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发端直到盖森和宗教会议运动，曾有过它的黄金时代，但是现在老的论争都干枯无
味了。托马斯派和司各脱派原先合称古代派，这派人对奥卡姆主义者论斥争辩，后者称
作名目论派又称近代派。终于在1482年两派和解，携手一致对抗人文主义者；当时大学
界以外，人文主义者在巴黎蒸蒸日上。埃拉斯摩憎恶经院哲学家，认为他们老朽过时。
他在一封信里提到，他因为想取得博士学位，竭力不谈一点优雅或隽妙的事。任何一派
哲学，甚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都不真正喜好；只不过这两人既然是古代人，谈到
时必须表示尊敬罢了。
1499年埃拉斯摩初访英国，爱好英国的吻女孩子的风习。他在英国结交寇理特和莫
尔，两人劝勉他不要玩弄文墨上的雕虫小技，着手郑重的工作。寇理特开讲圣经课程，
却不懂希腊语；埃拉斯摩感觉自己愿在圣经上面下功夫，认为希腊语知识万不可不备。
他在1500年年初离英国后，尽管穷得聘不起教师，自己开始学习希腊语；到1502年秋天，
他已学得精娴熟练，而在1506年去意大利的时候，他发觉意大利人没什么可让他学的了。
他决意编订圣杰罗姆的著作，再出版一部附有新拉丁译文的希腊文新约圣经，这两件事
都在1516年完成。他发现《拉丁语普及本圣经》里有种种错误，这个发现后来在宗教论
争中对新教徒有好处。埃拉斯摩也打算学会希伯来文，但是把它丢下了。
埃拉斯摩写的书唯一还有人读的就是《愚神颂赞》（The PraiseoeEolly）。这
本书的构思是1509年他从意大利去英国途中，正当跨越阿尔卑斯山的时候萌发的。他在
伦敦托马斯·莫尔爵士宅中迅速把它写成；书题献给莫尔，还戏谑地影射指出，由于
“Moros”作“愚人”解，题献得正合适。书中愚神亲身自白；她自夸自赞，兴致勃勃，
她的词句配上霍尔班的插图，更添生色。愚神的自白涉及人生一切方面，涉及所有的阶
级和职业。要不是有她，人类就要绝灭，因为哪个不愚能结婚？为当作智慧的解毒剂，
她劝人“娶妻子——这种动物极愚戆无害，然而极便利有用，可以柔化、缓和男人的僵
板与阴郁的心情。”离了阿谀或免除自私心，谁会幸福？
然而这样的幸福是愚蠢。最幸福的人就是那些顶近乎畜类、委弃理性的人。至高的
幸福是建立在幻想上的幸福，因为它的代价最低：想像自己为王比实际成王要容易。埃
拉斯摩然后又来取笑民族骄傲和职业上的自负：学艺各科的教授先生们几乎个个自负得
不成话，从自负里讨幸福。
书中有些段落里，嘲讽转成谩骂，愚神吐露埃拉斯摩的郑重意见；这些段落谈的是
各种教会弊端。祭司用来“计算每个灵魂在炼狱中的居留时间”的赦罪符和免罪券；礼
拜圣徒，乃至礼拜圣马利亚，“她的盲目的献身者认为将圣母放在圣子前是礼仪”；神
学家们关于三位一体和道成肉身的争论；化体说；经院哲学各流派；教皇，枢机主教和
主教——
这一切全受到猛烈的讪笑。特别猛烈的是对修道会僧的攻击，说他们是“精神错乱
的蠢物”，他们简直不带一点宗教气，然而“深深地爱恋自己，是个人幸福的痴赏家。”
照他们的行动举止看，好像全部信仰都在于琐屑的礼式小节：“缚凉鞋准确要打多少个
结；各式衣装分别取什么特异颜色，用什么衣料做成；腰带多么宽，多么长，”等等。
“听他们在末日审判席前的声辩想必是妙不可言：一个要夸说他如何只以鱼为食，净灭
了他的肉欲；另一个要强调他在世的时光大部分是在咏唱圣歌的礼拜式中度过的；……
又一个极力说他六十年当中连碰也没碰过一文钱，除隔着厚厚的手套去摸索不算。”可
是基督会抢口说：“你们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我只留给你们彼此相爱这一
