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音乐与绘画天分奇高。后来一九五八年染上精神病是我最痛心的事。想当年（从幼年到一九五四辍学），我每试失败，家中人说没有希望，哥哥在场会力排众议，说老师太蠢，不懂得教，或说如果弟弟每天读十分钟，考个第一易如反掌。
是旧礼教家庭，重男轻女，妈妈生了长子后跟着六个女儿，轮到第八是个男的，听话，读书钢琴绘画无一不精，是家中最受宠爱的人。然而，这位哥哥重视的是读书不成的弟弟。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早上八时（我六岁又七天），日机轰炸启德机场，我家在山上看得清楚。起初以为是演习，收音机证实是轰炸。早上穿好了校服，但不用上学了，被关进屋内，足不出户一段日子。待到容许外出时，支离破碎的尸体随处都有，而家养的狗喜欢把骨头带回家。
香港沦陷了，市场用日本的军票，港币的市值急泻直下，而因为找赎有困难，票额越大的港钞跌得越厉害，五百元面值的没有人要。妈妈于是收购五百元面值的港钞，很大张的，以小铁箱装好埋在地下。妈妈说，如果香港有光复的一天，英国政府不会不承认旧港钞。这项投资后来赚了不少钱。
与富豪相比，我家差很远，但当年西湾河是平民区，我家比下有余，余相当多。父亲张文来是大好商人，诚实节俭，在中环永乐街二十号经营文来行，信誉极佳。而一九五四谢世后，父亲的生日被电镀行业订为师父诞。妈妈姓苏名红，又名燕琦，貌美，极具贵气，只进过三个月小学，不识字，但因为每星期天上教堂，过耳不忘，可以把整本《圣经》读出来。她是我遇到过的最聪明的人，投资如有神助。父亲对任何人的评价苛求，但对妈妈办事从来不干预。
日军攻占香港不是突如其来，大家早就预料有这个可能性。妈妈早就购买黄金，说可防身，又储存大量的食盐与花生麸。食盐重要大家都知道，妈妈说花生麸可以久藏，可以充饥，而榨了油后的麸还有油质存在。战后父亲说，妈妈带着一批孩子逃难广西后，她储存下来的食盐与花生麸，很大量的，救活了山头不少人。
在日军占领下，香港晚晚戒严，盟军飞机要炸就炸，目标不分，日本仔要杀就杀，好歹不辨。替日军工作的称汉奸，友侪中大家左猜右疑。市场当然有价格管制，排队轮购、搞关系、炒粮票、炒黑市，每天都听到。那时我六岁开头，耳闻目染，记得清楚，对三十年后写《价格管制理论》有很大的帮助。这篇文章一九七四年发表，虽然石沉大海多年，今天不少行内朋友说会传世。
经济学就是这样奇怪的学问。你遍读群书关于价格管制的描述与数据，对这管制的认识比不上身在其中生活过一段小时日。太多的看似无关重要的细节，加起来很重要，但文字和数据不会尽纳其中，就是记载得详尽也不容易体会。亲历其境有真实感，不容易忘记。
不管对或错，我的妈妈对任何观察都有自己的见解。如果当年问她价格管制会有什么效果，她说的会把一个教授吓一跳。她是个盲婚的聪明女人，幼年缠过几天脚，非常守旧、迷信，很固执的。她对中国传统婚姻与三从四德知得多而深入，启发了我于一九七二年发表的《儿女产权与婚姻合约》。
富裕浮云，悲惨的日子开始了。群姐带了我六年，给了我无限的爱，因为战乱回乡了。日军占领香港不到一年，妈妈带着七个孩子过逃难的生活。那时我不到七岁。
广西的日子（求学奇遇记？之三
香港沦陷，到大陆逃难的人不少。三年八个月光复，劫后余生的一般认为不逃会较好，生存的机会也较高。不知道他家逃难的想法，当年听到父母商讨，是不要把所有鸡蛋放进一个篮子内：有十个孩子，分散一下不会全军尽墨。父亲留在香港，有长子与两个女儿陪伴；母亲带着我的四个姊姊、小哥哥、我和比我小四岁多的妹妹（共七个孩子），逃难广西去也。
不是有计划的安排，而今天追踪昔日的逃程，很有点莫名其妙。记得先坐船到澳门，跟着在惠州——父亲的故乡——住了一晚。跟着辗转一些日子，抵曲江——今天统称韶关——那是直上北行。去年为了摄影夜宿韶关，找到一九四二年我们三个最小的因病而住过的河西医院，重建两次了。奇怪，当年逃难的人大都问津韶关。
