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要服从于统治阶级的利害关系了。
前面所引马克思的公式，特别指出，封建制的地租形态，是因为有农业
和手工业的结合，才成为例如亚洲的社会形态的适合的基础。接着他说：“这
种实物地租的量可以大到这样，从致劳动条件的再生产、生产资料的再生产，
都严厉地受到威胁，从致生产的扩大或多或少成为不可能的，并压迫直接生
产者，使他们只能得到维持肉体生存的最小限量的生活资料。”（参看资本论，
第三卷，页一○三九）我们就在汉代盛世，已经从贾谊的文中看出了这样现
象，如上面举的例，一方面男耕女织的结果，是衣食不保，另一方面耕织的
资财是几乎完全奉养统治阶级，还嫌不能满足其欲望。秦汉以后的所谓劝农
桑、重桑梓的内容以及各代有关郡县典章的说明，就更使我们易于理解了。
既然中国封建制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是由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
统一形成的”，那么地租的剥削，自然就和这一基础有所关联。在中国历代
文献中，这种剥削形态叫做“租调”。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通过土地所有
制形式，在封建的超经济剥削关系上面也刻上烙印，所谓“租”课粟米，“调”
输布帛，文献上也称“课调”。
租调的制度在古代已经有了萌芽形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夫买庸（原作“卖庸”，今按经文“取庸”义改）而播耕者，主人（地主）
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钱易者，非爱庸客（农奴）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
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耕耘，尽巧而正畦陌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
且美，钱布且易云也。”
这段话虽然提出了“调布”，但其涵义历来学者解释不同，尚有待于研
究。秦代文献多佚失，但始皇本纪也讲到“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藁”。汉初
文景有名的三诏都着重地提到“农桑”和“耕织”，晁错更提到“粟米布帛”。
我们认为西汉制度的田租是以粟帛兼输的。西汉尚书郎四人，内一人主“户
口垦田”，一人“主财帛兼输”。西汉既然“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
从女贡织帛来讲，其中用布帛均输，自然要如史书记载的，竟达到百万匹以
至五百万匹，因而在地租之中没有布调是不可能的。左雄就指出“特选横调，
纷纷不绝”，贡禹就主张“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壹意农业”。
到了王莽的王田制，便固定下来，“以周官税民，凡田不耕为不殖，出三夫
之税，城郭中宅不树艺者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无事，出夫布一匹。”
（汉书食货志）
东汉的租调继承西汉制度，后汉书百官志指明掌布帛钱谷的都有享职。
统归大司农指挥，称布调为“调度”。明帝曾赦陇西勿收某年的租调，章帝
诏以布帛为租，桓帝也曾下诏免除某年的“调度”，但其初年租调的调，居
然“河内一郡，尝调缣素绮縠，才八万馀匹，今乃十五万匹，？？民多流亡，
皆虚张户口。”（后汉纪卷二十孝质皇帝纪）到了灵帝时，“中御府积天下之
绘，西园引司农之臧”（后汉书吕强传）。再据后汉书朱晖传说的“取布帛为
租，以通天下之用”看来，租调制的法律化起源于秦汉，并在汉代取得了更
固定的形式，反过来更把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巩固起来。这一制度即成为后
代租和调、租庸调的法律的张本（两税制虽然有些改变，但其内容仍然是农产
物和手织物分期输纳的）。它们都利用着农村公社的组织，使耕男织女或人户
匹庶尽其所能地输纳剩馀生产物，因而就成为东方专制主义的基础。直到唐
代，“仓库”二字的定义，在唐律疏议中，还沿用汉代百官制的法令，并且
这样规定：“仓，谓贮粟麦之属；库，谓贮器仗绵绢之类”。“食货”的经
济意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亚洲，国王和僧侣保管之下的这种贮藏
货币（郭译本作“宝库”），宁可说是他们的权力的表征。”（参看政治经济学
批判，人民出版社版，页九二）
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桔合形式，既然是东方封建制的生产方式的条件，
