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大规模生产有助于更好地实现“专业化分工协作”。大诗人李白小时候见到一个老婆婆磨一根铁杵，“只要工夫深，能磨绣花针”，由此深受激励，奋发读书。作为一个励志故事，老婆婆的行为很有教育意义。但是以企业生产的角度看，则是效率太过低下。18世纪的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已经以大头针行业为例说明了这个问题。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一天下来也只能做一个大头针，但是如果将生产化分为18道工序，每人只承担一道工序，平均算下来，大头针的人均日产量竟然可以达到4800个。这已经很形象地说明规模经济的显著。
第二，除去生产协作的因素外，某些生产要素自身的特性也需要规模经济。某些大型设备与小型设备相比，每单位产出的制造费用和维修费通常就要低。比如国际上的输油管道，如果将其直径扩大一倍，其周长也相应扩大1倍，但由简单的面积计算公式可知，油管的截面积将超过l倍，即其运输能力也将超过1倍。这就是规模经济，每单位原油的运输成本将随之降低。另外，像电脑管理、流水作业这样的先进工艺和技术，只能在产量达到一定水平时才能够采用。比如汽车制造，实施流水线作业时，其成本优势十分明显。一般计算表明，一家汽车制造厂的年产量如果大于30万辆，其生产成本将会比小规模生产大大降低。在20世纪初，美国的福特汽车公司率先应用了大批量生产工艺，从而大大降低成本，成为汽车工业的领军人物。
但是，我们也知道“三个和尚没水喝”，企业一味追求大规模，未必就实现高效益。
这是因为各种生产因素都是有一定极限的，当生产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不太可能还要追求规模经济的优势。否则就往往会发生“规模不经济”，企业生产变得不合理了。
专业化分工固然可以提高效率，但它不可能无限地加以细分，否则会带来副作用。专业化分工往往使得工作变成机械化运动，工人变得像一台机器，久而久之，工人就会产生厌烦情绪，导致效率下降。输油管道的直径也不能无限扩大，否则铺设成本必然大大增加。发电厂电力输送越远，电力的损耗就会因距离的一味增大而迅速上升。这些例子都说明，如果一味追求规模经济，必然会导致单位成本的上升，变成“规模不经济”。
从管理学的角度说，大规模生产必然会带来管理上的低效率。对任何一家企业而言，生产规模愈大便意味着管理层次愈多，企业内的协调和控制也就愈加困难，作出正确决策以及执行决策，也就需要更长时间，并且执行的有效性很难得到保证。这种管理上的局限性必然会带来规模报酬递减。
认识规模经济的规律，对于我国的企业家是有着深刻意义的。企业急于做大，这几乎是中国企业家的通病。盲目扩张，而不是着力于做实做强，导致频频出现“规模不经济”，最后全军覆没，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太多。企业家追求扩张，这个目的没有错，但是一定要在核心业务做实做强的基础上进行。只有在一切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企业规模变大，实现长久的规模经济才会水到渠成。
“补钙广告”旺销了肉骨头——外部性
前几年在营养保健品市场上，风行“人体补钙”，各种各样的补钙品琳琅满目，报纸杂志和电视广播里也充斥着补钙的广告。当“补钙大战”如火如荼、难分高下的时候，人们却吃惊地发现：由于竞争商家太多，营养品销量并不见得有多好，倒是农贸市场里的肉骨头大为旺销。原来，根据“吃什么补什么”的老话，吃肉骨头也是相当补钙的。特别是猪的脚筒骨，骨髓多，味道好，在市场上大受欢迎。供给有限导致了价格上涨，最后它甚至逼平了肋条肉。与此同时，饭店里的骨头煲汤也备受欢迎。直到这时，那些在媒体上花大钱做广告的厂商才发现，自己为他人作了免费宣传。
在经济学上，一个经济主体在自己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中对他人产生了影响，这种现象就叫做“外部性”。外部性有好有坏。好的影响就叫“正外部性”，或者“外部经济性”，不好的影响就叫“负外部性”，或者“外部不经济性”。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著名生物学家、我国实验胚胎学的主要开创人童第周，他刻苦读书的故事写入过语文课本。少年时，除了上课，他还在路灯和厕所的灯光下抓紧时间刻苦读书，终于以优异的成绩实现了“一定要争气”的志向。我国古人匡衡“凿壁借光”、发奋读书的故事想必也有很多人知道。如果以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童第周在路灯下学习、匡衡的借光读书就是一种典型的外部性现象，而且，是“正外部性”，因为那些灯光对读书人产生了很好的帮助作用。
