颐亲钪湛刂谱×薙ARS，目的达到了，我们就为曾经犯过的错误找到借口了吗？难道只要把庙搞富了，方丈贪点污，受点贿，养几个女人就不算什么？所以，只要我们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牺牲环境这样的“小代价”是值得的。现代化的欲求带来了中国的迅速发展，所以现代化目的论也正不断成为当今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强力意志，认为只要发展了，经济增长了，什么问题都能解决。这种现代化信念带来的“增长癖”使得我们可能通过耗尽地理资源和支持人类生命的生态系统，并把这种枯竭当作目前的纯收入这种方式来达到“发展”的目的。早就有人指出，中国的发展主要建立在两种“剥削”基础之上：自然和农民，前者是发展的代价，后者是生态报复的承担者。在中国；哪一次为了分流泄洪不是以农民的家园、财产和庄稼为牺牲对象呢？目前中国最充沛的东西就是廉价的农业劳动力，而中国要用全球百分之七的耕地和百分之七的淡水养活全球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其发展的战略似乎只能是“科教兴国”了。带着“宁愿六十岁死于癌症，也不愿二十岁时被饿死”的辩护理由，为“解决温饱”，只有依靠一切技术手段来提高产量，结果是大量的化肥和各种化学农药的投入，造成土壤的高度硬化和贫瘠化。在一亿公顷的耕地中，已有十分之一受到高度污染，三分之一发生灌溉用水流失和土壤侵蚀，十五分之一盐化，还有近百分之四正在沙漠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中期近三十五年的时间里，由于都市化和工业化发展需要，至少一千五百万公顷的耕地被征为非农业用地——相当于法国加上意大利耕地的总面积。目前中国的工业生产，将近一半靠高投资、低产出和高污染的乡镇企业，其中不少是我们一再禁而不止的小造纸厂；百分之七十五的能源来自烧煤，结果总土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难逃酸雨侵袭。为提高肉的产量，各种禁止使用的饲料、激素在泛滥，导致人们的健康遭到极大的威胁，肥胖、癌症等各种疾病迅速上升。现在，不少动物的饲料中掺入了生长素、催乳素、促产素等，特别是乙烯雌酚，瓜果、蔬菜可以用激素催熟，黄鳝、虾、蟹等靠雌激素饲养，长得又肥又大。由于经常食用这些食品，城市儿童的肥胖、性早熟已经成为家长们的一大苦恼，为此，有的医院还专门设置了一个新的科室——“儿童妇科”。刺激增长带来的“消费膨胀”还制造了大量的生活垃圾和污水，严重地污染着城市周边的水源。由于旅游、能源与航运的过度开发，中国重要的江河几乎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为了刺激“内需”，有不少人拼命鼓吹中国发展私人汽车，殊不知由于汽车带来的污染，目前全国六百多个城市中，百分之九十九的空气质量低于国际标准，而为适应汽车发展，必将增加大量的交通设施，我们又将失去更多的耕地和森林。目前我国每年流失七十万公顷土地，而增加一千四百万人口，所以，我们必须追问，国人在向“小康”奔进的同时能够保证为后代留下足够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吗？
从国际关系来看，环境与自然的破坏不应只由发展中国家来承担，其深层问题在于世界政治经济力量的不平衡所导致的权力－依附关系。支撑现代化意志的理由还有“不增长就死”、“不消费就倒退”这个可以“与国际接轨”的流行观念。按照世界体系论者的观点，现代社会是一部建立在国际等级差异基础上的“依附体系”。因此，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在发达国家，如果人们不消费或者是低消费，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失业反应，甚至导致经济崩溃；相应地，发达国家的消费阶层一旦减少消费或不消费则意味着依附于它们的发展中国家将失去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外汇，其国家的农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就会失去国际市场，经济增长就会停滞乃至倒退，贫穷将进一步加深。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富人在剥削穷人，而似乎是富人拯救了穷人；不是经济殖民，而是经济救助。所以在中国，有的地方因为下岗职工太多，在人大会议上竟然呼吁：“欢迎国内外资本家来剥削我们！”出现这种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依附于发达国家这一事实，有奶就是娘！所以，只要全球性“核心”与“边缘”的“依附”关系得不到解决，发展主义就必将成为一种现代性信念。在这种信念支持下，科教兴国没有错，“不增长就死”，不消费就会失业，按照这样的逻辑，世界和平就会让制造武器的工人失业，拒绝犯罪就会使警察失业，健康长寿就会使医生失业，不破坏地球人类就要失业！
