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今人陈礼荣考证，荆州的张宅是在城东。
陈先生说，张居正当年为向小皇帝表忠心，也是为在家乡父老面前夸耀，请万历给他新盖的荆州新宅院里一楼一堂题赐额名。万历欣然为他拟写了楼名“捧日”、堂名“纯忠”。
推测起来，张居正在老家荆州建的这个宅子，最引人注目的建筑当数“捧日楼”和“纯忠堂”了。在史志《江陵志余？卷五？宫室》中，收有“纯忠堂”的词条，曰：“纯忠堂，在城东，张文忠公敕赐堂也；万历元年，御题楼名‘捧日’，堂名‘纯忠’，御书大字对句一联，云：‘尔唯盐梅，汝作舟楫’（前一句出自《尚书》，意为“你是必不可少的调料”，离开你生活就谈而无味；后一句出自《书经》，意为假如我要过河，“需要你来做船”；也就是说，你是我的好帮手）。事变楼圯，唯堂独存。”最后一句说的“事变”，就是指抄家事件。事变后“捧日楼”被毁，但“纯忠堂”一直到清初都还在。
位于张宅内院的捧日楼、纯忠堂既然被明确标注为在荆州城东，那么，荆州张宅的地理方位，无疑就在城东了。与之相印证者，还有本书的“龙山书院”词条称：“龙山书院，在城东，察院前旧射圃（骑射练兵场）也，嘉靖三年置。张江陵建第，取土于此，事变宅废，书院之基，即捧日楼台也。”
这本地方史志《江陵志余》成书于明末清初，里面将张居正荆州家宅的沿革表述得一清二楚。今日，在荆州古城东门内建有仿古建筑一条街“张居正街”，可证张宅的位置久已被确认不谬。
当年，荆州的地方官不可能不明白这事，但谁敢说话？
有人问我：是先买票还是先上船。我说，当然先上船啊。因为我不知道我有没有那个能力买票…如果先买了票，我想我大概会在不经意间不小心丢掉。掉在哪里，我自己都不知，所以我只是一个人孤单的上船也许在某个醒悟了不再孤单的夜晚，用最后一点零钱买下一张破旧不堪的票。
抄就抄了，打击坏人怎么做都有理。这之后，“复辽”的舆论甚嚣尘上。不“复辽”，怎么能说明张居正罪大恶极？万历对这个，似乎兴趣并不很大，事情拖到万历十二年八月，才算有了说法。
八月九日，万历下诏，指示各衙门堂官会商辽王案件处理事宜，同时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拟复辽爵，及重论居正之罪。”
辽王宪节是没有儿子的，要“复辽”，可从旁支过继一个来，这个封号就还可以由这个家族承袭下去。
不过，恢复一个被废的宗室封号，对前任首辅再加重论罪，两件事都可能会有难以预料的影响。“复辽”，有可能助长宗室气焰；加重张居正的罪，将使此后所有的执政大臣胆寒！
万历之所以将两件事一并提出，侧重其实是在第二点，不“复辽”，就不足以定张居正的重罪。
这确是有点太过了，首辅申时行一向温和，也不得不提出异议。一来是兔死狐悲，二来他怕担不起这个历史责任。于是劝阻万历：张居正的罪状，就这么多了，于法已无可再加。至于复辽，不光是政治问题，还是个经济问题，因为“修废第于民穷财尽之时，复废国于宗多禄少之日，举朝无一人以为宜者”。
我的皇上，你若“复辽”，不是颁发一张平反诏书就算完事的，你还要给他重新建王府，今后又要多出一份宗室开支，要不了几年又将多出两、三万人吃财政饭！
在明代，因为国家养活宗室的负担太重，所以只要哪个藩王没有子嗣，人一死立即就废封除国——能省点儿就省点儿。
万历被击中了软肋，不言语了，想了想，憋出一句来：“内阁说得对。”
此事就此搁置，到头来以一道“王氏从厚，援徽府例赡食”的御批，把那不屈不挠的废王妃给打发了。徽王，是在嘉靖年间被废为庶民的，朝廷对他的原配一直还给一点赡养。辽王妃掀起这么大的波澜，仇是报了，可昔日辉煌未能重拾，只弄到了一份不错的赡养而已。
朝廷上演戏，不是所有的角色都能得到恩赏的。