然而，生活中同样存在着“负外部性”。某小区附近因为常有偷盗现象发生，家家户户纷纷将自家门窗装上了防盗门和钢条笼子，结果路人从街上经过，抬头望去满目全是黑灰铁条，整个小区简直就是一堆监狱牢房，大杀风景，这就是负外部性了。有个地方在架桥时，对山体进行爆破作业，不料附近有一个养牛场，许多怀孕的母牛听到爆炸后受到惊吓，整夜整夜地不敢休息，结果纷纷流产，造成了经济损失，这也是负外部性。
许多事物都有着“一分为二”的特点，同样，许多活动也兼有正和负两种外部性。比如商场促销时放着好听的歌曲，如果音量适中，顾客就会觉得这是一种享受；然而音量开得震耳欲聋，顾客们就会心烦意乱。在这里，音乐随着音量的变化，表现出两种正负外部性。
上面举的例子都具有这样一种特点：外部性并不是在相关各方以价格为基础的交换中发生的。如果说个体所付出的成本和得到的收益可以称做个体成本和个体收益，那么个体的活动给他人带来的额外成本或者额外收益，就构成了社会成本（负外部性）和社会收益（正外部性）。比如对于公共物品，全体社会成员都可以无偿享受，可以说它们是社会收益的特例。而最典型的社会成本便是污染问题。有的工厂浓烟滚滚，粉尘弥漫，有的工厂把污水直接排入河流，造成鱼虾死亡，农作物歉收，人们健康受到威胁，这就是极其严重的负外部性了。
一般说来，外部性并非当事的经济主体的本意，即他本来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这么做，并非有意要帮助别人，或者损害别人，只是这种行为产生的效果影响了别人。比如上面提到的“凿壁借光”，在这个过程中邻家并没有多付出什么，而可以借光读书、得到收益的匡衡也不必为之付费。但是，假设本来该熄灯入睡，却因为邻家的灯光干扰而造成失眠，那么灯光就具有负外部性了。
外部性的广泛存在使得人们在做事时不能只考虑自己，也要考虑他人。有时候对于某些正外部性可以设法加以利用。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商场里开设餐馆。当一家大型商场建成以后，它周围小吃店的生意相对就要好起来。这时商场往往会在顶层开设餐馆，使得顾客在购物的同时顺势上楼吃饭，这种做法就将正外部性“内部化”了。这也可以用来理解现在流行的多元化经营，在其项目之间就常常会有正外部性。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于负外部性，我们最好及时避免。当损害到他人利益的时候，就可能会引起诉讼纠纷；当影响的是公共利益时，法律就要对其进行直接干预。对于负外部性，尤其要防微杜渐。这是因为，当负外部性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时，造成的问题将很难在朝夕之间得到解决。以环境污染为例，经过多年的污染积聚，现在已经出现了酸雨、臭氧空洞、温室效应等严重问题，已经极大地威胁到人类文明，在这样的局面下，尤为需要法律来约束人类的行为，严格减少负外部性的发生，以保护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
“少数服从多数”的危险——阿罗不可能性定理
每个人在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这十几年的教育当中，恐怕都经历过选班干部的经历。投票、唱票，最后得票最多者当选。这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这一原则的体现。往大了说，美国的总统选举也是如此。长期以来，一个集体如果遇到一时无法决定的事情，便实行民主集中，投票决定。这种决策方式尊重了大家的意见，体现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并且，在大多数人的脑海中几乎形成了思维定式，已经成了一个真理。