母亲的分散逃策不改。最年小的三个跟着她到曲江，其他的不知到了哪里，后来在桂林会合，后来又分散，又会合，散合散合的乱逃一通，战后竟然没有一个死掉，堪称奇迹。
奇怪是曲江之后我们转走西南，略为安定下来的是桂林与柳州。几位姊姊进入桂林医学院，三个小的在桂林停了一段日子，随母亲到柳州。柳州住沙街，我和哥哥进入了那里的中正中学附属小学，读小四。没有什么读的。老师要逃难，频频转换，而小同学也要逃难，频频改变。但印象最深刻的是小同学饿死很多。图案一样：先是手足肌肉腐烂——是营养不足的证据；继而全身黄肿——是无可救药的象征。我自己的手足腐烂了两年，达不到黄肿之境，生存下来。
今天一起玩耍的小朋友，明天死掉，一个又一个。这些日子我无法忘记。后来在美求学有成，意识到中国的青年如果有机会，或大或小也会有成。再后来我为这点希望以中文动笔了。
中正附小几个月转读桂林真光小学，一个人去寄宿。几位姊姊当时在桂林医学院，原则上可以照顾，但几个月后的桂林大疏散，各散东西，委托一位朋友带我到柳州会合母亲，朋友没有出现。我是见到校中空无一人，才独自走到火车站，爬上车顶。是最后一班车，停柳州时只落三几个乘客。柳州摆空城计，找到沙街住址，母亲与哥哥妹妹仍在，恍若隔世。是一九四三年的夏天，我七岁半。
从柳州继续逃是坐船的。一程一程地换船走，妈妈每程议价，有其他乘客分担费用。这些船程往往有多个苦力在岸上用绳索拖船行，有监管的拿着鞭子。妈妈说苦力是散工，组合分帐，而监管的也分帐。二十三年后研究佃农分成，思往事，我分不开谁是雇主，谁是被雇。一九七○年，多伦多大学的J。 McManus到西雅图找我，研讨他正在动笔的公司理论，我提出广西的拖船例子，说挥鞭而下的监管者可以看为是苦力联手聘请的。他把这例子写进文章，说是我提出的。后来这例子在有关公司的文章出现过多次，有说是McManus的，有说是我的。十多年前见到一位澳洲教授写的关于谁是雇主的文章，题目竟然用上我的名字。我不认为谁是雇主是个值得花时间探讨的问题：法律上有鉴别，但这鉴别在经济学上不重要。
长姊离开桂林直走贵阳，后来在那里的医学院毕业。其他三位姊姊在途中与我们相聚，是母亲的安排。记得我们到过洪秀全起义的桂平，跟着到了今天地图还可找到的平南。平南再逃是向山间步行十个小时，来到一个今天无法找到的名为拿沙的小村落，在那里住了一年多。不到数十伙人家，没有纸笔，飞机火车村民没有听过，只有隆重如婚礼才吃一顿饭，番薯是顶级粮食，木薯是中上之家。
拿沙的没有学校的日子对我后来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其一是说过的，因为没有纸笔我在晚上跟一位也是逃难到那里的八股先生背诵古文与诗词，不知何解，但遗传了母亲过耳不忘的本领，背很多，是今天写中文的本钱了。其二也说过，因为染上疟疾，有几个月妈妈要我每天下午到山间走，对夕阳的光的变化有研究，是今天搞摄影艺术的本钱了。
其三是妈妈知道她有的不足以养活所有孩子，让我背着一位桂林医生曾经说不可能活下去的三岁妹妹，到田野走，希望能找到些什么可以养活自己。废田的零碎农植，山溪的小鱼与虾，原野的草蜢与不知名的小动物，生火烤煮后皆可吃。妹妹今天还活着。
这些在田园荒野觅食的日子，使我对中国的农村生活与农植操作知得多而深入。后来写《佃农理论》时，我对中国农业资料的处理驾轻就熟。想想吧，中国农业的文字描述与数字统计图书馆可以找到，但只读这些不容易体会实际情况。拿沙的经历，使我参考这些资料时得到自己记忆的印证。差不多没有一种中国的农作物我不知道种植与收成的过程。是的，当年觉得自己比一般写中国农业的作者知得多。
