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一个弹子房，一个保龄球场，还有几间酒吧。弗洛伊德的哥哥詹姆斯·霍尔说，锡代利亚一年只有两个季节——“我们只有冬天和夏天，冬天很冷，夏天很热”。
维维安·道尔顿·朗记忆中的弗洛伊德“是个好孩子，干净整洁，身心健康”。弗洛伊德从小就住在维维安家的对面，常和她一起玩皮纳克尔纸牌游戏。朗回忆说，“锡代利亚是个富有人情味、美妙的地方，非常适合居住。即使你晚上在街上走也很安全。但那是很多年以前了，那个时候，邻居们经常互相串门儿，坐在门廊上一起聊天儿。”
弗洛伊德和许多大萧条时期出生的美国孩子们一样吃苦耐劳。他弟弟说：“弗洛伊德从来不做游戏，因为他没时间。”他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在塔利斯—霍尔乳品店的麦芽车间配苏打水。这个乳品店在锡代利亚那个小地方特别受欢迎。詹姆斯说：“在炎热的夏日里，人们都喜欢去那儿，你会看到大伙儿都在那儿舔着圆筒冰淇淋。”弗洛伊德的朋友埃尔伍德·麦克基尼回忆道，“每次店老板一走，弗洛伊德都会让我敞开肚皮地吃各种各样的冰淇淋，他可真是个好人。”
弗洛伊德工作很卖力，因此挣了点钱，于是他就会给身边的人一点零花钱。他的妹妹玛吉·霍尔回忆说，“我曾经为了五分钱给他擦过鞋。我把那些鞋擦得发亮。擦得特卖力气。我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很有钱。”
一天，弗洛伊德的父亲因为他花钱的事情大发脾气。弗洛伊德和他的铁哥们儿霍华德·赫林用各自攒下的积蓄合伙买了一辆二手的福特ModelT敞篷车。但父亲觉得他们花的钱太多了。他发怒并不是因为他的儿子，而是因为卖车的那个人。詹姆斯·霍尔记得当时“父亲去了卖车的那个人那儿，把他痛骂了一顿，说他要价太高。他觉得是他们卖车的把价钱抬高的。那辆车竟花了我们35美元”。
弗洛伊德非常喜欢那辆车，冬天的时候，他常常把冰冷的座位上的雪扫掉，然后开着车去上学。那个时候还没有人意识到，这年轻的、疯狂喜欢汽车的弗洛伊德·霍尔不久后就会为美国做出贡献。美国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一场高度机械化的战争，而这场机械化战争的关键便是飞机，因为飞机是所有机械中最精密的机器。“当时西方各国已处在内燃机大行其道的年代，这一点对于盟军的空军而言是无可比拟的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军用飞机结构复杂、价格昂贵、作用至关重要。那个时候需要大量会修修补补的人来担当这些军用飞机的飞行员、机务人员以及维修工人。像弗洛伊德这样成天摆弄35元买来的小汽车的年轻人，还有那些在自家农场上修理拖拉机的农村孩子们都会在战争中帮助美国赢得空战。相比之下，日本的机械化程度就远远比不上美国。在日本，研究机械的年轻人要少得多。“1939年3月23日，零式战斗机在首飞之前被拆卸后装上牛车，经过一路颠簸运到了本州各地的大型海军航空基地。这可真是个不好的兆头。”
弗洛伊德的朋友威拉德·丘宁后来回忆道，“我们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第二天就去报名参军了，在一个星期后的12月16日被召集。我们一起登上了去圣路易斯的火车。在那儿有不同部门的征兵人员，而我们全都站在了海军报名的队伍中。”弗洛伊德的弟弟说，“父母对此也没什么好说的，弗洛伊德已经21岁了，是个成年人了。”在填写“参军理由”一栏时，弗洛伊德写道：“为国效力。”
在圣路易斯，海军的主考官们注意到弗洛伊德·霍尔身高至少五英尺七英寸，体重128磅。这个来自密苏里的年轻人，现在正和成千上万的美国男孩儿们一起准备出发去打仗了。
20世纪40年代初期，男孩子们是如此的渴望飞行，这一点不足为奇。1944年和1945年两年时间里，有许许多多的飞行员们从北太平洋的航空母舰上起飞投入战斗，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出生在20年代早期，生长于飞机发展的黄金时代。在那个年代，最初的“马力”继续转变成各种各样的机械装置，对于年轻的美国男孩子们来讲，一提到飞机和飞行员，他们便会感到无比兴奋。他们成天翻看杂志上那些有关一次大战飞行员的战争故事，比如《红爵士》和《埃迪·瑞肯贝克》都是当时很流行的故事。人们就“英勇无畏”这种精神展开了一项科学研究，其成果之一便是《精神之解析》，这本书在20年代的时候就做出预测：“未来富有冒险精神的年轻人若想在战争中赢得荣誉，就会选择去当飞行员。”