因此，发展到底是“指路明灯”还是“现代化陷阱”，这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现代性难题。但不管怎样，发展的利益不能高于一切，我们赖以生存的一切，我们的生态环境，我们的人权自由，我们的文化传统，没有一样是低于它的价值的，没有一样是可以为之牺牲的。消除战争，拒绝污染，远离恐怖主义，关注弱势群体，抢救和保护自然历史文化遗产，社会平等，政治民主等等，都不比发展次要。
三、技术享受与消费民主
消费主义是当今世界的另一重要意识形态，刺激内需、提倡消费，目前也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策略。从生态政治的角度来看，根本就不存在消费的过剩，而是消费的不平等。因此，生态危机正在挑战现代性的自由、民主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对生态的破坏应该由那些享受技术的人来承担。
商品和消费主义制造了现代人无尽的生活欲望与冲动，百货商店、世界博览会、游乐园、广场……汇集陈列着各种近在咫尺的狂欢要素与欲望对象，在商品世界的包装下，日常生活处处充满了惊喜和渴求。在商业主义的追逐下，消费主义不断地宣扬新技术给人们带来的享受幻觉，从各种护肤品到保健药，从家庭装饰到豪华轿车，从节能冰箱到智能洗衣机，从高清晰电视到数码摄像机，还有不断升级的电脑……技术创新就能满足一切。然而，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新时代技术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不断增长地使用和消费任何种类的存在者，这个时代以消耗自然与人的身体作为前进的动力。经济的飞速发展依赖于迅速的消耗，依赖于不断替代的新产品，并因此而拒绝使产品长寿，因为获益的欲望只有在不断的替代中得到暂时的满足。事物是为了消耗而被生产出来的。它们越快地被耗尽，它们就越快地越轻易地被替代。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一部彩电可以看十年，那么，有多少个彩电生产商要破产呢？如果微软五年一次技术升级，那么比尔·盖茨就会利润锐减。如果说传媒的功能就是制造遗忘，不断用新的资讯洗刷人们的记忆结构，那么，技术的功能就是不断地改变人们的想象，技术使人相信“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而实际上现代技术的飞速发展早就超过了人们的想象力，当贝尔发明电话的消息传到英国时，其邮政总长断然宣称：“美国人有电话需求，我们没有，因为我们有许多邮差。”而美国某市长听到发明电话的消息后欣喜若狂，说：“我可以预见，终有一天，每个城市都会有一部电话。”从今天来看，他们的想象力贫乏得让人可笑，然而，从未来来看，我们的想象力也许同样可笑，技术之所以取代了神话，就是因为我们不再需要想象了，现实已经超过了想象，有了技术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有了技术还有什么是不可以供人消费的呢？不是已经有人花巨资随宇航员到太空去旅游过了吗？
然而，消费主义的一大悖论是：一方面是人造物质的丰富乃至过剩，另一方面却是自然权利的匮乏，工业化、都市化和技术化创造了新的“稀有之物”：“空间和时间、纯净空气、绿色、水、宁静……在生产资料和服务大量提供的时候，一些过去无需花钱唾手可得的财富却成了惟有特权才能享用的奢侈品。”当穷人们尚在为温饱和生存而挣扎时，现代都市人却在大谈健康权、健美权、空间权、假期权、知识权和文化权等等，那么，是谁剥夺了人类的自然权利？谁又在重新分配这些权利呢？法国后现代理论家波德里亚指出，这些作为消费口号和民主符号的新的社会权利的出现是富有象征意义的，“新鲜空气权”意味着作为自然财富的新鲜空气的损失，意味着向商品地位的过渡，意味着不平等的社会的再分配。消费主义把所有具体的自然价值逐渐转变成为生产形式，转变成为经济利益和社会特权〔20〕。因此，消费意识形态的本质就是体现在消费行为中的社会关系，消费成为权利分配和社会地位、社会身份想象的方式。