后来《佃农理论》出版的第八章，我用年幼时获得的农植知识想出一套处理统计数字的方法，艾智仁与H。 G。 Johnson读后皆说该章伟大。最近高斯为我写前言，对助手说，作为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我的《佃农理论》与《蜜蜂的神话》的水平不可能被超越。蜜蜂与果树都属于农业。这可见牵涉到农业的经济研究，拿沙的田野培养出一个专才。
与外间的消息隔绝多时，过了大半年，日军不利有所闻，再没有听到日本仔在拿沙邻近出现了。再过一些日子母亲说可以出平南，但恐怕拿沙的一些村中人要拿我们作人质。她叫今天活在多伦多的姊姊（后来是家中的第二个医生）到平南去，说是购物，其实是向县长求救。县长派来几个士兵，带我家到平南。日军投降的消息是到了平南才知道的。
该平南县长的名字叫欧阳拔英。解放前逃到香港，父亲感激，照顾着他。后来这位欧阳先生教了我很多，是这《奇遇记》中的一个人物了。
从佛山华英到湾仔书院（求学奇遇记？之四）
一九四五年从广西回到香港，九岁半了。战前的富裕家境，不再，但香港当时满是商机，父母刻苦耐劳，翻身指日可待。父母重视教育，战后不够钱，第四的姊姊考进港大，读医，小哥哥先入湾仔书院再升拔萃，其他求学的都回到国内去。我与一位姊姊进入了佛山的华英，在那里呆了三年。
其实九岁半还是小年纪，不用忙。但姊姊要我考华英中一，不逮，读小六；升中一，也不逮，再降小六。以顽皮名动华英，一九四八年暑期父亲收到华英校长的信，请我「另谋高就」，被逐出校门了。国共之争风声鹤唳，回港求学顺理成章。进入父亲曾经读过的湾仔书院，读第八班（第一班最高），十二岁。
不容易明白的是当年为什么那样顽皮。华英以记大过、小过来计算周末罚企的时间，每星期的冠军必定是我。是奇怪的现象，因为我不是个有破坏性的人。正相反，从小自创玩意，无奇不有，但没有损害任何人，怎会弄得众人皆欲杀呢？一九五一年，我的一位医生姊夫到西湾河山头一行，见到我能把飞鸟招之即来（其实是自己养大的），弹珠子、射雀鸟、掷毫、下棋等出神入化，吃了一惊，奔走相告，只是没有人相信他。
可能是广西拿沙培养出来的个性。我喜欢来去自如，独自思考，老师说的我不喜欢听就魂游四方。同学上课，我自己会跑到佛山的田园呆坐到夕阳西下。华英的日子吃不饱，衣服残破，无钱理发，提到张五常老师与同学无不摇头叹息。小六一年升中一，中一一年降小六，还是每试必败，记过频频，不可能有再黑的日子了。
就是在华英的最后一年中，小六的吕老师给我指出一线生机。一天他带我到校园静寂之处，坐下来，说：「我不管你的行为，不知怎样管才对，因为我没有遇到过像你那样的学生。你脑中想的脱离了同学，也脱离了老师，层面不同，有谁可以教你呢？我教不来，只希望你不要管他人怎样说，好自为之，将来在学问上你会走得很远。」
从那天起我久不久交出一些功课习作，而无论我交出什么，吕老师一定贴在墙上。有时他需要贴物，就找我写一篇短日记，使同学哗然。吕老师是班主任，对我偏心重视，但还是保我不住。记过频频，考试不知答到哪里去，被逐出校门罪有应得。后来读书怎样失败，我还是记着吕老师的话：要好自为之。
一九四八年的秋天进入湾仔书院。那是有悠久历史的官立名校，当时学位短缺，打进去多多少少要有点来头。然而，战后风云未定，那里龙蛇混杂，黑社会分子多，而试题出售可以讨价还价。教国文的姓王，头顶有个大疤痕，活像地图上的非洲，同学们称他为「非洲王」。没有谁肯定他识多少字。
有一次，一位同学告诉我非洲王的作文试题是个「火」字，担保一定中。我找一位文豪前辈动笔，背熟了，考作文一字不漏地背出去。还记得文豪起笔的第一句：「火是物体燃烧所发出的光和热。」有威有势，不得了。试题当然是「火」，但我不及格。有三个可能。其一是我的文豪枪手比不上同学的文豪枪手。其二是既然试题可以卖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