在美国最有名的一个人，也有人说是20世纪最著名的一个人物，是一位叫做查尔斯·林德伯格的飞行员。在大学里他是个吊儿郎当的学生，可在他第一次驾驶飞机之后，他的命运便从此改变了。后来他回忆说，他觉得自己在飞行时已经完全忘记了过去，他所感受到的“只是眼前这个奇异的、永恒的空间，这里充满了美轮美奂的景致，也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危险”。
飞行成了他眼中的新鲜事物，想起来就像西部拓荒一样刺激。尽管他只有8小时的飞行经验，而且压根儿就没有单独驾驶过飞机，但他根本没用出示飞行执照就买到了他的第一架飞机。林德伯格解释道，“他们并没有要求看我的执照，因为1923年那时候不是非得有执照才能开飞机的。”
后来林德伯格成了一名飞行特技表演者。他去了许多城市办展览、做飞行表演。他和同伴们“每到一个地方都会为了吸引观众首先进行一场挑战极限的飞行表演，在离开的时候还会再表演一次，这样一来，那些观众们就会觉得他们的钱花得很值”。林德伯格是用生命在冒险，他说，“我注定最后是因飞机失事而死的，但如果还能让我在死之前飞上十年的话，我就觉得我这辈子过得值了。”
1927年5月20日，长岛罗斯福机场，林德伯格与他的“圣路易斯精神号”飞机准备开始横跨大西洋的单人飞行。他随身只准备了5个三明治。《航空文摘》的主编问他这些三明治是否够吃？他答道：“如果我到了巴黎，我就不用再吃三明治了，如果我到不了巴黎，我也吃不成三明治了。”他妈妈对报界说：“明天是星期六，是个假日，对于我来说，明天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也许是最伤心的一天。”那天晚上，全世界的人都进入了梦乡，查尔斯·林德伯格独自一人飞翔在大西洋的上空，“没有一个现代人像林德伯格那样战胜了如此极端的挑战，就连哥伦布独自航行的时候都不能与此相比，这是对勇气和能力的考验。”
33个半小时后，林德伯格驾驶的飞机盘旋在巴黎郊外一个飞机场的上空。令他感到吃惊的是，他发现有15万人在那里等着他。《纽约时报》用大号标题刊登着“林德伯格做到了”，他这次令人难以置信的壮举整整占去了这份报纸的5个版面。柯立芝总统派遣一艘海军运输船将林德伯格和他的飞机运回美国。当这位新诞生的世界名人在曼哈顿一号码头靠岸时，早已有30万人在那里等候着他。这一天被定为“林德伯格日”，纽约市所有的政府机构、学校和金融交易所在这一天都放了假。全市的人们都上街热烈庆祝，有300万人参加了庆祝游行。有关他胜利归来的报道占据了第二天《纽约时报》的16个版面。
林德伯格的自传因此大卖特卖，极为轰动。他的故事被编入了教科书，学校里的孩子们都写作文来称赞“幸运林德”的英勇事迹。当他在全国巡回的时候，大约有相当于全国
人口1/4的观众，也就是说有3000万人目睹了他的风采。1927年年末，一本叫做《时代》的新杂志试图通过发行一版“年度人物”来扩大销量，而获得年度人物这份殊荣的就是查尔斯·林德伯格。
“林德伯格飞越大洋的时候我7岁，”来自纽约布朗克斯的飞行员艾德·保曼回忆道，“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他是只‘孤鹰’。在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林德伯格所做的一切没人能做到。”
出生在纽约市布鲁克林的布鲁斯·海斯早在二次大战之前很久就酝酿着想要飞行的冲动。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喜欢从报纸上剪下飞机的图片。他说他至今还保留着那本贴着图片的剪报簿。“载着林德伯格的运输船在纽约码头靠岸的那年，我5岁。他的飞机也在那艘船上。从那时起，我开始迷恋上了飞行。”
还有一些人远在其他城市，他们也热爱飞行。来自西弗吉尼亚州金伍德的年轻人查理·布朗只是在报纸和电影上见过飞机，但是这就足够说服他在1942年8月去报名参加海军的飞行项目。
