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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代化有利于农民。
这种论调与“做大蛋糕”有些类似，之所以特意把它抽出来讲，是因为周来兄与我都出生于农村，都在农村生活过较长时间，对“三农”问题更有同感。
农民必然是现代化的受益者吗？不少人是这么认为的，然而周来兄所看到的却是悖论。在那篇阅读曹锦清先生《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的随想《感受乡土中国》一文中，周来兄指出现代化逻辑存在着两个悖论：“其一，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被裹挟进资本统治的世界的当下，在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几乎面临‘要么发展，要么灭亡’选择的当下，中国要想生存不沦落、要在与世界强国落差已经很大的情况下至少现在能保持平行的发展，怕只能选择西方关于现代化的成套价值目标；而中国一旦选择了这一成套的价值目标，‘黄河边的中国’之状如曹先生所述就不可避免。反之，我们如果自己放弃‘赶超战略’，保持自己的发展道路，可能面临的是更严峻的民族国家的存亡问题”；“其二，现代化的逻辑中，任何一个国家要获得高速的经济起飞，离不开资本积累；而农业社会中农业人口仅能生产稍许超过他们再生产所需的小额剩余，所以，农业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只能试图用‘提靴带’的办法来进行，即抑制农业人口的消费，将他们的剩余生产物夺过来用于建立现代工业社会的资本装备……所以，农业、农村与农民是注定要为现代化付出代价；除非这个国家放弃现代化的努力，而一旦放弃这个努力，这个国家又如何在今日之世界自处呢？”这两个悖论当然是折磨人的，尤其是会折磨那些有着良知和正义感的人们。怎么解决这一悖论呢？一些从现代化中受益的经济学者，干脆选择以悖论为结论，将牺牲农民的利益作为当然，同时为农民开出空头支票，到处兜售“农民会从现代化中受益”的骗子话语。然而如卢周来这样有着不忍之心的经济学者，所选择的是另一条道路，他们无法任良心受悖论的任意摆布，不仅要正视和说出农民并没有从现代化中太多受益的事实真相，还要知其不可而为之，设法走进现代化进程中受害者的处境和身心，并为改善他们的生存状况尽绵薄之力。
真正的思想者看到的是本真，说出的也是实相，他们不打理论的旗帜。关于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处境，作家韩少功也写过类似文章，指出近些年来的经济发展，交通运输和通讯联系条件的改善，并没有像人们预计的那样，使农民的生活“好上加好”，相反，却加剧了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的凋零，使农村中的资金更快地流入城市。如不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农民要改变自身的命运，会变得越来越不太可能。
（三）
正是因为以现实生活为基准，卢周来为自己、也为他的经济研究工作定准了位。他反对主流的乐观主义取向的、为富人的经济学，在这种经济学中，他认为假象和欺骗正在大行其道，因此他所致力建设的，是服从于公正目标的、为穷人和弱势力者说话的经济学，他要为创造一个相对公平的世界而做出努力。他的《穷人经济学》一书，就完好地展示了他的这种价值取向和理论抱负，也是对此作出的一个有益尝试。
卢周来的工作无疑深具现实意义。我们身边每天发生着的那些事情，对富人的格外逢迎而对弱势者的漠不关心，正在毒害着我们处在的这个社会，它不是在将我们引向更加高尚和人性化，而是在纵容着粗俗与无耻。同时我又要指出来，他的工作又有着“苍蝇撼大象”和“牛犊顶大树”的悲剧性意蕴。放眼来说，这个世界的不公正、不平等，不是在一天天缩小，而可能是在一天天扩大，西班牙《起义报》不久前就曾刊出文章《两种全球化》，认为世界存在着两种全球化：富裕国家全球化与贫穷全球化；它们绝对不一样；并且正被看得见的高墙越来越明显地分隔开来。在这个高墙之内有不到三十个国家，其强大核心是七国集团，在这里生活着占世界百分之十一的人口，而且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产值的百分之七十（1993年时占百分之六十三点一），全球化对他们来说有利可图。如果不论国家，只谈论人，那么，地球上百分之六的人口（其中百分之九十八的人居住在最富裕的国家中）占据着世界财富的百分之五十九。与此同时，大墙外面则是另一种全球化，即贫困全球化、落后全球化和不发达全球化。在这种全球化中生活着地球上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而他们中，有百分之三十三的人正在饥饿线上挣扎〔2〕。卢周来以及其他还怀有正义感的诸君，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幅不乐观的世界图景。
（四）
被人称为“民族主义者”的学者王小东，在他所著的《信息时代的世界图景》一书中，断言未来人类社会的残酷场景，将极有可能是掌握着高技术的一小群技术精英（以及支配着技术发展的政治经济精英），安稳地生活在居于世界中心和统治地位的“高科技小岛”，在“小岛”的周围，是那些在教育上先天被决定、后天不足的大量无技术者。他们处在漫无边际的汪洋大海中，想尽办法也不能摆脱自己被奴役被控制的命运，只能在海水中无助地苦苦挣扎。王小东的这个比喻，非常形象地道出了我们存身的这个世界的某种实质。显然，卢周来不是坐在“高科技小岛”上的那种经济学者，他也拒绝走进那个“小岛”。
与许许多多渴望社会变得公正的人们一样，我同情和认同卢周来的选择与他的工作。常识与理性告诉我：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少为强者的声音，但是，为弱者的声音却总是稀缺着。常识与理性还告诉我：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然而，不平等、不公正之不完全性，却并不能构成我们拒绝追求平等和公正的理由。实际的情形往往是：假如我们舍弃了对平等与公正的追求，那么，人类社会将向不平等与不公正的道路越走越远。
谁能说人类社会会自动地走向正义呢？至少，人类上下几千年的历史没有说明这一点。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就在他的《远古以来的人类生命线》一书中指出，几千年来人类社会随技术发展与经济“进步”，人类间的贫富差距，不是减少了，而是在不断增大。周来兄在他的书中也屡屡提醒人们注意这一点。据联合国1988年的一份报告披露，今天世界上最富的三个人，其财富与世界上最穷的四十八个国家相当，而世界各国原本致力于维护公平所建立起来的所谓“经济安全网”，却彻底地将更多真正处于绝对贫困地位的百姓置于网外。而近半世纪以来世界范围贫富分化的愈演愈烈，则早已人所共知，无须多言。
