仰慕受刑诸人，听说邹元标被谪路过京口（今江苏镇江），竟然步行数百里到江上相会，与邹握手谈天下事，慷慨激昂。归家后又写了一篇万言书，力陈张居正之非。张居正对他十分恼恨。
又有芜湖生员王律托名海瑞，写了一篇声讨张居正的疏文，人人皆以为真，四海为之轰动。后南京操江都御史胡槚为巴结张居正，命太平府（今当涂）同知龙宗武予以严查。龙宗武心领神会，将王律逮捕，严刑拷打。逼迫王律把无辜的吴仕期牵连进来，两案合并为一。
案件审结后上报给张居正，张暗示杀之了事。龙宗武便将吴仕期下狱，故意不给饭吃。吴仕期饿极，将衣服里的棉絮吃尽，仍未死，龙宗武则命人以沙囊堵其口毙之。后王律也被虐待至死。
消息传出，天下大哗，官民皆有怨愤不平者。
处在事件旋涡中心的张居正，并未尝到胜利的喜悦。
这是一次信心与声望上的重创。
他守父丧而不离开相位，从大局考虑，情有可原。但这样做是逆伦理习俗而动的非常之举，本应以温和、低调的手法处理，但在开始时，他过分相信皇帝的威力可以压倒舆情，“做戏”做得太过简单。当反对的浪潮爆发后，又过于惊慌失措，处理失之操切，以至步步被动，完全丧失了舆论的主动权。到最后，只能靠高压手段扑灭舆论，从而付出了最大的道义代价。
在镇压过程中，其斩尽杀绝的做法，也引起公众的心理反弹，为政敌指责其“擅权”提供了最好的口实。
在整个“夺情事件”中，张居正保留相位的好处，远抵不上失去人心的损失，并且此事对他以后的执政作风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张居正的门客宋尧愈在事前的建议与分析，可说是非常有远见的，可惜未被采纳。
“侧想素心人，浩歌渺空谷。”（张居正诗《潇湘道中》）
今日位高权重的张阁老，不知还能否记起年轻时的抱负？想廓清天下，自己先清否？想为不世之才，为何偏留下了百年之憾？
因为青史无情！
任何一个英明的人物，都不能以功绩作为资本来做恶事，人们在判断一个人好坏时，用的并不是加减法，而是有一分恶，就是一分恶。这一分恶只要做了，就将永久留在历史耻辱柱上，不是你其他方面的光辉可以抵消得了的。
张居正，从此有了不能瞑目之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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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有多少雄心大业浪淘尽
风波过后，又是百鸟压音。讨厌的人通通给逐出了视野，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张居正的位置，稳如磐石，来自后宫的信任与小皇帝的眷顾，一点儿没有衰减。但是，在他的内心世界，却有一个东西崩塌了。
在夺情风波之前，他很自负，认为自己在官场的平步青云，乃是才华超群所致。当了首辅之后，令出如山，无有阻碍，就更是为权力幻觉障住了眼。以为自己掌握的是唯一真理，以为自己是上天唯一钟情的人物，以为位居己下的其他人都是碌碌无为之辈。
所谓“不世之才”，就是指几百年出一个、甚至一千年才出一个的人物。
环顾大明浩瀚疆土，傲视天下万千苍生，谁行？谁配？
但是他忘记了，凡上天赋予一生灵以头脑，就有他的好恶，就有他的尊严。
屈居在你之下，或者因时运不佳，或是机遇尚未到。没有谁能把一个人真正看做是一尊神。
在夺情风波中，张居正的“楷模”形象被滔滔议论瓦解了。他第一次惊讶地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可他的权威，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人们都不吝自己的笑容。
他们随时可以把最恶毒的评价加在你的身上。
你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平凡到连起码的道德都不完美。
文渊阁往日的宁静飘然远去，张居正骤然感到自己是走在荆棘丛中。人心，不可测。不仅是门生能够反目，亲手提拔起来的下属居然也会背叛。
还有什么是可以相信的呢？
权力。惟有手中的权力，才可以让一切人俯首。他不再指望征服他们的心了，只须能征服他们的尊严。
从刘台发难，到夺情风波，张居正失去了往日的稳重。《国朝献征录》说他“志意渐恍惚”，面对异己力量，不再企图以德服人，而是“思以威权劫之，益无所顾忌”。《明史》也说，他从此“闻谤而不知惧，愤戾怨毒，务快己意”。
权力失去了道德的约束，就很可怕。当年十一月初一，当风波尚余尾声时，张居正就对官员队伍开始了“快意”的清洗。他以应对“星变”为理由，建议万历下诏“京察”。半个月后，吏部宣布查处51名官员，都是反对夺情一派的。南京操江都御史张岳，才名本来极高，只因反对夺情而以“才力不及”而降调。
反之，对拥护一派的则尽力提拔。南京吏部尚书潘晟官声素不佳，因为“立场坚定”，反而被擢升。
张居正当年逐高拱时，尚能重用几个高拱一系的人才，并不是一律排挤，如推荐张嘉胤为浙江巡抚、张学颜为户部尚书、吴兑为宣大总督，现在则已完全失去了那种肚量。
此次清洗并非出以公心，严重败坏了官场风气，令见风使舵者高兴、表里如一者沮丧。张居正的今日，变成了他曾在昨日猛烈抨击过的大昏大庸者。
看别家病易，剜自身疮难。谁能逃得了这铁律？
后来到了万历十三年，当时的吏部尚书杨巍上疏说：“执政为了清除异己才举行闰察，众心不服，请求永停闰察。”万历皇帝照准执行，取消闰察的原因，就是因为张居正在这次闰察中做得太不公平。
自这次闰察后，一个以乡谊、年谊、姻亲、师门为纽带的新的官僚体系建立起来了。张居正再不想陷入朝议的汪洋大海，他要的是一群没有自己嘴巴的人。
平心而论，这个新形成的依附集团，收纳的并不都是品行恶劣者，其中也有官声正直的人，像工部尚书曾吾平，平定西南土司叛乱有功，勤勉从政，从不打小报告，就是比较好的一个。
但明代官员中士大夫气还是比较重的，直臣虽多赞同张居正革除弊政，但却不齿张居正排斥异己的做法，宁愿回避。礼部尚书陆树声，是张居正的前辈，威望卓著。张居正一再表示想延揽入阁，但陆不屑为之，始终装聋作哑，后索性装病挂冠而去。
张居正对于内阁的同僚，亦是一样颐指气使。《明史》说，“当是时，政事一决居正，居正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