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的无类牵附方法，必然导出客观世界为主观自我的外化。所谓“己
先起之而物以类皮之而动”，所谓“内视反听”，所谓“知其本心”，皆是
此义。客观为主观的所生，正是唯心主义的基本命题。在董仲舒论到了宇宙
运动问题的时候，一般的否定了事物的自己运动，一切的运动，皆是应外在
的“无形”力量的冲击而起。所以说“相动无形，则为之自然；其实非自然
也，有使之然者矣。物固有实使之，其使之无形”。在此处，董仲舒的唯心
主义遂与机械方法的外因论相会会而为一体。此种作为运动原因的无形力
量，薰仲舒明言其为“聪明神圣”者的“本心”；再溯上去，就是赋有着智
力与意志的人格神（天），武王周公都能以内心的本心来预知的，所以说“天
之见此，以劝之也”。这样，又与有神论及目的论相合流。
从唯心论、外因论、有神论及目的论出发，归纳的推理方法根本无从产
生，而只有走上纯演绎的推理方法一途。董仲舒于此，通过了儒家传统的以
微知著、因小见大的逻辑，承借了驺衍察禨祥的庸俗哲学，而表达自己的演
绎推理。例如：
“春秋至意有二端，不本二端之所从起，亦未可与论灾异也，
大小微著之分也。夫览求微细于无端之处，诚知小之为大也，微之
将为著也。吉凶未形，？？故圣人能系心于微而致之著也。是故春
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
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二端）
此处作演释推理大前提的范畴叫做“元”，这是把武帝的“太一”神唯
理化了的东西。董仲舒曾作解释如下：
“谓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志者（按“知”“志”通，应作“知
元年老”），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轻。唯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
元也。？？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元者，为万物
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
（据钱校“错简”定说，移为相接之文。）”（玉英重政）
“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
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
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
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
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
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侠臣。诸福之物，可
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汉书本传）
这样看来，董仲舒所说的“元”，无疑地是“太一”神的正名主义的理
论范畴。因而其演绎的途径是从一到多、从心到物的波状扩张推理。此一逻
辑的推理形式与董仲舒在伦理学上的动机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
其功”），在法律学上的诛心说，均密切相关。而最重要的，即此种推理的终
始程序，完全是当时中央集权主义的统洽政术的反映。在“天”有天地之前
的“元”、有“太一”，在地下就有帝王的正心，居然“能属万物于一而系
之元”，而百官万民就都正于帝王，没有奸邪了！他又说：
“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
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
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春秋立义，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
诸山川不在封内不祭。有天子在，诸侯不得专地，不得专封，不得
专执。天子之大夫不得舞天子之乐，不得致天子之赋，不得适天子
之贵。君亲无将，将而诛。大夫不得世，大夫不得废置君命。立适
以是不以览，立于以贵不只长，立夫人以适不以妾。天子不臣母后
之党。亲近以来远，未有不先近而致远者也。故内其国而外诸夏，
内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明王视于冥冥，听于无声，
天复地载，天下万国，莫敢不悉靖供职受命者，不示臣下以知之至
也。故道同则不能相先，情同则不能相使；此其教也。由此观之，
未有去人君之权能制其势者也，未有贵贱无差能全其位者也。”（王
道）“天下者无患，然后性可善，性可善然后清廉之他流，清廉之化
流，然后王道举，礼乐兴，其心在此矣。？？故曰立义以明尊卑之
分，强干弱枝以明大小之职，别嫌疑之行以明正世之义，采摭托义
以矫失礼；善无小而不举，恶无小而不去，以纯其美；别贤不肖以
明其尊，亲近以来远，因其国而容天下，名伦等物不失其理，公心
以是非，赏善诛恶而王泽洽，始于除患正一而万物备。”（盟会要）
上引董仲舒“自近者始”的“王道”政治的推理方法，与孟子“善推其
所为”的王道推理，并无二致；故其在逻辑上同样为“无类”的比附，或类
概念的滥用。董仲舒所不同于孟子者，在于他的王道观以中世纪中央专制主
义（“强斡弱枝”）的“国之元”的人君为发动的枢纽，而配于“天”之“元”，
复由此导出“天子之赋”和“人君之权”。在这样的理论之下，和土地国有
制相矛盾的“专地”就成为不合法的了，武帝专盗土的法律就理论化了。因
此，作为逻辑细胞的概念（“名”），分析到最后，一般的皆在天上寻出了起
源。例如：
“名生于真，非真弗以为名。名者，圣人之所以真物也。名之
为言，真也。故凡百讥有黮，黮者各反其真，则黮黮者还昭昭耳。
欲审曲直，莫如引绳，欲审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审于是非也，犹
绳之审于曲直也。诘其名实，观其离合，则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谰已。”
（深察名号）
此所谓“名生于真”，我们不可望文生义，以为董仲舒是以概念为客观
事物的反映；相反的，他所谓“真”，乃是“天意”的别名，“真”与“名”
的关系，恰如其所说的“天人之际”。例如：
“是非之正取之逆顺，逆顺之正取之名号，名号之正取之天地，
天地为名号之大义也。古之圣人，謞而效天地谓之号，鸣而命施谓
之名，名之为言，鸣与命也。号之为言，謞而效也。謞而效天地者
为号，鸣而命者为名。名号异声而同本，皆鸣号而达天意者也。天
不言使人发其意，弗为使人行其中，名则圣人所发天意，不可不深