有些职业在人们心目中非常了不起，人们称之为“酷”，而飞行员就是当时最酷的职业。后来参加过太平洋战争的阿奇·克拉普告诉我，“我在迈阿密长大，我女朋友的父亲是东方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他是街坊邻居心目中的英雄。”
全国的男孩子们都喜欢做飞机模型，都梦想着有朝一日能飞上蓝天。“我就是那些喜欢做飞行模型的孩子们中的一个，”艾德·保曼对我说。“为了加入美国少年飞行者协会，我还曾寄出过10美分的会员费。那是一个飞机模型制作爱好者的组织，我现在还保存着会员证。”
来自泽西城的飞行员乔治·海尔斯伯格回忆说，“那时候我和哥哥自己做模型飞机，然后以每架10美分的价钱出售。我们看了好多书来研究飞机。我认识的飞机比那些经过训练的水手还多。我们非常喜欢飞机。”
这本书里每章的第一页上都有一幅漂亮的飞机素描，它们均出自格雷迪·约克之手。他住在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市戴奥街1058号，那里是他长大的地方。谁也记不得格雷迪最初是怎样开始对飞机感兴趣的了，他到底有多大的兴趣也没人记得。但他于1943年2月6日报名参了军。在“休闲活动”一栏中他只填写了一项：“按比例制作飞机模型。”
格雷迪·约克的个头儿看上去根本不像个能打胜仗的兵。报名参军的时候，他身高只有5英尺4英寸，体重只有106磅。然而，像格雷迪这些小块儿头士兵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却第一次真正被授予了胜利的荣誉。空中作战要求机枪手和无线电技师能够蜷缩在驾驶员身后那狭窄封闭的空间里，而格雷迪正好适合这样的工作。
他的妹妹珀尔·约克·迪芬德弗告诉我说，“他是个好看的小伙子。他总是穿着时髦的衣服。他有一些和认识他的金发碧眼的姑娘们合拍的照片。”照片上的格雷迪年轻、有魅力、光洁的橄榄色皮肤、黑色的卷发，帅气而纯真的脸庞洋溢着热情的微笑。或许是他瘦弱的样子吸引了那些女孩。他的表妹贝蒂·赫克尔贝里直率地说道，“我曾经深深迷恋过他。我非常崇拜格雷迪。”妹妹珀尔说，甚至连家里的猫“都喜欢他，他走到哪儿，猫就跟到哪儿”。
格雷迪和珀尔的父亲是个木匠，他们的家里很穷。童年时全部的娱乐就来自吊在后院大树上的一只轮胎。有时候爸爸会拉回家一货车锯屑让孩子们跳进去玩。“我们那时候天天吃豆子和意大利面条，”珀尔回忆说，“好久好久才能吃上一顿牛排。至于糖果更是吃不着。我第一次吃泡泡糖的时候都7岁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吃泡泡糖。”
处于格雷迪这种境遇下的小孩子会梦想着有一天能高飞——或许这并不十分令人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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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老歌，歌名为《牧场是我家》，当中有句歌词描绘了一个纯朴的美国小镇，就是这个镇上走出了许许多多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男孩子。
没有遮天蔽日云，
只有激励人心话。
格伦·弗雷泽的家就在牧场上。他在堪萨斯州的阿索尔长大，那里离这首歌的词作者布鲁斯特·希格利居住的小屋仅有6英里远。这首歌后来成了堪萨斯州的州歌。格伦红色头发、脸上有雀斑、个性纯朴率真，如果不是因为他那时候觉得得去帮助他的国家，他也许一辈子都会呆在堪萨斯家乡的农场上了。他报名参军那年只有17岁半，在“参军理由”一栏中，他只写了一个词——“战争”。
格伦长大的那座土里土气的小镇似乎更像是一座19世纪的小镇，那里几乎看不到20世纪的影子。收音机是乡下惟一普及的家用电器。大多数家庭那时还没有电话和自来水。“当时在这儿修筑铁路的主管的妻子名叫阿索尔，所以这里就叫做阿索尔了。”格伦的表哥尤金·弗雷泽告诉我说，“这里人口最多的时候有400人。铁路修完之后，人口数就降到了200。”
“格伦的祖父