谁能说公正已经不是我们这个时代居于关键地位的一个问题呢？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中国知识界兴起了一种似是而非之见，那就是社会公正并不值得宣扬和追求，值得追求的只是自由。一个不自由的社会当然不是人的社会，作为一个常识，我们永远也不能放弃追求自由，然而，世界上真的存在独立的、与其他事物不相关联的自由权利吗？那些把“自由”两字放进了大气中的人应该去读读历史，尤其是他们所赞美的自由帝国美国的历史。稍微对美国的政治制度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在美国这个“天上之国”，人们所享有的权利并不仅仅是自由，同时，美国也具有着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良好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以及为防止垄断、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而建立的各种维护劳工阶层权利的组织健全的工会和诸多配套法律制度措施。这些捍卫公正的法律与制度是如何产生的呢？当然不是天生的，不是富人发善心施舍的，而是美国劳工阶层与大公司、大财团相斗争的产物。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一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社会因为当时愈演愈烈的垄断和劳工阶层相对贫困的不断加深，曾爆发过规模宏大的劳工阶层反对垄断、争取自身经济社会权利的政治运动，这些绵延起伏的劳工运动，最终迫使大资本家们不得不做出了许多让步。劳工阶层是在争取公正的斗争中，实现了美国社会的相对公正。
与那些对讳疾忌医、对“平等”与“公正”四字怀有恐怖感的人的感觉相反，美国社会的立国基础之一，即就是平等。名扬天下的法国哲人托克维尔早就指出了这一点。在《民主在美国》一书中，托氏反复强调，民主、自由、平等、宪政、共和，在美国的意识形态谱系和现实制度架构中，是循环往复相互支持互为补充的，美国的民主自由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没有平等观念的普及与相应制度的保障，便也没有美国式的民主宪政政体的诞生。从美国的历史中不难发现：美国式的自由，并不单纯是从对自由的追求中生发，自由如果离开了公正，那么，这样的自由就像甘阳先生所说的，只是少数人的自由、贵族的自由，而不是多数人的自由、平民的自由。那些因为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等痛苦经历，而反对言公正转之倡自由的人并不完全错，但他们的确有“将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的嫌疑。如果在对平等、公正的追求中，同时牢牢地捍卫自由和对世界保持开放性，那么，平等与公正的话语，又怎么总会被扭曲成专制与暴力呢！
周来兄明白这种道理。他在研究经济的同时不忘进行道德观察。在《从威廉公爵的葬礼说起》一文中，他说，资本主义在二十世纪之所以步入其黄金时代，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较妥帖地处理了经济与道德的关系，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有效地在全社会范围内协调了效率与公平、经济与伦理的背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内的“道德”化，恰恰是社会对平等的呼声转化为了政治力量、弱者对强者形成了话语和制度制约的结果。
有为争取公正的斗争，才有平等自由权利的普及，没有斗争，天上会“掉下馅饼”吗？不可能。与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道德”形成鲜明对照，周来兄敏感地注意到，有“道德”的经济，实际上又是有范围的，“二十世纪的发达资本主义，尽管在国内越来越有道德，但这种道德一方面建立在它们可以从外围国家获取足够剩余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更没有将这种有道德推己及人”。
无庸讳言，今天，中国的知识思想场域为富人和自身说话的声音是大而又大，那些穷困的人、无法表达出他们的心声的人，他们的权利如何才能实现呢？有良心的知识人需要对此作出痛苦抉择。周来兄是决意要戳穿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的那些假象了，他不会再在那种似是而非、无关痛痒的话语中生活，他要面对的是那些困扰着中国社会的真问题。这当然是要有付出的，诚如他在《知识分子的人生经济学》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如果要以“言”作为人生的净收益，那么，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就需要继续发扬传统知识人的那种风骨——不计算“短期”成本－收益。这当然就很不“经济”，然而，作为知识分子，或者周来兄那样的经济学者，所要超越的，也正是那种单纯“经济学看问题的方式”。
注释：
〔1〕见《经济观察报》2002年9月30日。
〔2〕见《参考消息》2002年7月29日。
“窑洞对”之后
——黄炎培晚年三题
？ 袁小伦
众所周知，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夕的1945年7月初，社会活动家、
中间派人士黄炎培到延安访问期间与中共领袖毛泽东有过一段关于“兴亡周期率”和“民主新路”的著名对话。近来有人还将它比美于传颂千古的“隆中对”，并称之为““窑洞对”。“窑洞对”不间断地成为政坛学界和媒体所津津乐道的常谈常新的甚至时尚的话题。人们在谈到“窑洞对”之后的黄炎培时，一般都会说“窑洞对”成为黄炎培一生的转折点，从此他倒向中国共产党，而毛泽东与黄炎培的交往也只是成为领袖对名流的关爱和名流对领袖的景仰的雅趣佳话罢了。这些谈论大体来说都没有错，但都因难免有些流于表面化而未能进入历史的深处。
一、在毛蒋之间左右为难
延安之行确实使年近七旬的黄炎培的感情天平倾向于毛泽东。当时与黄炎培同行的对毛泽东很有成见的傅斯年就非常看不惯黄炎培等人的亲共举止，他讽刺地说：“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去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等，把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