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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尽管有人不通，但总是已经确立了。现在我们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是组织路线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这就提出了一个要什么人来接班的问题。
粉碎林彪、“四人帮”以后，特别是最近一年多来，我们把许多冤案、假案、错案处理了，好多老同志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或担负相当原来职务的工作，这在前一段是必要的。但现在各级领导班子岁数太大，精力不够。军队也存在这个问题。现在摆在老同志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有意识地选拔年轻人，选一些年轻的身体好的同志来接班。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在了，将来很难解决。我们现在对于人们的思想状况、政治状况比较清楚，能够看出来哪些人是拥护党的路线的，哪些人是不搞派性、讲党性的。党性也包括联系群众、艰苦朴素、实事求是等等。选干部，标准有好多条，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
我们要注意，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基本上是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旗帜，搞“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换个面貌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一套。这些人大体上都是文化大革命中提起来的，是既得利益的。他们感到现在的一套对他们益处不大，所以对过去很留恋。经过工作，其中有些人可能转变过来，但不一定都能转过来。如果让转不过来的人掌权，这些人能听党的话吗？他们一遇机会就会出来翻腾的。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就说，十年后再看。现在也有十年后再看的问题。我们对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不能低估，不能想得太天真了。要想得远一点。一定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挑选好接班人，把那些表现好的同志用起来，培养几年，亲自看他们成长起来。选不准的，还可以换嘛。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当然，组织路线方面还有其他的问题，如机关臃肿怎样解决，退休制度问题怎样解决等等。庙只有那么大，菩萨只能要那么多，老的不退出来，新的进不去，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因此，老同志要有意识地退让。要从大处着眼，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不要一涉及到自己的具体问题就不通了。我们将来要建立退休制度。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选拔培养接班人。现在有些地方对选进领导班子的年轻人，还是论资排辈，发挥不了他们的作用。我们的人才是有的，关键是要解放思想，打破框框。只要我们敢于把他们提起来，让他们在其位，谋其政，经过一两年就能干起来了。我经常讲，进军西南的时候，地方干部少，有排长当县委书记的，有连指导员当县委书记的，也有营团干部当县委书记的。那些连排干部（当然都是挑选好的）经过几年锻炼，和营团干部一样胜任，都是很好的县委书记。
组织路线是保证政治路线贯彻落实的。解决组织路线问题已经提到我们议事日程上来了。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见不了马克思。老同志在，问题比较好解决，如果我们不在了问题还没有解决，就要天下大乱。你们不要以为中国乱不起来，林彪、“四人帮”帮派体系的人，就是不听党的指挥，他们唯恐天下不乱。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
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
（一九七九年十月四日）
这次座谈会，重点谈经济工作。我对当前和今后经济工作中的若干问题，讲几点意见。
一、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
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据澳大利亚的一个统计材料说，一九七七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为八千七百多美元，占世界第五位。第一位是科威特，一万一千多美元。第二位是瑞士，一万美元。第三位是瑞典，九千四百多美元。第四位是挪威，八千八百多美元。我们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能不能达到人均上千美元？前一时期我讲了一个意见，等到人均达到一千美元的时候，我们的日子可能就比较好过了，就能花多一点力量来援助第三世界的穷国。现在我们力量不行。现在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大概不到三百美元，要提高两三倍不容易。我们还是要艰苦奋斗。就是降低原来的设想，完成低的目标，也得很好地抓紧工作，要全力以赴，抓得很细，很具体，很有效。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讲空话是达不到的。这是各级党委的中心工作。