然而，在企业管理中，有时却会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会发现“投票决定”并不适用。比如，五个年轻人合伙投资开了一家鲜花礼品店，各自的投资金额也大体相当。那么，他们对礼品店是如何管理的呢？由于他们当中没有“大股东”，按照股份比例决定话语权是不可能的。那么，在作出某项决策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举手来表决，可不可以呢？表面看来，这种方法是可行的，因为不会出现支持方和反对方人数相等的局面，最多也就是三比二。然而，这几个股东的实际做法却并非如此，恰恰相反，他们采取的是：“所有决策，只要有一人反对，便不能通过”。原来，在这时实行的是“多数服从少数”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他们的做法是一种智慧的体现。
为什么在企业管理中，“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有时会被搁置呢？仍以上边的鲜花店为例。作为企业，管理者的决策将直接影响企业的发展，如果此时采用投票办法，少数服从多数，将很可能使企业陷入巨大的风险。企业运作，关键是每一个环节都能顺利完成，这样才能达到最终的目的。试想，假设在其中至少有一个投资人不同意的情况下执行决策，这个反对者就成了鲜花店最危险的环节。不难想象，一个认为决策不可能成功的人，一个投反对票的人，在执行时的干劲、结果将会怎样。
“少数服从多数”、“投票决定”的结果，并不能令所有人都满意（至少还有反对者存在），这一现象很早就为经济学家们所关注。197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人肯尼思·阿罗将这一研究应用到社会更广阔的范围，提出了著名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它的基本内容是：如果众多的社会成员有着不同的偏向，同时又要在多种方案之间作出选择，那么仅仅依靠民主制度，将不会得到让所有人都满意的结果。以下这个事例就形象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我们都知道我国推行义务教育，它具有法律强制性，有效地保护了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权利。在美国，政府也同样规定，本国公民必须完成高中的义务教育，否则即视为违法。然而，美国的一个少数民族——阿密绪人却成了这一法规的反对者。原来，阿密绪人的宗教规定：本族人一旦过了15周岁，就不能受教育，只能务农劳动。由此，发生了大批警察强制阿密绪少年入学接受教育的暴力冲突事件。阿密绪人上告法院，要求维护自己的“不受教育权”。
阿密绪人作为美国公民的“少数”，挑战的是这个国家的法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依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判断，他们绝无胜诉可能，因为法律体现的是“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意志”。然而，在经历了长达十年的诉讼后，l972年美国大法官作出了一个著名的判决：保护阿密绪人的“不受教育权”。判决认为，所谓全体人民的利益是不存在的，不能压倒少数人的宗教自由，阿密绪人选择的教育方式并没有损害社会。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认定今天的多数就是“正确”的，而有着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阿密绪人就是“错误”的。这场旷日持久的诉讼在最终选择了“多数服从少数”的方式，但却充分体现出这样一种精神：“尊重多数，同时保护少数，不要求少数绝对地服从多数。”这就鲜明地表现出一种“多数”与“少数”并重的现代民主原则。
历史多次证明，“真理有时只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科学文明的开拓者从来都是少数，在科学上实行“多数决定少数”，只能使科学倒退。同样，如果艺术贯彻这一原则，就会丧失发展的余地。具体到企业管理，企业中大多数人毕竟都是普通人，智者往往只占少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就意味着智者需要服从常人，而我们不难想象，在日益激烈、复杂的市场竞争中，依靠常人去作出决策，必然是一件充满风险的事情。实际上，有着中国“犹太人”之称的温州人，以及频出商业巨子的潮汕人在管理过程中，“多数服从少数”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