观也。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如父，事
天以孝道也。号为诸侯者，宜谨视所候，奉之天子也，号为大夫者，
宜厚其忠信，敦其礼义，使善大于匹夫之义，足以化也。士者，事
也。民者，瞑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从上而已。五号自赞，各
有分，分中委曲，曲有名，名众于号，号其大全名也者，名其别离
分散也。号凡而略。名祥而目，目者，遍辨其事也，凡者，独举其
大也。享鬼神者，号一曰祭，祭之散名，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尝，
冬曰■；猎禽兽者。号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搜，冬狩复獼，
无有不皆中天意者，物莫不有凡号，号莫不有散名，如是，是故事
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会而为一，同而通理，动而相
益，顺而相受，谓之德道。诗曰：‘维号斯言，有伦有迹’，此之
谓也。”（深察名号）
于此，我们需要赂为分析：
第一，董仲舒所说的“大全名”与“分散名”之概念分类法，无疑地是
荀子正名篇所说“大共名”与“大别名”之直接承借。在“物莫不有凡号，
号莫不有散名”的命题里，固然表现着“共名”与“别名”之相盈而不相离，
而实质上则是“君者群也”、“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与“民受未善于天而
退受成教之性于王”的小世纪名分绝对化的逻辑反映。他不说“名实”而说
“名号”，在形式上固然是韩非子诡使篇所说“夫立名号所以为尊也”的沿
袭，但他更变质而为“先正王而系万事”。荀韩的逻辑思想是古代的变革武
器，而董仲舒则使之庸俗化风“别嫌疑，异同类”，“切刺讥之所罚，考变
异之所加”。在这样逻辑的体系里阶级的名号都固定起来，而和法典形式相
适应，特别是人民的名号，“民者瞑也”的正名，充分暴露了他的阶级立场。
第二，董仲舒以逆顺为是非的标准，名号为逆顺的标准，皆是儒家正名
主义传统的庸俗化；至于以天地为名号的大义，名与号皆圣人鸣謞而达天意
者，所说“天不言使其发其意。弗为使人行其中，名则圣人所天意，受命之
君，天意之所予”，则是董仲舒所新创，而与其天人感应之说相互呼应。他
在推理论上的滥用类概念所作种种神学的比附，正导源于此种概念起源论的
神学性质。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方法，就在于所谓“举事变见有重焉”，
“见事变之所至者”，“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
第三，董仲舒的逻辑以无类的演绎比附及神学的概念起源为最大特征；
他的主观比类，所谓“耳闻而记，目见而书，或徐或察，皆以其先接于我者
序之”（观德）亦恰在此特征上保证了它的中世纪思想史上的正宗地位。正宗
既然确立，则作为正宗反对者的异端，循着思想史的辩证发展，必然在概念
起源上提出唯物主义的观点，在推理方法上转入归纳法，并以经验及归纳为
核心，而从事于神学的批判，使目的论的宇宙观失其依据。在这一意义上，
就在汉代出现了唯物主义的体系，而以王充为杰出的代表。
第四章 司马迁的思想及其史学
第一节 司马迁的时代和他的著作的思想性
司马迁是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和社会思想家。他“年十岁，则
诵古文”（史记：太史公自序），认识古文经籍；他“观史记考行事”（天官书），
“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自序），熟习前代古史；他“悉论先人所次旧闻，
弗敢阙”（自序），明悉古今掌故；他游历名山大川，足迹遍当时郡国（详见王
国维太史公行年考），采寻遗文逸事。他更有诸子的传统，他的父亲谈，“学
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惕何，习道论于黄子”（自序）。谈尝引易大传说的“天
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教训他说，百家之学都是务为治的，没有什
么正统与异端的区别，“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自序索隐说：“案
六家同归于正，然所从之道殊涂，学或有传习省察，或有不省者耳。”此注
不甚显明，以谈注谈，后文即说“群臣并至，使各自明”，“窾言”或“端
言”，都可听察而用，故“有省有不省”，言能不能省察而用。）
从汉代以来，各家都承认他广博，汉班固说他“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
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汉书司马迁传），唐刘知几说他“语其通博信
作者之渊海也”（史通书志篇，按刘氏好斥太史公纰缪），唐张守节史记正义
序说他“贯■经传，旁搜史子”，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序说他属稿时“先据左
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及诸子百家之书，而后贯穿经传，驰骋古今，错
综？？括”。更重要的是，他的史记一书的内容。
司马迁用一生精力所写成的伟大著作太史公书，即后人所称的编于二十
四史首部的史记。这是一部继承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传统的私人著述，和当时
御用学者博士官们所做的奔兢工作是背道而驰的。在这一部史无前例的通史
中，包括着从黄帝到汉武帝为止的约三千年历史，分为十二本纪（近似于政治
史）、十表（近似于年表）、八书（近似于社会制度史）、三十世家（近似于国别
史和人物传记）、七十列传（近似于人物传记和思想史），共一百三十篇。纪、
表、书、世家和列传就是郑樵所说的“五体”，开创了中国史家“纪传体”
的先河。从史记的内容来看，司马迁企图要对三千年的历史图景作出前人所
不能作的总结，特别是企图要把汉兴以来的当代社会图景，冒大不韪而创出
当代学者所不敢做的“实录”。在这一点，连不同意司马迁的进步的世界观
的班固，也不能不借他人的口吻来叹服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
隐恶，故谓之实录”。从史记所交织的对象来看，又可以说“好学深思”的
司马迁的史学眼光是嶙峋不凡的：时代的制度演变、民族的生活状况、社会
的人物面貌、思想潮流的发展倾向，都生动地被他用多种多样的文学形式描
画出来，特别是他略古详今的记述以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占据同等地位的实
录，更表现出光辉的价值，而为后代官方史学者所不能及。至于史记所表现
的古典现实主义文学，其价值也和历史学相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