各级党委除了抓经济工作，还有很多其他工作，但很多问题都涉及经济方面。比如思想路线问题要深入讨论，这个工作不能搞运动，要插到经常工作主要是经济工作里面去做。真理标准问题，结合实际来讨论，恐怕效果好一点，免得搞形式主义。一个生产队怎样提高生产力，怎样利用每一个山头，每一片水面，每一块耕地，每一处边角；一个工厂如何发展生产，增加品种，提高质量，如何改革经营管理方法，打开市场，如何解决职工的困难，如何避免走后门，这样来讨论问题，解放思想，效果会好得多。现在要提倡一种方法，就是要每一个生产队，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学校，具体地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我们过去搞的一些运动，比如学理论，学来学去，就是不结合实际，结果大家厌烦了。当然，不是说政治工作不做了。现在有人认为取消政治部就是不做政治工作了。党是搞什么的？工会是搞什么的？共青团是搞什么的？妇联是搞什么的？还不都是做政治工作的？政治工作是要做的，而且是要好好地做。但是，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比如落实政策问题，就业问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市问题，这些都是社会、政治问题，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所谓政策，也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政策。现在北京、天津、上海搞集体所有制，解决就业问题，还不是经济的办法？这是用经济政策来解决政治问题。解决这类问题，要想得宽一点，照策上应该灵活一点。总之，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要广开门路，多想办法，千方百计，解决问题。我们定下了一个雄心壮志，定下了一个奋斗目标，就要去实现，不能讲空话。还是以前的老话，经济工作要越做越细。
二、我赞成劲可鼓不可泄。但是要强调一点，我们行要的是鼓实劲，不是鼓虚劲。就是说，我们的工作要扎实，效果要实实在在。所谓鼓实劲，不鼓虚劲，拿科学的语言来说，就是按客观规律办事。经济工作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弄虚作假，不能空喊口号，要有一套科学的办法。
按经济规律办事，就要培养一批能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人。我们需要一些专家、懂行的人，现在不懂行的人太多了，“万金油”干部太多了。我们的干部有一千八百万，缺少的是专业干部，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其他各种专业人员。如果能增加一百万司法干部，增加两百万合格的教员，有五百万科学研究人员，再有两百万会做生意的人，那就比较好了。现在的干部结构不合理，不对路。改变这个状况，是一项相当长期的工作。现在就要着手，不然，有好机器、好设备，也发挥不了作用。我们要相信，我们是能够培养这样一批人才出来的。方毅同志告诉我，冶金部有些司局长很不错，年龄在四十到五十岁之间，都是六十年代或五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知识分子。这些人很有干劲，而且业务非常熟悉，对外谈判也是能手。我相信各部门都会有这样的人。为什么这些人不能提起来？什么东西障碍我们？要消除障碍。当然，这样的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要有步骤的。但是不从现在开始，不从部分开始，我们的事业就会拖下去，就没有希望了。组织路线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不是没有人才，而是被按住了。与此相关联的，在人事制度方面，可以考虑把退休制度建立起来。全国各个部门和单位设立专门机构，管理退休的、当顾问的人，负责他们的政治待遇、生活福利方面的事情。把退休人员的问题处理好，便于我们选拔人才。这需要做很多的工作，但是不做不行。
真正鼓实劲，不鼓虚劲，还要求我们的干劲是对头的。比如完成的指标是没有水分的指标，产品是合格的对路的产品。不对路的产品，生产那么多干什么？没有原材料，你搞什么？材料不合格，你怎么干？真正鼓干劲，就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一九七五年整顿铁路时，遇到一个解决铁路工人主要是火车司机洗澡的问题。工人下工一身脏，要洗个澡，那么大的企业，搞些喷头有什么困难？但是没有人管。这样的例子，我相信全国可能有不少。事在人为，只要有人做，就会有效果。一摊子事，索性不解决，那也是一种态度，结果是一事无成。
三、讲一讲调整。八字方针，核心是调整。调整是为了什么？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是为了创造条件，使得在调整过程中，特别是调整以后，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又比较快的发展速度。最近在发展速度上，发生一个明后两年工农业总产值是增长百分之八还是百分之六的问题。我的意见，增长百分之六也可以，但一定是不加水分的百分之六，扎扎实实的百分之六，不在乎这两年的速度是高一点还是低一点。文化大革命中公布的数字就有虚假，有重复计算的问题，有产品不对路、质量很差的问题。知道这一点对我们今天考虑问题有好处。以后要求的速度、数字是扎扎实实的，没有水分的，产品要讲质量的，真正能体现我们生产的发展。如果做到这一点，其他的作风也都会变，管理水平、技术水平也会提高，实际得到的利益多得多。还要考虑到，如果到一九八二年、一九八三年，我们的速度不能够更快一点，我看交不了帐。这就要提前做一些准备。因此，现在的调整还要包括一些准备工作。现在不着手，到时候就形成不了新的生产能力。一个矿井的建设要五六年，一个电站也要五年左右。有些项目真正用钱不是在开头，是在两三年以后，如果现在不着手，那个时候急也没有用。类似这样的事很多，企业的改造革新，新技术的采用，包括技术骨干的培养，现在不着手，到时来不及。我们要瞻前顾后，看远一点。我们的经济工作，只考虑到一九八二年还不行。从一九八三年开始，我们要有比较相应的速度，这不是临时能够办到的，从现在起就要考虑，包括具体的项目。这就要求我们搞计划、考虑问题，面要宽一点，要照顾到三年以后。
四、我提议充分研究一下怎样利用外资的问题。我赞成陈云同志那个分析，外资是两种，一种叫自由外汇，一种叫设备贷款。不管哪一种，我们都要利用，因为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这个条件不用太可惜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破坏得很厉害的国家，包括欧洲、日本，都是采用贷款的方式搞起来的，不过它们主要是引进技术、专利。我们现在如果条件利用得好，外资数目可能更大一些。问题是怎样善于使用，怎样使每个项目都能够比较快地见效，包括解决好偿付能力问题。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至于用的办法，主要的方式是合营，某些方面采取补偿贸易的方式，包括外资设厂的方式，我们都采取。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们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一个是外资企业利润的百分之三十五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一个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