又是巩固东方专制政制的基础，那么从秦汉以来的皇朝“劝农桑”以增加所
谓食货的诏令，就容易明白了。这种结合形式既然表现出“前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内部的坚固性和结构，对于商业的分解作用是一种障碍”，那么中国的
封建制度的顽固性，也要溯源于秦汉制度的渊源。
第二节 秦汉的封建贵族与豪族地主
上面说明的是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广阔的基础，这里再进一步研究和这
种基础相随伴的生产方式。这两个问题是相关联的。马克思指出：“生产方
式本身愈是适皮于陈旧的传统（在农业上，傅统的方式长久保持着，而在东方
的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中，保持还要长久），也就是说，占有的实际过程所遭
受到的变化愈少，那末，陈旧的所有制形态就愈巩固，而集团一般地说也因
之更为巩固。”（参看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人民出版社版，页三一）这
里所说的“所有制形态”即指经济基础，“集团”即指不同的阶级。
生产方式，依据资本论的定义，是特殊的生产资料和特殊的劳动力的结
合关系，它决定着某一社会经济构成的倾向。资本论的第一句话所从比政治
经济学批判的第一句同样的话更为完善，就在于它点明了生产方式的支配的
性质。因此，封建制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结合关系，就支配着封建主义社
会的圣性质。列宁关于阶级的定义，也是从生产资料的所有地位和劳动的领
有关系来分析的。下面首先研究秦汉封建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即怎样
形成了豪族地主的占有制和皇族地主的国有制。
我们以为秦人开始在法律上易器（器指国家形态），也正如西洋古代通过
了隶农制的小生产，从挽救劳动力在奴隶制度下的危机。在中国秦代一开始
并没有如后来所谓的“兼并”，起始仅是小生产制度的建立，例如史言秦人
尽废井田，任民所耕，不计多少，而随其所占之田，以制赋。蔡泽说：“商
君决裂井田，废坏阡陌，从静百姓之业，而一其志。”文献通考节引以上前
数语，并说：“夫曰静曰一，则可见周授田之制，至秦时必是扰乱无章，轻
重不均矣。朱晦庵语录亦谓因蔡泽此语，可见周制至秦，不能无弊。”按县
乡亭的秦制正具有以农村为出发点的封建性质。
史载秦孝公十四年初为赋。它为什么要被大书特书呢？过去史学者常笼
统说这是舍地而税人的开始，但对于这一问题没有什么说明。我们以为这就
是裂地名官在法律上的必然典式，换言之，这标志着向封建财产所有制的合
法形式的转变，古代社会的母胎内已经孕育下封建制社会的胚种了。
秦孝公十二年开始建立县乡亭制。汉书百官表说：“县令长皆秦官，？？万
户以上为合，秩千石（所谓禄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
有丞尉。”县下为多，乡置三老，有秩，游激之外，有啬夫一职，即职听讼收赋
税。十亭一乡，十里一亭，享有是（汉高祖刘邦就是这样的亭长出身）。继汉书百
官志说：“其乡小者县置啬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
多少。”这样看来，裂地名官改变了氏族宗子“国”食于“鄙”“野”的古代经
界制，即古代制的一国不过这样裂地分官的一县而已。制赋的来历并非一件随意
做的小事，因为任民所耕，占有土地，随其所“占”之田，始制租赋，这种租赋
在经济学上即为“地租”（汉制，赋、租、税三名不同，但关于田租有统称曰租
赋、租税）。因为中世纪的公私经济不分，我们不能以狭义的“赋”字的古义如
“赋以足兵”、“赋充实府库赐与之用”而为名词所拘。史称孝公制县，为开阡
陌，杜佑通典在此条说：“秦孝公任商鞅，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
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于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而务本于内。？？故
废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数年之间，国富兵强。”这并非仅对于
自然的征服，若没有财产所有制的变革，就不会有所成就，而主要在于所谓“以
静百姓之业，而一其志”向“利其田宅”方面发展。生产力既有增进，新的租赋
才可以增加。始皇统一以后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以定赋，这是指全国而言。汉
书食货志说：“秦田租口赋樱а翁队诠牛蚋烂裰铮笆�
（言贫人无田，而耕垦豪富家之田，十分之中以五输田主）。？？汉兴，循而未改。”
又歌：“天下既定，高帝？？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从赋于民。”
以上讲的剥削率是否正确，下面详论，这里我们已经知道，百分之百的剥削率被
地主贵族所得。一句话讲，他们是地主阶级与封建贵族。史记货殖列传说：
“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人，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税，
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
万息二千，（户）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态所
好美矣。？？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这里所说的“千户之君”是封建诸侯，“百万之家”是豪族地主，今分
别论述。
第一，封建诸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指出，军事制度是和财产所有制
形态相关联的，并特别说明军事编制影响了封建社会的财产所有制的形成。
这在秦汉的军功爵制度上表现得十分明白。商鞅变法以宗室有军功者始得为
属籍，可见氏族宗室有战功的就可做领主，史言战得甲首者益困宅，五甲首
而隶设五家。商鞅便以功封于商，食十五邑（邑为虚名，实际上要看邑的户
数），号曰商君。秦襄王时吕不韦封文信侯，食河南十万卢。始皇二十六年统
一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说：“汉
兴，功臣受封者百有馀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
二三，是烈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
萧曹绛灌之属或至四万，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后汉书黄琼传说：“今诸
侯以户邑为制，不以里数为限。萧何识高祖于泗水，霍光定倾危以兴国，皆
益户增封，以显其功。”高祖袭秦之领主制（即食邑户之侯），“列侯？？功
大者食县，小者食乡亭，得臣其所食吏民。”（百宫志）自天子诸侯王封君，
都是大小领主，所以说一切“租税之人，自天子以至封君踢沐邑，皆各为私
奉养，不领于天下之经费。”（食货志）汉初功臣争封，史言确凿，留侯所说
的“天下游土，离亲戚，奔填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望咫尺之地”，
就指的是六国后人对小领主梦想的追求。不要以为户邑并提的财产占有形态
是随意的，更不要以为领主占有是完全私有，它实质上是由国有土地的“公
田”中赏赐的，特别在景武以后，法律规定，领主只能衣食租税，这就说明
领主的占有权是不稳定的。
汉初郡国，其仅至大，已为史家所特举。高祖十一年诏：“今献未有程，
吏或多赋以为献，而猪侯王尤多，民疾之。”十二年诏：“列侯皆贪自置吏，
得赋敛。”（汉书高帝纪）大领主的郡国列侯，已成为实陈上割据的人君，这
曾招来七国之反。景帝三年吴王反时遗诸侯书就以领主制相号召，“诸王？？
能靳捕大将者，？？封万户，列将，？？封五千户，裨将，？？封二千户，
二千石，？？封千户，千石，？？封五百户，皆为列侯。其以军若城邑降者，
卒万人，邑万户，如得大将；人户五千，如得列将；人户三千，如得裨将；
人户千，如得二千石。？？共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史记吴王濞列傅）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军事体制和封建制占有形式的关系了，占有形式的多寡
是和罩功编制的大小相照应的。
秦汉豪族的地租，大约是劳动生产物的十分之五，即百分之百的剥削率。
所谓“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汉兴循而未改。”（汉书食货志）史称
高祖以后列帝多有更改，或歌十五而税一，或说三十而税一，此当是因灾变
等事临时的法令，与临时免租同；至多仅是名义上的地租，而实质上的地租
另有算法。王莽令：“？？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会无立
锥之居。？？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
陵，分田劫假（按分田谓贫者无田而取富人田耕种，共分其所收：劫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