真正受益的，是言官里的李植、江东之、羊可立三人，因为咬得最狠，把张居正当成逆臣贼子来咬，因而甚得万历垂青。皇帝给吏部下了个指示，说三人“摘发大奸有功，俱着于京堂不次使用。”就是指令破格提他们做副部长。
三人果然以七品御史连升六级，各得正四品少卿职。真是：京中一日三少卿，狂吠亦得乌纱顶。
其中，以李植尤为无耻，他曾经“数为人言：‘至尊（皇上）呼我为儿。’”——若呼你为孙，岂不要乐颠馅儿乎！
司礼监太监张诚因抄家有功，赐荫弟侄一人为锦衣卫百户。后张诚接任司礼监掌印太监，权势威风堪比当日冯保。
张四维于万历十一年四月丁忧，回家去了，到万历十三年十月病故。这一段时间，正是查抄张居正家产的时候，他不在朝中，躲过了一场尴尬。
而继任的首辅申时行，目睹张居正身后的惨祸，刻骨铭心，此后凡一切事务，均施行“宽政”。
“废辽案”至此，尘埃落下。
万历十二年八月，对张居正的最终判决出来了。都察院按万历的旨意，参劾已故首辅张居正。这是一份国家起诉书，万历批示了一段话，给张居正做了定论——
“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朕聪；私占废辽地亩；假以丈量，庶希骚动海内；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论。伊属张居易、张嗣修、张顺、张书都著永戍烟瘴地面，永远充军。”
同时下令，张居正的罪状，要在各省张榜公告。
——此时，距张居正病榻瞑目，仅仅两年多。
闻道长安如弈棋，但这终局……未免太残酷。
为国任事，结局尔尔！
昨为“肱股良辅”，今为“谋国不忠”，世事翻覆何如儿戏？
他只管把自己的江山拆尽、家底败光，但是——
问只问：天公为何憎良人？为何？为何！
天不佑大明，夫复何言！
后世史家在论及万历对张居正的“寡恩”时，都有不平之气。对他“寡恩”的根源做了种种分析，大略有任性说，有报复说，有立威说，有心理情结说，有性格缺陷说，有阶级本质说，也有实用主义说。
我只能讲，万历的这种性格乖谬，也许来自朱家皇帝的遗传，无可理喻。无论用什么来解释，都让人觉得，他不至于非要对一个已故功臣下如此辣手。
上帝欲使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我以为，唯一可以勉强解释得通的，就是万历要以这种酷烈手段，为皇权张本，裁抑权臣。后世有人曾说，明朝只有两个人可称“真宰相”，一为严嵩，一为张居正。但当今也有人指出，能操控全局、决定国策的，唯张居正一人而已。
明初李善长、胡惟庸，不过仅仅专恣自用、广树朋党，就被朱元璋诬以谋反罪族诛。而张居正则是在十年柄政中，完全代行了皇权，成了真正的“无冕皇帝”。他忠心事君，操劳十年，使老大帝国重见雄风。但无论如何，是大大地触犯了皇权体制——这一杯羹，寡人可与王振、刘瑾这样的家奴分享，却不能容得一个有作为的权臣染指。万历只不过学了他的老祖宗，以非常手段摧毁权臣根基，让千秋万代的大臣不敢再做此念。
如此而已！
当时唯一能够制止万历清算张居正的人，是慈圣太后（李太后）。但是，其间未见她有任何动作。她对张居正的人品、才干及忠诚，应是十分信任的。万历的前十年，是她与小皇帝“孤儿寡母”的权力危险期，她却毅然将一切国事委之于居正，不能不说是独具眼光。
但张居正死后，她却容忍了万历进行这场毫无必要的清算。原因何在？有人说是因为听信了万历的话，贪图张家的一点点钱财。
但我以为，还是“实用主义说”才能合理解释她的这种沉默。
张居正生前不会对皇帝位置构成威胁，她是坚信不移的。那么死后，世间是否还有张居正，她没有把握。因此，借张居正身后名声的败亡，儆示将来可能觊觎皇权的大臣，亦无不可。
但是，这种鼠目寸光，这种卑鄙手段，很快就见出其负面效果——简直是天报应！
一个大国之兴，须百年以上的震荡与血浸；
而一个大国之亡，只短短十几年间就可成为定数。