条教训，这教训我没听哪个声辩说他已经忠实履行了。”然而在尘世上大家都怕这帮人，
因为他们从神工阁子中知道许多私密事，遇到酒醉的时候常常顺口泄露。
也没有饶过教皇。教皇应当以谦逊和清贫来效法他们的主。“他们的唯一武器应该
是圣神武器；的确，在这种武器的使用上，他们慷慨之至，例如他们的禁止圣事、停权、
谴责、重诫、大绝罚和小绝罚，以及他们的怒声咆哮的敕令，这些敕令打击了他们所申
斥的对象；但是这些至圣的神父，除了对待那种受魔鬼唆使、目中对神不抱敬畏、凶毒
恶意地图谋减损圣彼得世袭财产的人以外，决不频频发布敕令。”
从这种段落看，会以为埃拉斯摩想必欢迎宗教改革，但是实际不然。
书结尾郑重提出，真信仰乃是一种愚痴。通篇有两类愚痴，一类受到嘲讽的颂扬，
另一类受到真心的颂扬；真心颂扬的愚痴即基督徒淳朴性格中显露出来的那类愚痴。这
种颂扬和埃拉斯摩对经院哲学的厌恶，以及对使用非古典拉丁语的学者博士们的厌恶是
表里相连的。但是它尚有更深刻的一面。据我知道，这是卢梭的《萨瓦牧师》（Savoya
rdVicar）所发挥的见解在文献中的第一次出现，按这个见解，真的宗教信仰不出于知而
发于情，精心锤炼的神学全部是多余的。这种看法已日益流行，目前在新教徒中间差不
多普遍都接受了。
它在本质上是北方的重情主义对希腊尚知主义的排斥。
埃拉斯摩二度访问英国，逗留五年（1509—14），一部分时间在伦敦，一部分时间
在剑桥。他对于激发英国的人文主义起了不小影响。英国公学的教育直到不久以前，还
几乎完全保持他当初所想望的那种样子：彻底打好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基础，不仅包括翻
译，也包括韵文和散文写作。科学尽管从十七世纪以来就在知识方面占最优势，倒认为
不值得上等人士或神学家注意；柏拉图的东西应该学，但是柏拉图认为值得学的科目另
当别论。所有这些都和埃拉斯摩的影响方向一致。
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怀有漫无边际的好奇心；海辛哈说：
“动人耳目的变故、有趣的细情、珍闻、怪事，从来也不够满足这些人的欲望。”
然而最初他们并不在现实世界里，却在故纸堆中寻求这种东西。埃拉斯摩虽然对世界情
况有兴趣，但是不会生啖消化，必须先经过拉丁语或希腊语的加工炮制，他才能同化吸
收。对旅行人的经历见闻要打几分折扣，而普林尼书中载的什么奇迹绝物倒深信不疑。
不过，人的好奇心逐渐从书本转移到现实世界里；大家不再注意古典作家笔下的野人奇
兽，而对实际发现的野人和奇兽发生了兴趣。加利班来源出于蒙台涅，蒙台涅的食人生
番出于旅行人。“食人族和头生在肩膀下面的人”，奥赛罗曾眼见过，不是从古代流传
下来的话。
这样，文艺复兴时代人的好奇心就从向来文学性的渐渐转成科学性的。好一股新事
实的洪流排山倒海而来，人们起初只能让这洪流挟持着往前涌进。那些老思想体系显然
错了；
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托勒密的天文学、以及盖兰的医学，再勉强扩展也不能包括
已有的种种发现。蒙台涅和莎士比亚满足于混乱：从事新发现其乐无穷，而体系乃是从
事新发现的死敌。一直到十七世纪，人们构造思想体系的能力才赶上关于各种事实的新
知识。不过所有这些话扯得离埃拉斯摩远了，对他来讲，哥伦布不如阿戈船航海者有意
思。
埃拉斯摩的文字癖深到无可救药、恬不知耻。他写了一本书叫《基督徒士兵须知》
（Enchiridionmilitischristiani），奉告未受过教育的军人，说他们应该读圣经，还
要读柏拉图、安布洛斯、杰罗姆和奥古斯丁的著作。他编成一部包罗宏富的拉丁语格言
集，在后几版中又增补许多希腊语格言；他的本旨是想让人能够把拉丁语写得合拉丁语