从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关系来看，消费的差异明显地展示出破坏自然能力的差异以及承担自然风险的差异。以日本为例，其森林覆盖率达到百分之六十以上，环境保护得相当好，但是，日本人将自己对自然的依赖与索取转嫁给许多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从它们那里进口木材和能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恰恰是建立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基础之上，而发展中国家往往又把这种剥削转嫁到对自然的掠夺上。按照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发表的《1998年人类发展报告》的统计，世界军备开支每年为七千八百亿美元，毒品开支为四百亿美元，欧洲酒精开支为一千零五十亿美元，欧洲香烟支出为五百亿美元，日本商人的生活费支出为三百五十亿美元，欧洲和美国狗食消费支出为一百七十亿美元，欧洲冰淇淋支出为一百一十亿美元，美国化妆品每年支出八十亿美元。而与之相对的是，第三世界许多基础性设施的开支面临严重不足：基础教育支出每年六十亿美元，供水和卫生设施每年九十亿美元，健康与粮食保障支出每年一百三十亿美元。也就是说，仅仅欧洲每年用于冰淇淋的消费（一百一十亿美元）就足以满足那些生活在贫困状态下的人们建立基本的卫生设施和饮水设施〔21〕。从用电量来看，非洲人均商用电力资源为零点五千瓦时（即一度电），亚洲人和拉丁美洲人为两到三千瓦时，而美国人、欧洲人、澳洲人和日本人则为八千瓦时。单是人口占全球百分之四点一的美国人就消耗全球能源总量的百分之二十五。美国平均每人每年烧掉五吨石化燃料，而中国人只有零点八吨。以一个美国中产阶级的孩子为例，如果他活到八十岁，那么他一生将消耗八十万千瓦时电能，二百五十万公升水，二万一千吨汽油，二十二万斤钢材、一千棵树木，产出六十万吨垃圾。按照这样的数据，美国儿童的环境负荷率平均为瑞典儿童的两倍、意大利的三倍、巴西的十三倍、印度的三十五倍、海地的二百八十倍。可见，世界贫富差距既是消费的差距，也意味着制造垃圾和环境污染的差距。发达国家不仅享受高度完备的现代化技术物质，并因此构成对自然的严重破坏，同时，他们也有能力获得足够的自然权力，生活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而落后国家的人们往往是双重匮乏，成为生态危险的主要受害者。因此，发达国家的消费模式始终是发展中国家人民想象和追赶的目标，全世界的人都希望生活在北美和西欧或者东京，消费主义也必将成为全球性意识形态。而事实上，许多发达国家的消费存在着严重的浪费问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一大景象。
但是这里存在着另一个问题，正如英国社会学家莱斯利·斯克莱尔（Leslie
Skair）发出的疑问，当许多理论宣称一个国家与区域在剥削另一个国家和区域时，“难道这意味着即使那些生活在北美的穷人也在剥削生活在南美的富人吗”〔22〕？所以，我们有必要从全球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问题。不管是在民族国家之间还是在民族国家之内，这个世界依然可以分成两大对立的阶层，一方是消费阶层，另一方是穷困的非消费阶层。真正对环境造成伤害的是消费阶层，那些享受轿车、空调和豪宅的人所制造的垃圾、对臭氧层的破坏、对大气的污染远远超过了那些一无所有的人群。世界人口中最富有的百分之二十所得是最贫穷的百分之二十的九十倍，能源消费高出十一倍，肉类消费是十一倍，汽车数量是一百四十五倍，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则是二十倍。表面上看，世界上的穷人，如非洲、南亚、南美等地的许多地区的人们，在疯狂地砍伐原始森林、破坏山地、开垦农田，使土地裸露在阳光和暴风雨中，带来大量水土流失甚至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