一位大国的执政者，他尽可以尚气任性，予取予夺，甚至视民生若无物，但是，他或他的子孙绝逃不过洪水滔天的那一刻！
居正倒台，万历松绑——小皇帝久盼的这一天终于到来。
在砸烂昔日权威的狂欢之中，帝国刚刚修复的马车，又疯一般向悬崖驰去。
一切都反着来吧。
万历和张、申内阁君臣相通，“尽反其政，以媚天下”（钱谦益《牧斋初学集》）。
张居正裁汰冗员，以舒财政之困；那么我就恢复冗职，多多益善。至万历二十年，净增139个职位，不仅将隆、万之交所削减的职位全部恢复，还有所增加。
张居正改革学政，裁抑生员；那么我就增加名额，任其干政乱政，鱼肉平民。
张居正整顿驿递，缩减供应；那么我就放宽限制，让禁令名存实亡，大家一齐来沾光。
张居正提倡任人唯才，不拘一格；那么我就重新设定资历阶梯，不问能不能胜任，只管资历够不够。
张居正力推考成法，讲究行政效率；那我就废除考成法，行宽厚之政，做与不做，随你们便吧。
吏治上的松弛，固然是皆大欢喜，又有万年的太平官好做了，可是，效率下降的背面，就是腐败上升。
而腐败这碗美酒，皆是民力的血汗酿造！
张居正死后，一条鞭法虽然还在执行，但清丈已全部停止。最富庶的江南一带，富户与官府重又勾结，隐瞒土地，降低户等。有的里甲有田千亩；有的里甲仅有数十亩，赋税摊派仍是按照里甲。这又是穷者税重、富者税轻，以致贫户“家破身亡者十之八九”。
贫户不堪压迫，只得破产逃亡，土地兼并死火复燃。常有一州一县的土地，为王府所占达七成，军屯占二成，民间仅占一成！
张居正执政期间，收支平衡，且年年有盈余。万历刚一亲政，就入不敷出，亲政当年就超支54万余两。第二年超支176万余两，以致“计十余年之积，不足为二年抵补之资”（《万历起居注》）。
宫内开支再无人限制，钱不够用，就搜刮国库与州县。户部的年收入，三分之二收入内库；州县则“尽刮库藏，尚不足用”（《明神宗实录》）。
万历十九年至二十八年间，先后发动“三大征”，平定内乱，援朝抗倭，武功伟业固然辉煌，但总共耗去军费1000余万两，家底已经空了！
——“国储荡然，基无穷之祸”！
张居正攒下的家底光了，就另法搜求。万历二十四年，万历派出大批宦官充当“矿监”、“税使”，分赴各地加征工商税。富商不能承受，破产者十之六七。
矿税太监随意差遣呵斥地方官员，搜刮勒索，仅在云南一地就杖毙数千人，数度激起民变。
——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只要有人活着，钱是搜刮不完的。
万历十二年，那个把张敬修给逼死的丘橓，忍受不了官场的腐败，上疏痛斥不正之风：“下官多以广交为能，或明送于公门，或暗投于原籍。上官又多以不取为拙，或充囊橐以自肥，或括金币以为赂。”
他万分感叹，说如今“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况以官致富，又以富买官！”（《万历邸抄》）
官如此，百姓如何？
人祸不止，天灾又降。中原各省自万历十年后，年年有灾民流离、哀鸿遍野。史书上频频出现“水旱相仍，大饥疫，人死无数”的记录。
万历十四年，南京给事中孙世祯上疏，说：“承运库买金珠宝玉至十九万有奇，若少减数万，即可活数万垂死之命。”（《国榷》）
万历听不得这个，下诏处孙世祯罚俸。
万历二十一年，又有官员报告，饥民艰难，有以食雁粪、树皮才得以存活的，并将实物及“人相食”图画呈上，企图打动“圣心”。结果是郑贵妃拿出五千两银赈济了一下——以后怎么办，那是百姓自己的事。
万历二十五年，刑部左侍郎吕坤上《忧危疏》，几乎是在哀告了：“流民未复乡井，弃地尚多荒芜。存者代去者赔粮，生者为死者顶役。破屋颓墙，风雨不蔽，单衣湿地，苫蒿不完。儿女啼饥号寒，父母吞声饮泣。君门万里，谁复垂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