用法习惯。他作了一本异常成功的《对话》（Colloguies）书，教人如何用拉丁语叙谈
木球戏一类的日常事情。这在当时的用途或许比现在显得要大。那时候拉丁语是独一无
二的国际用语；巴黎大学的学生来自西欧各地，说不定常常遇上这种事：两个学生能用
来进行交谈的语言只有拉丁语。
宗教改革以后，埃拉斯摩起先住在卢凡（Louvain），当时卢凡还守着十足的旧教正
统；后来他住在巴泽尔（Basel），那里已经改奉新教。双方各自尽力罗致他，但是笼络
很久无功效。如前文所说，他对教会弊端和教皇的罪恶曾经表示过激烈意见；在1518年，
也正是路德叛教那年，他还发表一个叫《吃闭门羹的尤理乌斯》（Ju－liusExclusus）
的讽刺作品，单写尤理乌斯二世进天国未成。但是路德的强暴作风惹他生厌，而且他也
憎恶斗争；最后他终于投身到旧教一边。1524年他写了一个维护自由意志的著作，而路
德信奉奥古斯丁的见解更夸大渲染，否定自由意志。路德的答辩蛮横凶狠，逼得埃拉斯
摩进一步倒向反动。从这时直到他老死，他的声望地位江河日下。他素来总是胆弱心怯，
而时代已经不再适合懦夫了。对于正直的人，可抉择的光荣道路只有殉教或胜利。他的
朋友托马斯·莫尔爵士被迫选择了殉教，埃拉斯摩说：“要是当初莫尔根本没惹那危险
事，神学上的问题留给神学家去管多好。”埃拉斯摩活得太长，进入了一个新善新恶—
—英雄骨气和不容异己——的时代，这两样哪一样也不是他能够学会的。
托马斯·莫尔爵士（1478—1535）论为人比埃拉斯摩可佩得多，但是从影响看，地
位却差得远。莫尔是人文主义者，但也是个虚心深诚的人。他在牛津大学时，着手学习
希腊语，这在那时候很不寻常，因此他被人当成对意大利的不信者表好感。校当局和他
的父亲大为不满，他于是被牛津大学革除。
随后他迷上卡尔图斯教团，亲身实践极端的苦行生活，寻思加入这个教团。正当这
时，他初遇埃拉斯摩，分明是因为埃拉斯摩的影响，他踟蹰没有走这一步。莫尔的父亲
是个法律家，他决定也从事父亲的这行职业。1504年他作了下院议员，带头反对亨利七
世增课新税的要求。在这事上他成功了，但是国王激怒得发狂；他把莫尔的父亲投进伦
敦塔，不过，纳款一百镑后又释放出来。1509年英王逝世，莫尔再操法律业，并且得到
亨利八世的宠信。他在1514年受封爵士，被任用参与各种外交使团。亨利八世屡次召请
他进宫，但是莫尔总不去；最后，国王不待邀请，自己到他在彻尔西（Chelsea）的家中，
和他一同进餐。莫尔对亨利八世并不存幻想；有一次人家祝贺他受国王的爱顾，他回答：
“假使我莫尔的人头真会让他得到一座法国城池，这颗头准得落地。”
武尔济倒败时，国王任命莫尔为大法官来接替他。和通常惯例相反，莫尔对诉讼当
事人的馈赠一概回绝。他不久就失宠，因为亨利八世为了娶安·布琳（AnneBoleyn），
决意离弃阿拉贡的凯萨林（CatherineoeAragon），莫尔坚定不移地反对这桩离婚案。
他于是在1532年辞官。莫尔去职后，每年仅有钱一百镑，由此可见他在任时的刚直清廉。
尽管莫尔与国王意见不和，亨利八世仍旧邀请他参加他与安·布琳的婚礼，但是莫尔不
接受邀请。1534年，亨利八世设法让国会通过“至权法案”，宣布他（而非教皇）是英
国教会的首领。
在这项法案之下规定必须作一次“承认至权宣誓”，莫尔拒绝宣誓；这只是近似叛
逆，罪不该死。然而又凭着极靠不住的证词，证明他说过国会根本·不·能让亨利当上
教会领袖的话；按这项证据，他被判成大逆犯，斩首处决。他的财产移交给伊丽莎白公
主，公主把它一直保存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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